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史前、夏及早商时期一样，朱砂在殷墟文化时期的北方仍是较为稀缺的资源，只存在于规格较高的考古遗存中。通过对安阳殷墟及其他同时期情况进行分析，朱砂的使用从殷墟早期到晚期呈上升趋势。依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分为朱砂葬、朱砂祭祀坑和朱书文字三类。朱砂葬是朱砂使用情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本文通过对殷墟西区、大司空、孝民屯、徐家桥和侯家庄王陵区墓地的朱砂葬进行分析，发现晚商时期只有高等级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朱砂。从其使用情况推测，晚商时期朱砂在丧葬活动中的礼仪功能是主要的，用以体现死者的身份等级，同时或具有辟邪的功能。殷墟朱砂的来源，最大可能性仍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我国西南地区，不过特定时期也可能采用了来自陕西秦岭一带的资源。
朱砂，又称丹砂、辰砂，自仰韶时代至战国时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颜料和丧葬礼仪用品［1］。晚商时期，朱砂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商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中，晚商都城殷墟所发现的朱砂遗存最为丰富。早在殷墟发掘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朱砂的使用情况。李济最早关注到朱砂在墓葬中的使用，并将人骨涂朱的现象列为葬俗之一［2］。国外学者曾对殷墟甲骨卜辞涂朱所使用的颜料进行了科技鉴定，明确了这种颜料就是朱砂［3］。劳幹则简单介绍了朱砂在古代社会被广泛利用的情况，为后期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殷墟朱砂的研究广度有所拓宽，有学者梳理了殷墟出土的部分朱书文字，并进行了简单解读［5］。也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朱砂的应用进行了调查和分类［6］，或对国内外旧时器至青铜时代墓葬朱砂的提炼、开采和应用做过分析［7］。还有学者探讨了殷墟时期颜料的制备与使用，推测殷墟以“赤”色为贵［8］。笔者结合传说和文献记载，对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进行了资料整合与分析，认为朱砂是重要的礼仪用品，朱砂葬是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朱砂葬在晋南、豫西地区制度化过程及其背景做了探讨［9］。成果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近期出现一组对夏商朱砂研究的论文。贺俊整合了中原史前及夏商时期的朱砂奠基墓，探讨了朱砂的数量、地域、存续时间和使用方式等问题，分析了夏人朱砂奠基葬的来源和形成过程［10］。张国硕和贺俊深入分析了夏商时期朱砂奠基葬的推行原因、含义及过程［11］。马萧林［12］和余菀莹［13］分别对灵宝西坡仰韶时代和东周巴人的朱砂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我国史前及历史时代早期朱砂的产地问题也引起学界关注。我们对国际上朱砂分析的方法做了梳理，并对部分先秦遗址出土朱砂的案例做了分析，认为通过对朱砂进行硫同位素分析，未来有望通过更多的科技方法重建先秦朱砂交换网络［14］。最近还有学者对殷墟甲骨涂朱的材料进行了统计、梳理和探讨［15］。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经过近百年的发掘，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目前已知殷墟朱砂的使用量极大，但具体的使用方法、途径、规模尚未被充分认识。