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他鄙视八股,屡试不第,遂专意古学。与宋儒及理学末流束书不观,侈谈性命不同,他反对空疏,重视读书,倡导实学。其治学之道,集中体现于《钝吟杂录》一书中。冯武称其“于是非得失处,非信而有征,不轻下一字”,四库馆臣称其“学有本原,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因其“学行有本”,深受晚清经世实学领军人物陶澍和左宗棠的推崇。陶澍曾节选并手书《钝吟杂录》作为修身良言,并以之训戒家塾子弟。左宗棠继陶澍之后,也称许其作“语语平实切近”,“粹然君子之言”。
冯班治学强调“学贵求实”,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他对治学之道的阐述。
首先,学问要实实体贴,不可虚空揣摩。冯班非常重视读书,他认为“圣人好读书,豪杰好读书,文人亦好读书”,“进德修业,只懈怠处,便是堕落处”,书不仅要读,还要持之以恒地读。“不以读书为学”而束书不观的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知圣人之道”,混同君子、小人之别,难免沦为“小人儒”,甚至泯为无赖市井。在强调重视读书的同时,他还指出,书中的道理虽好,却也需要读者实实体贴,只有实见实行,方能有所发用。否则,只如“白面书生不通事势”,变成无用腐儒,甚且为害天下。他主张“君子有心于古道,慎无以学术误天下”。所谓“以学术误天下”,是指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务实学,于古圣先贤之道,不能实实体贴,不能实见实行,只是高谈阔论,侈谈性命。“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倘若醉心这般“学术”,长此以往,不仅会误己误人,还会误事误国。有志于学习古圣先贤之道的人,于学问上需讲求一个“实”字,谨慎避免虚空揣摩。
其次,学问要原情考实,不可悬断是非。他见其从子冯武案头有《少微通鉴》一书,便正色教育道:“昔人之事,成败已见,得失显然,不须更翻公案。凡为此者,不过好立议论,求免耳食之诮耳。汝辈读书,须善审时势,不可一味将‘正心诚意’套语妄断前人。”意即过去的史事,其成败得失,早已论定,不可更改。我们应当“原情考实”,审时度势,“论利害”以“说是非”,具体而微地分析各种因素,尽力去掉虚假信息,求得史事的真实情况,不可一味用心性义理的套语妄断前人。况且,“好立议论,求免耳食”的学问,因其不实,便也无用。“读古人之书,不师其善言,好求诡异以胜古人者”,是最愚蠢的治学方式。不“见贤思齐”,反而“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菲薄古人”,这不仅会“贻笑将来”,也恐“有损盛德”。史事距今相去甚远,当下的事尚有无法细究推求之处,何况百世以上?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冯班秉持此种精神,认为对待史事中于意有所不合的地方,有是非疑惑却苦于没有证据证其为是或证其为非的地方,不妨阙疑,存而不论,万不可为“招合虚誉”而“悬定是非”。
再次,学问要学以致用,不可求快贪多。他说,“临大难,当大事,不可无学术”,废书不读是缺乏深谋远虑之举,尤其有才有德之人,更需要读书。但读书不能求快贪多,“开卷疾读,日得数十卷,至老死不懈”,不可谓不勤,却毕竟无益。因读得太快,文字尚且不能深刻记忆,遑论仔细分析,推求大意。如此,读书虽勤,效果却如同未读。程颐说,“一部《论语》,未读时是这般人,读了只是这般人,便是不曾读一般”。他十分认同程颐的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教人读书的方法最为“恳切”。《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广泛涉猎,但须是“读一句是一句,理会得一分是一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志·六艺略》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古人读书多是“为己之学”,并不求快贪多,他们更注重学到的东西能“通”能“用”,体之于身心则拙诚笃实,用之于事业则济众博施。治学之要,在于功夫上身,一以贯之。如此,读书虽慢,却能学以致用,终成其大。
《大畜卦》彖传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大象传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卦义告诫我们要“修学储能”,“取先贤之言教”以“助日新之盛德”。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重视学习,又不忽略践履,才是最快乐、最有益的治学之道。只有如冯班一样,反对空疏,倡导实学,重视读书,讲究学贵求实的治学方式,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文章原标题为《学贵求实——冯班的治学之道》,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5月30日第5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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