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央党校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这也就注定了这期间它所主办的所有刊物也都只能是内部刊物，包括那份因组织了真理标准讨论而负有盛名的刊物《理论动态》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有了变化，标志就是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份对外发行的刊物《理论月刊》出现了。在相当一段时间，《理论月刊》是中央党校唯一的对外刊物。而我本人，从1984年到1988年在《理论月刊》编辑部工作过。不过，因为那时我只是刚刚大学毕业，所以我当然不是最有资格为它作传的人。即使我要写，合适的时间也不是现在，因为我还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这篇小文完全是在朋友的催促下，重提一些值得回味的往事而已。
《理论月刊》是在蒋南翔直接关心下创办的，因为要搞正规化，而对于一个高级学府，一份对外的学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内情”、“政策”可能会因为具有敏感性有些时候不好对外的话，“理论”则肯定是越为人知、从而越为人信越好，这应当是《理论月刊》创刊的最直接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份刊物创办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不夸张地说，至少是做到了办刊宗旨纯正，办刊人员敬业，办刊质量上乘——在那个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都蓄足了势，要强力发轫的特殊历史阶段，《理论月刊》力求推进理论探索，力求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当时的分工大致是这样：一位主编，一位副主编，再就是几位年富力强的主力编辑各自领衔一个小组，大概是分了四个小组，实行各小组轮流当班制。每逢当班，这个组就要从组稿、改稿、编栏目、排目次、看校样一条龙统管，等刊物出来了班才算当完。此外，编辑部还设有办公室、资料室、打字员、联络员（主要是跑印刷厂）。
当班是一个硬任务。每期的第一篇文章叫“打头文章”，要特约一位省部级领导或是某个领域的高水平学术权威来写。其他几个栏目一般也要各约一篇重点文章来压阵，之外主要就是采用来稿了。当班编辑相当大的精力要放在打头文章或重点文章的组稿方面。因为所约文章要最大限度考虑及时性，所以文章不能约得太早，这样当班编辑就等于给自己定了个倒计时。于是，一当班，第一件事就是操心约稿、催稿，争取尽快拿到举足轻重的打头文章。即便这样，交稿迟缓的事情很常见；自然是交稿越迟，当班编辑越急。打头文章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约着难，改着倒容易；有的约着不难，可改着难；更让人头疼的是约着难、改着更难的，这时才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组约来了体改委杨启先先生的稿子，写得很好，基本没有什么要改的，发表后不止一次听到好评。
稿子齐备了，就进入到改稿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因各组的成员组成与工作习惯不同，开展业务的形式也各有不同。朱乔森老师、祖佳音老师和我是一个组。朱老师说，我们采用三个人一起改的办法，一是能集思广益，另外也是帮我尽快进入角色。开始我还真怀疑三个人怎样一起改，结果这办法还真可行。一张书桌，朱老师居中，祖老师和我分坐两边，这就算拉开了阵势。由朱老师念稿子，过程中不管是谁发现了问题，就停下，三人一起琢磨、想办法疏通；最后一遍改干净。其间为了一句话、一个字反复讨论的事经常有，不过工作气氛很好，即便意见不同，也都是充分商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老师，对我很有雅量，这既是给我的一种示范，也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改刊物用的稿子和改一般文章不同的是字数的意识要很强。为了要合适的字数，要能够不伤筋动骨地一段一段删、一页一页删，这是编辑的基本功。毫无疑问，三人当中朱老师的意见是为主的。遇到难点，也是他的主意更多。朱老师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有相当深的理论素养，家学功底也好，有些文字上不容易转弯的地方，他不声不响地拿着毛笔蘸着红墨水圈一圈，或是加个什么字，就把意思表达得很妥帖、很得当，是有真功夫的。
朱老师待人谦和，话不多，语调和缓，脸上常有笑意。其实我进编辑部不久就发现了他的一个特长，就是擅长朗诵，一到念文件的时候，人们就自然要把文件交到他的手上，于是朱老师就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地朗读起来。说实话，朗读得是好，不过这时候，除了发声专业（特像播音员）以外，他那进入境界以后、如同是念自己文章一般不时变换的情绪，又让我有点儿想笑，当然我不敢：大家都是那么严肃地在集体学习。
“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上一代知识分子都憋着要把十年“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种焦急的心态也突出地表现朱老师的身上。一次我们出差，有20天左右，带一个大旅行包是正常的，而朱老师带的是一个有走轮的大的长方软包，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高档时尚的物品。更少见的却是，他这个包里书要占到五分之四强！这么多的书当然很沉，所以一走起来，包就“叽叽、叽叽”地叫个不停！这个方头方脑叽叽叫的形象，很像当时一个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阿图，于是，我就把它叫作阿图，其他几位老师也都一路开玩笑地这么叫它。以我所了解的朱老师的勤奋程度，不管白天多忙、多累，到晚上书他也总是要看的，可带这么多，肯定是看不完的，他的心思也很明白：宁可多带书看不完，也决不肯因为没带够书白白浪费了时间。调研期间，在重庆，当地的工作人员原本要安排我们去山水绝佳但还未开发旅游的风景地“小三峡”，被朱老师婉言谢绝了；后来在安徽，当地的工作人员又要安排我们上黄山，也同样被朱老师婉言谢绝了；因为怕我们太疲劳，回京的时候主编李公天老师特别关照给我们在学校要车，还是被朱老师婉言谢绝了，他真是从心里觉得不应该。
祖老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还曾经研习过希腊文。工作之外，年长的编辑当中祖老师和我聊家常比较多。生完孩子我自己带了一年多，就生病了，万不得已只能把孩子送到四川的奶奶家。这一送，不光时间长，而且当时觉得路费很贵，轻易也不能去看她。孩子送走了，我方才明白我和我幼小的女儿的关系之特别：她和我已经不可分割，她身在何方，我都牵挂着她，放心不下她，她简直就是我整个的一颗心！有时梦中是巨大的火车车轮有节奏的轰鸣声，那火车的方向也一定是奔向四川！有时白天也会“灵魂出窍”，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心事，祖老师一天下午在没人的时候给我聊起了孩子：我的心绪随着她的话起伏一番，还真是缓过了点儿劲儿。别人不是没劝过我，可我哪儿听得进去？她的话让我信服，因为我正走着她曾经走过的心路，她走出了好的前景！
朱老师已经去世了；而自从调离编辑部，我也没有再见过祖老师，可他们当日的音容有时会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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