本文尽可能收集已发表的殷墟考古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殷墟朱砂的使用情况、文化含义及资源产地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以促进对晚商时期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资源获取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 殷墟朱砂的使用情况
依据使用场合的不同，殷墟朱砂的使用情况主要分为朱砂葬、朱砂祭祀坑和朱书文字三种。据统计，除出土朱书文字的遗迹单位外，殷墟使用朱砂的遗迹单位共有218例。其中，朱砂葬160例，祭祀坑58例。相较于殷墟数量庞大的墓葬和祭祀坑而言，商人在其他仪式场合使用朱砂的例子并不常见。
朱砂葬是朱砂使用量最大的考古遗迹。人骨涂朱、随葬品涂朱、墓底铺朱和人骨周围撒朱是朱砂葬比较常见的几种形式。还有少量的朱砂出土于车马坑中。后冈［16］、武官村［17］、武官村北［18］、小屯乙七北组墓葬［19］、小屯乙五基址、小屯乙七基址［20］、小屯丙九基址［21］、小屯西北地［22］、殷墟西区［23］、妇好墓［24］、郭家庄［25］、郭家庄北［26］、梅园庄南地［27］、刘家庄北［28］、花园庄［29］、大司空［30］、孝民屯［31］、戚家庄东［32］、徐家桥［33］、小屯［34］、侯家庄［35］，共21个遗址出土朱砂葬。在见诸报道的160座朱砂葬中，有明确年代信息的墓葬107座。其中，年代在殷墟一期的有1座、二期26座、三期31座、四期42座，西周7座。大多数墓葬随葬品颇丰，铜器常见，陶器多见。葬具有棺、腰坑、二层台等。墓主人多为成年男性或女性，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偶尔有儿童墓，或为大家族中不幸夭折的孩童。可见，朱砂在殷墟时期多用于等级较高的墓葬。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朱砂葬可能因为报道不详而未能统计进来。
车马坑是朱砂葬的一种特殊形式。车马坑是指在马首、车夫身上涂朱的情况，少见于殷墟，仅在武官村北、小屯乙七北组墓葬和殷墟西区有发现。武官村北M20出土的马骨架头部涂朱。遗憾的是该车马坑被盗严重，仅能判断出年代在殷墟早期［36］。小屯乙七北组M20规模较大，出土有三人、四马、两车、两套武器等大量随葬品。其中，口中含有玉蝉、右臂有半玉环的一人应为地位较高的车夫，另两人应为从属车夫。这三具人骨身上皆涂朱。M40被扰乱，出土有三人、两车等。在这个车马坑中，仅一具全躯的人骨涂朱［37］。小屯乙七北组的两座车马坑皆难以断代。殷墟西区M150殉马两匹，马骨上撒有朱砂，同出器物有贝、金叶、铜马饰、玉饰等［38］。
在殷墟的一些祭祀遗存中，发现部分人骨和动物骨骼被染成红色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数量仅次于朱砂葬。后冈［39］、小屯C区北组墓葬、C区中组墓葬［40］、丙二基址［41］、乙七北组墓葬［42］、乙七中组墓葬［43］、乙十二基址［44］，共7个遗址出土58个朱砂祭祀坑，但仅有1个祭祀坑属殷墟四期，其余祭祀坑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祭祀坑内一般器物较少，但也不排除埋葬器物较多者，如著名的后冈祭祀坑（详见后文）。对于墓葬和祭祀坑人骨的“涂朱”，发掘者描述大多简略，但是骨骼上的红色是如何“涂”上去的，是将朱砂直接涂抹在骨骼上，还是因墓地铺洒朱砂污染所致，抑或是像龙山时代陶寺墓葬将朱砂洒在“裹尸布”上浸染的结果？由于报告信息十分有限，尚无法判定。
