官箴文化的演变与借鉴

——郭成伟教授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郭成伟 1946年3月生，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法律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曾多次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作有《新中国法制建设50年》、《社会犯罪与综合治理》、《当代司法体制研究》、《唐律与唐代吏治》、《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等20余部，发表论文30余篇。

　　中国的法律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我们怎样来认识它，可能各有各的体会。今天我想就官箴文化与大家做一点交流。

　　众所周知，所谓 “官”就是掌权的为政者； “箴”音同针灸的 “针”，在古代，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一般要通过针灸打通穴位，使气血顺畅。如果官员有病，该怎么医治？一个是靠法律的监控，一个就是在思想方面的启示和告诫。所以官箴文化不是普通的文化，而是专门针对官场的。在行政方面，它要解决行政管理的弊端；在司法方面，它要解决司法的公正公平；在文化层面，它是解决官僚政体病症的方法，要触及它的深层问题。它贯穿于整个立法、执政、司法的过程，因此它是所有执政者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

　　俗话说 “人有病天知否”，这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君王，君王的病不见得自己知道，所以要问之于“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实际上“天”就是民心。那么，怎么能够治官僚、君主的病？就要收集老百姓的反映，把它们汇集成箴言，然后进谏给帝王，让他有所警觉和借鉴。这就是最早的“箴”的来源。 “箴”是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的，因为下层最接近实际，最能感受到行政失误和司法弊端，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经过升华，转变为箴言，成为带有警示与告诫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