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指望通过指标和计划来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突破。”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我们不要把精力放在影响对方身上，参与即可。”
“如果来自民间的对艺术有追求的集体或个人能够有所建树，我们文化领域的多元性会得到促进。”
“文化创造力的昂扬与衰微，与一个时代社会整体的精神品味和现实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报见习记者 刘诗萌报道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与软实力建设存在诸多焦虑与选择，文化输出似乎也捉襟见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对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跨文化传播方向的孙英春教授。
民间力量未充分启动
《中国产经新闻》：最近，澳大利亚正在筹资准备在新洲的中央海岸建立一个大型的中国主题公园，不过在园区设置上，依然是一些中国的传统符号，比如紫禁城、佛教、熊猫等，这反映出我们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存在哪些问题呢？
孙英春：其实无论从国外的标准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在文化领域的很多方面我们做得都不够。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不足是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的欠缺，影响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及行为的程度不高。最近推进文化软实力的都是一些政府和机构的行为，这是自上而下的工作，而这些作为并没有引发出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当然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个局面，但总的来说，媒体、政府、公众都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都采取澳大利亚的这种做法。难道中国对世界当代文化就构不成创新吗？中国就不能提出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产品吗？这种类似的中国主题公园是由个体化的机构或者是政府力量促成的，它的智囊和思想是非常单一的，这涉及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种商业化的模式把很多民间的创造性力量给排除出去了。
就拿近几年的中国电影来说，比如《小时代》、《后会无期》这类电影的火暴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电影人了，但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导致目前只有这样的电影才能赚钱，才能打入市场出现在院线上，所以这就是后果。由政府主导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可能会极大地影响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因为文化的创造力一定是来自民间的，而不是通过商业化的模式而催生的，商业化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化的一种摧残和破坏。这就好比你把田野都砍光了，只种下一种种子，是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政府放开一点，让民间的文化创造力自己去生长，慢慢生长，不能着急。现在我们太急着去提升文化软实力了，可是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不同，它太特殊了，你不可能指望通过指标和计划来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突破。
《中国产经新闻》：依您之见，民间的资本和民间的力量可以通过何种手段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孙英春：比如，中国的电影电视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进行，我到四川接触过一些想要投资影视的人，但他们觉得根本竞争不过北京和上海，不是在资金、技术层面，而是在人脉方面，他们打不通广电总局审查这条线，他们要付出的成本太高，太难了。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来自民间的对艺术有追求的集体或个人能够有所建树，那么就会大大促进我们文化领域的多元性。我们应该知道，没有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滋养，文化创新力的发育壮大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中国有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组织和民间文化资金，一定会使文化创新工作不再沉重而艰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会提高一大截。因此在这方面，政府要放开限制，争取做到真正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对外传播的这种软实力，不应该过多依赖政府的力量，或者以政府为背景的力量，我觉得很多企业都是国家形象的优秀代言人，我们要相信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捍卫的决心。
《中国产经新闻》：您觉得政府在文化领域应该有何作为？
孙英春：首先，我觉得政府要制定一些政策来抑制过度商业化的文化态势，这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最近这些年出版领域的改革都是向过度市场化发展，市场化的后果就是商业化，过度商业化就会使娱乐化、庸俗化的产物不可避免。其次是适度放开一些文化领域的限制和审查，对民间自发的一些多样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宽容和支持，多打开一些通道。这样会迅速形成很多股文化力量，对这部分力量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中国的作品审查等制度仍然需要在法制轨道上的完善，促进文艺繁荣和依法管理文化产品的法律制度和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由此也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文化领域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金钱至上的风气盛行。
当然我们在文化领域也是有一些进步的，但这些成就不足以让我们成为东亚的领先者，更不要说成为世界文化的领先者。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适当控制，比如对院线的控制，因为目前的排片模式会极大地造成院线对商业片的依赖，包括投资人对商业片的过度想象，这种投机的商业化的投资，让正常的文化种子如何出现呢？政府要在政策上努力，让中国文化发掘出更多有思想性、有人性的东西。
文化多元但不鲜明
《中国产经新闻》：您觉得中国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而受阻？
孙英春：东西方价值观虽然不同，但也要看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东西你不要指望西方能接受，比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样的片子，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许多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很成功的文艺作品，反而会引起西方的一些注意力，比如《老井》、《红高粱》，《芙蓉镇》等，但你不要寄希望于我们的东西能够影响他们，影响西方人的生活，这是不太可能的。