朱书文字指的是用朱砂在器物或甲骨表面所书写的文字，内容多为记祭祀、天文、狩猎、军事和贡纳之事，早就有学者指出以武丁时期最为常见。朱书文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刻辞以外用毛笔书写的甲骨背面上的书辞，朱书或墨书，所写的是卜辞，但也有记卜事而写于甲桥上的［45］。还有一种情况是把颜色涂抹在契刻好的卜辞上，有时刻兆中也涂填颜色，现在用肉眼能看见的有红、黑和棕色，往往大字填朱，小字涂墨。据分析，红色是朱砂，黑色是碳素，棕色可能是朱砂中掺入了其他的成分，甚至可能有浓缩的血液［46］。据统计，朱书文字仅占所出甲骨极小的一部分，加之诸多发掘报告尚未将朱书文字单独摘录出，所以可供研究的材料并不多。目前出土朱书文字案例见于后冈［47］、小屯南地［48］、刘家庄南［49］、小屯北［50］、花园庄东地［51］等遗址，年代多在殷墟二期至四期。朱书文字多以玉戈、玉柄形器、残玉璋和甲骨为载体。这类器物一般器体硕大，制作精美，如大司空89ASM176∶1朱书玉戈，通长27.7厘米，援宽7.3厘米，内宽7.1厘米，残存文字可识者有“……伐美方？伯……用任……”［52］同朱砂葬情况类似，出土朱书文字的大多数墓葬等级较高。
朱书文字的源头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涂朱符号，例如陵阳河79M17∶1［53］，尽管陶尊上的符号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这个例子表明朱砂和文字之间有密切联系，它和甲骨文涂朱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史前时期的朱书文字最典型的例子是陶寺文化陶文，陶文是用朱砂写于一件陶扁壶器物表面，尽管对其上的朱书文字内容大家尚有异议，但没人怀疑其为文字，显然具备了和商代朱书文字相同的特征［54］。商代前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也发现较多的朱书文字，系用朱砂写于玉器之上，内容多为祖先日名［55］，也有书写于陶缸表面上的例子［56］。商代晚期所见朱书文字主要表现为殷墟玉石器和甲骨上的文字涂朱书。朱砂和文字的结合，对后期的道教文化产生了影响。历史时期的所谓丹书符箓［57］，无疑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二 殷墟朱砂葬分析
殷墟朱砂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殷墟二期至四期。之所以少见殷墟一期的朱砂使用案例，应与目前一期墓葬发现较少有关。考虑到早商及中商时期郑州商城、盘龙城、藁城台西、大辛庄等遗址等皆有朱砂葬出土，推测殷墟一期朱砂葬的实际用量应该也不少。以下主要以殷墟西区、大司空、孝民屯、徐家桥和侯家庄王陵区墓地为例，探讨殷墟朱砂葬使用量的变化情况。
殷墟西区共有5座朱砂葬（表一），其中包括车马坑M150。M345葬具为棺，棺内有朱砂，随葬器物仅有陶鬲。M367墓底铺设大量朱砂，随葬器物多，出土有陶器、玉器、骨器和蚌饰等。M699被盗，葬具有棺、椁、腰坑和二层台，殉人的人骨上涂朱，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玉器、骨器、贝和马腿骨［58］。M1713葬具与M699相同，殉人和狗，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玉器、骨器、蚌饰和绿松石等，墓底铺朱，随葬器物涂朱［59］。M345属殷墟二期，车马坑年代不详，其余皆属殷墟四期。
殷墟西区出土墓葬千座以上，墓葬总体规格较低，个别等级较高。在为数不多的朱砂葬中，有3座随葬了青铜器，M1713甚至随葬了铜鼎、甗、爵、钺、大刀等较高规格的铜礼器和兵器。殷墟西区的朱砂葬多与青铜器、玉器共存的情况，说明了朱砂在殷墟并非普通的平民和百工能够得到并使用的，可能只有拥有贵族身份的人才可以使用。M699中殉人的人骨涂朱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殉葬的人也是分等级的，墓葬中的殉人一般来说是墓主人的家奴，贴近贵族，所以可能会得到朱砂。
大司空的朱砂葬共有19座，明确年代的有14座。（表二）M444、M364、M337［60］年代在殷墟二期。这三座墓葬，葬具都有棺、腰坑和二层台，墓主人男女皆有，葬式分别为俯身、侧身、仰身，人骨涂朱。墓内都殉狗，随葬器物4~6件，多为陶器，仅M444中出土有铜器和玉器。与这三座墓葬同时期的还有TSKM034。葬具有棺、椁和腰坑，墓底铺朱，随葬有铜器和陶器，殉狗［61］。M206年代在殷墟三期，墓主人为女性，仰身直肢，葬具有棺和腰坑，墓底有朱砂，随葬有7件陶器［62］。TSKM010、TSKM012同属殷墟三期墓葬，墓主人皆仰身，涂朱，葬具为棺，出土器物少且仅为陶器。TSKM049和TSKM050年代也在殷墟三期，葬具有棺、椁和腰坑，墓底皆铺朱。前者殉狗，出土有陶器、绿松石和贝；后者出土有铜器、陶器等［63］。M118、M193、M345、M303、66ASM373年代在殷墟四期。M118墓主人为女性，仰身直肢，葬具有棺、腰坑和二层台，人骨撒朱，随葬陶簋、罐。M193墓主人为男性，俯身直肢，葬具有棺和二层台，人骨涂朱，随葬陶盘、觚、爵［64］。M345葬具仅有棺，棺底铺有2至5厘米厚的朱砂，随葬残陶甑［65］。M303葬具有二层台、腰坑、棺、椁，随葬器物数量多、等级高，有青铜器、陶器、玉器、金器、石器、骨牙器和蚌器。其中，玉环、戈、柄形饰涂朱。墓主人可能为家族长老或高级贵族［66］。
大司空墓葬数量多，等级不高，多为平民、百工之墓。在仅有的14座明确年代的朱砂葬中，除M364被打破没有出土铜器、66ASM373无信息外，有4座墓葬出土了青铜器，其余大多数仅随葬简单的陶器。M303和M444的墓主人应为高级贵族，是大司空墓地等级最高的两座墓葬，皆使用朱砂。相较于大司空墓地中大量的未出土器物或仅出土单件陶器的墓葬，这些墓葬的等级已然是比较高的。朱砂葬所占墓葬总数比例低，仍然说明了仅极少数的人有使用朱砂的权力。随葬简单陶器的墓葬也使用了朱砂，这表明或许有庶民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并在墓葬中使用了朱砂。M345仅随葬残陶甑，但墓底铺有2~5厘米厚的朱砂。M373出土一件陶簋（M373∶5）（图一），内盛较多的朱砂［67］。推测这类墓葬的主人可能和朱砂开采、贸易有关，或者掌管朱砂的使用。
孝民屯的朱砂葬共有30座，属三期8座，四期13座。（表三）其中，三期墓葬皆有葬具，随葬器物较多。M17［68］、SM736有棺、椁、腰坑及二层台，SM38、SM43、SM705、SM821有棺、腰坑及二层台，SM756有棺及二层台，SM793有棺、椁及二层台。有3座墓是器物表面涂朱，5座墓是人骨撒朱或部分部位涂朱。四期墓葬或因被盗、被打破，随葬器物较少。其中，1座墓棺板有朱砂，2座墓器物涂朱，4座墓墓底或棺底铺朱，6座墓是人骨涂朱或部分部位涂朱。SM41、SM426、SM796、SM771有棺、椁及二层台，SM735、SM594、SM762、SM889有棺、椁、腰坑及二层台，SM630、SM631、SM879、SM228［69］有棺和二层台。殷墟三期、四期的九位墓主人皆已成年，仰身直肢葬与俯身直肢葬并存。在殷墟三期的8座墓葬中，除1座被破坏外，有6座墓葬出土铜器；在四期的13座墓葬中，有9座被破坏，仅4座墓葬出土铜器。
孝民屯是商代晚期铸铜作坊的所在地，很多墓葬都和铸铜人群有关。在上述21座朱砂葬中，保存完好的墓葬有12座，其中7座随葬青铜器；被盗扰或被打破的墓葬有9座，仅3座有青铜器出土。与其他墓地相比，孝民屯墓地中，朱砂与青铜器共存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职业有关，但并不是每个铸铜工匠都有资格随葬青铜器，部分朱砂葬的墓主人应为等级较高的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工匠。
徐家桥墓地出土朱砂葬74座，属殷墟二期12座、三期12座、四期17座，西周7座。（表四）这些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多为棺，有腰坑，腰坑内殉狗。墓葬等级不高，随葬器物多见涂朱的石条、石柄形饰、石璋等石器［70］。在这74座朱砂葬中，有72座出土涂朱石器，这种现象是殷墟其他遗址所未有的。有学者推测，徐家桥墓地的墓主人生前或许是从事石器制作的工匠，他们所在的“酋”族则是专门从事玉石器手工业生产的部族［71］。这些涂朱石器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往往伴随着铜器、陶器出土，甚至在少数墓葬中与动物腿骨共存，例如M27中的牛腿骨、M208中的羊腿骨［72］。在商代的族群中，一般生前地位较高的墓主人才会随葬动物腿骨［73］。可以推测，随葬涂朱石器的百工，相较于其他百工，生前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许是技有专长，得到上位者的青睐，有机会使用朱砂。