事实上，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我们不要把精力放在影响对方身上，这样很容易让自身都变扭曲了。我觉得参与就可以，因为中国现状的复杂性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代，等我们走出了目前的这一阶段，走出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能几十年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机会让世界看到一个新的文明曙光。但是现在还不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输出，而是展示，展示我们的存在，输出的概念也许是危险的，因为输出很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形态上的歪曲。比如近些年有许多歌手到维也纳去开音乐会，他们给国内的信号是在输出，而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大量钱财的活动，这种盲目的输出会造成文化的混乱。我们在文化输出方面做的这些所谓的努力，这种指标式的、跃进式的对外输出，等我们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很可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
《中国产经新闻》：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思想可以称为是世界文化的瑰宝，那我们在文化展示上应该如何利用好这些传统文化或者来自我们中国自身的优势呢？
孙英春：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比如日韩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认为自己是东亚文化的代言人，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还依然保持着东亚的传统，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受到这种影响。但中国在近百年的起伏变动之后，很难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就跟儒家的传统很接近。我们要承认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我们赶不上日韩，甚至中国台湾。但是我们不应该着急，要循序渐进，让文化的种子慢慢发芽，自己生长，不要过多干扰。
我们也不用特别灰心烦恼，因为中国这片土壤是非常肥沃的，这么多的文化多样性和人群的多元性，我们可以很快就长好，时间并不会很长，但是如果受到过多的干扰，这种势头就会减缓。这种干扰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府在指导的时候会有一些短期狭隘的目标诉求，包括一些相关部门和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有些问题，这就会造成一些后果，导致目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不到一个新的开始。实际上，我是期待这个新的开始的，我希望我们在文化领域不要变得更糟，应该走出低谷，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低谷，我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一段向下的一种趋势。但我还是那个观点，文化输出要结合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现状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实际。
《中国产经新闻》：您刚刚也提到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那您觉得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向它们借鉴的吗？
孙英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跟日韩进行对比，因为日韩从内部来说都是非常单一的国家，日韩的文化规模太小了，而中国的文化太多样了，中国也有特别现代的东西，这点你要承认。目前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是异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用一种单一的面目来呈现自己的文化，我们呈现的形式一定要区别于所谓的中国传统，就好比日韩极力传播的东亚的传统文化，那些都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展示的是中国内部地域的、族群的多样性，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国中文化最丰富的国家，由于中国的特殊性，我们绝不应该只用一种面貌面向世界。
创造力需慢慢积累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中国在这么多年的文化输出中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
孙英春：结合新中国在文化领域足够丰富的得失，我觉得我们应该汲取的经验就是，文化创造力来自于实践中的探索，是一个逐步的、个体积累的过程，它呼唤包容和多元，不会因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指导、干涉便能时时促动，它需要超越短视和功利，不会因为某些文化机构、商业部门的市场化运作而不断产生。另外，中国的文化不要失掉自己的节奏，美国的电影电视剧是越拍越快的，我们很多时候也跟他们学，接受了他们的节奏，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培养自己国家独特的审美和情趣，日韩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的节奏没有变化。
《中国产经新闻》：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文化缺乏创造力？那我们应该如何激发文化创造力？
孙英春：文化创造力的昂扬与衰微，与一个时代社会整体的精神品位和现实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就社会环境来看，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时代挑战，消费主义和现代性浪潮全面主导着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日益滥觞的文化商品化改造着中国社会既有的文化构造和精神体系，文化创造力因此而面临着极大的压制，期待在恰当的时机和条件下得到释放。就创造者个体来看，发展和提高文化创造力，创作者需要自我拯救，努力化解消费主义和文化商品化等外部浪潮对自身价值和信仰的冲击，妥善地保护文化冲动、精神信仰，只有从超越自我起步，才能走到百花盛开。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但必须经历。
从民间和公众层面来看，文化创造力来自创造者的心智、情感、精神，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智、情感和精神的呼应，需要大众的审美能力和品位的支撑，缺乏这个基础，创造力的提升必定是空话。就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拯救当代国人的心智、情感、精神和信仰，使他们与低级功利的趣味和欲望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进一步地，培养大批能够对文化和精神有敬畏之心的公众，本身就是文化强国的重要诉求，也是为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留下余地。
《中国产经新闻》：您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还有哪些期待？
孙英春：现在中国对文化软实力的讨论都千篇一律，其实我们应该尝试一些试错性的思考，做一些大胆的、创新性的尝试，哪怕是错的，也能出现一种争鸣的局面。这些都需要一些文化领域制度的宽容，来避免商业化、庸俗化、色情化。世界文化的趋势是向多元化发展，中国应该时时向多元文化的国家参照，同时我们不用担心来自单一文化的挑战，比如日韩，因为单一文化的影响是暂时的，大多都一闪而过，等中国文化丰富起来的时候，这些国家才应该真正的担心，这也是为什么日韩对中国文化如此小心和谨慎的原因，他们采取非常严格的政策来限制中国文化产品的进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庞大的群体一旦真正兴奋起来，威力将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要对中国文化保持信心，我们今天在世界文化中没有确切的位置，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时机未到，我们需要的就是在时机来临之前作好准备，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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