侯家庄王陵区朱砂葬M1001、M1002、M1003、M1004、M1217、M1400、M1443、M1500、M1550中，年代在殷墟二期的有5座、三期3座、四期1座。（表五）这些王陵区墓葬规模大、等级高，随葬品丰富，器物涂朱和殉人涂朱的现象较多，进一步印证了朱砂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以上述五个墓地为例，仅从葬具、葬式、随葬品和墓主人来看，朱砂葬在殷墟二期到四期并无明显变化，但在墓葬数量上，朱砂葬呈上升趋势。（图二）这或许与发掘材料公布的数量多寡有关。朱砂葬与青铜器共存的比例较高，这就涉及到殷墟墓葬的人群的身份问题，说明使用朱砂是贵族阶层的特权。
在殷墟，朱砂是被贵族阶层着力控制的奢侈品，而小屯乙七北组墓地却出现了车夫身上涂朱的现象。M20出土的三位俯置人骨皆涂朱。M40出土的三具人骨皆俯置，仅一具人骨为全躯，且涂有朱砂，其余两具没有涂朱［74］。车夫的身份不高，却也使用朱砂。可以推测，车夫也有身份高低之分，为高等级贵族服务的车夫可能也会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使用朱砂的特权或者赏赐。但这仅是个例，不具备代表性。这与殷墟西区M699、徐家桥随葬涂朱石器的墓葬的情况相似，朱砂的使用并不是说绝对地涉及到使用者的等级，或者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机遇，也不是说凡是低等级的就没有使用权。使用者能不能接触到这些贵族，和贵族的关系是否亲近，也可能是决定他能否使用朱砂的一个因素。
三 相关问题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殷墟朱砂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商代晚期都城的殷人获取这种稀缺资源的通道比较畅通。据了解，我国的朱砂矿藏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一带的西南地区，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朱砂矿藏比较稀少，只在陕西秦岭地区的旬阳［75］、浙江昌化等地有所蕴藏［76］，且规模较小。目前看来，殷墟的朱砂资源应该像夏时期一样，来自古荆州也就是黔、湘、鄂一带的可能性很大［77］。正是因为朱砂在北方地区属于紧缺资源，需要经过远距离运输才能获得，其附加值才得以彰显。与史前和夏时期一样，商代也存在一个广域的威望产品交换网络，在这种交换网络下，朱砂和其他珍贵资源实现了跨区域流通。
（一） 朱砂文化的含义
殷墟朱砂的使用虽然情况多样，但大多还是自史前及夏时期延续传承而来。其中，朱砂作为一种红色颜料，在日常生活中有其自然功能的一面。殷墟经常见到青铜或陶质、石质的调色器或盛色器，朱砂是各种颜料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也是髹漆工艺不可或缺的原料［78］。不过，殷墟朱砂用量最大的情况，还是各自的仪式场合。在朱砂葬中，根据发掘者描述，人骨（部分）涂朱的有29座，人骨周围撒朱的有5座，器物涂朱的有96座，人骨、器物涂朱并存的有2座，墓底铺朱的有21座，墓底铺朱与器物涂朱并存的有3座，棺内有朱砂痕迹2座，马骨涂朱2座。在祭祀坑中，人骨涂朱的有55座，骨骼下铺朱、器物涂朱，人骨涂朱与器物涂朱并存的分别有1座。朱书文字则都书写在器物或甲骨上。
朱砂色赤红，类太阳、鲜血、火焰，在普遍信奉鬼神的商代，可能有特殊含义。在上古三代的丧葬仪式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辟邪是朱砂的主要功用之一［79］，多表现为人骨涂朱、墓底铺朱，或可称之为“朱砂有灵说”［80］。在殷墟朱砂葬中，除从事石器加工的徐家桥手工业者墓葬外，墓底或棺底铺朱与人骨涂朱的情况可以占到朱砂使用总量的一半以上。在殷墟祭祀坑人骨中，这种情况甚至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作为稀缺资源的朱砂，也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是因为朱砂自原产地输送到殷墟，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81］。在当时，能够得到并使用朱砂的人，一般是非富即贵。即便是像徐家桥百工墓出土的石器涂朱，只能说明百工阶层也有上下之分，其上层具有获得朱砂的机会。二是朱砂多出现在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葬中，一般都伴随有复杂的葬具和丰富的随葬品。例如妇好墓的棺底铺有一层较厚的朱砂［82］，郭家庄M160人骨涂朱［83］，武官村北M260墓底铺朱［84］，刘家庄北M1046玉环涂朱［85］，戚家庄东M265玉虎涂朱［86］，侯家庄王陵区大墓普遍使用朱砂。三是体现在对多具人骨的区别对待上。例如在小屯北组的诸多祭祀坑中，头上带有蚌饰额带的人骨绝大部分涂有朱砂；又比如小屯北组车马坑M40仅全躯的人骨涂朱［87］。
朱砂葬中的朱砂，或许也有使逝者安眠的作用。《神农百草经》《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等古籍都指出朱砂有安魂魄的作用，多用于配制安神的药剂。时至今日，朱砂还是很多安神的中药中的重要成分。或许早在商代，人们就认识到或者赋予了朱砂安神的作用，希望祖先能够长眠于此，不被叨扰。据介绍，2010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的三座商代铜器墓，墓主人骨骼被朱砂染得通红，显然是经过了特殊处理，或许就与朱砂具有灵性之类的信仰有关［88］。
朱砂是丧葬仪式或祭祀仪式的程序化用品，为了满足制度和礼仪的需要而被使用。朱砂作为葬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彰显墓主人的地位，一般与棺、椁、腰坑、壁龛和二层台共存。而程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得社会上层的统治更加合法化［89］。使用者在通过这种程序推断祸福、祈求得到神灵和祖先庇佑的同时，展示了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强化了自身的权威。小屯丙二基址出土的两件玉璧，一青一白，玉璧器表均涂有朱红色。涂有朱砂的玉璧，显然是为了增强器物在奠基仪式中的功能［90］。
殷墟祭祀坑中朱砂的使用比较普遍，作为祭祀仪式的重要环节或有一定的用意。铺洒朱砂的现象在更早的郑州商城祭祀坑的填土中就已经出现，但殷墟祭祀坑似乎更注重将朱砂用在牺牲身上，前文提及的后冈圆形祭祀坑（59AHGH10）是其典型案例。该祭祀坑为圆形，口径2.2米，深2.8米，坑底和坑壁均经过细致加工。坑内埋有73个个体的人骨，分埋成三层，其中可以鉴定性别和年龄者，成年男性22人，成年女性3人，儿童15人，有的人骨架上留有明显的刀砍痕迹，人骨上多涂有朱砂。发掘者根据坑的形制、出土遗物、人骨施以朱砂和明显的火烧痕迹判断，此坑应为一处祭祀坑，坑内的人骨架即是人牲。坑内还出土铸有30字长铭的“戍嗣子鼎”和其他陶器、骨器以及纺织品、谷物和贝等罕见之物［91］。笔者曾根据坑内出土的珍珠门文化典型器物，判断其为殷墟末期征伐夷方之后所进行的祭祀活动遗存，出土的器物多为战利品，人骨应为俘获的夷人［92］。小屯遗址也有大量的祭祀坑使用朱砂，形式多为人骨涂朱。这些祭祀坑规模不大，一般不超过5平方米，与蚌同出者不到十分之一，殉葬人数多为5到6人，有2座祭祀坑葬1人，5座葬3人，6座葬4人，13座葬5人，12座葬6人，6座葬7人，7座葬8人，3座葬9人，1座葬13人，2座未知。祭祀坑内人骨几乎都俯置，多人首分离，常见骨骼散乱或缺失的现象。
既然朱砂是珍稀资源、威望产品，那为何却又常常施于祭祀坑中的人牲？这或许可以从仪式需要的角度加以解释。从实施杀伐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仪式程序显然具有特殊的含义。杀伐人牲毕竟是血腥的行为，在祭祀的过程中，统治者或许也有些许的怜悯之心。胜利者一边将被杀的俘虏置于坑中，一边在尸骨上铺撒朱砂，以祈求死者的灵魂得以早日转生，不再对生人造成危害。对于实施杀伐的人来说，当然知道杀人本身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为，但是他又必须要杀人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神灵。杀人毕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他们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负疚感，使内心得到慰藉。
至于在仪式中使用朱砂的目的，学者们通常从社会等级和象征符号两方面来研究。我们认为葬仪中使用朱砂是身份的象征［93］。石璋如认为乙组基址北组殉葬墓是有一定等级的：一等有一人，二等四人，三等二十一人，四等一百人；这从人数上看跟《周礼·夏官·司马》所记载的四等兵制接近；而第一等到第三等的人骨上染有红色，可能跟他们的地位服饰有关。汪涛则从红色在世界各地仪式中的普遍性，如古代叙利亚人在祭祀天神时要挑选红头发红肤色的人作为牺牲、祭祀要身穿红色祭袍、祭庙用红色装饰。在古罗马祭祀玉米神Osiris时也是要用赤鬃的小马驹，指出颜色的使用绝非偶然，而是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颜色的使用与商代潜在的象征体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94］。
我们认为，从朱砂最本质的颜色来看，朱砂的使用可以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威慑力，增强仪式的表演性。贝尔·凯瑟琳在定义仪式时曾指出，仪式行为可以看成一种“行为秀”，通常会在公众面前故意展示［95］，这种表演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特性。首先，仪式举行者会采取一系列的转变行为，即通过唱歌、演奏乐器、化妆、服用迷幻剂等等，来创造一个剧院式的表演，给予参与者多种感观体验，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乃至味觉上的刺激，让参与者进入另一个世界，仪式参与者要相信，或至少表现出他们相信发生在他们前面的这些转变［96］。其次，表演并不是尝试准确地反映真实世界，而是为了简化它，以此创造一个人为模仿的微观世界，通过这一系列体验，让参与者体验到神圣和世俗、特殊和常规、超凡的理想和实在的现实之间的区别，希望告诉参与者“这是不同的、有意的和重要的，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仪式中的颜色使用，除了颜色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社会功能，也能在仪式现场增加仪式的视觉效果，从而给仪式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仪式物品的设计同样具有视觉上的威慑力。张光直在评论商末周初古典式的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时，就曾认为这些纹饰“表现一种高昂的情绪，并给人以有力的感觉……'神秘’'神奇’'生动’'有力’与'感人’，是一些常常用来形容这种古典式的动物美术的词句，而其中之动物的确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97］。在选择仪式中的动物牺牲时，商人对动物牺牲的颜色也有所偏好。《礼记·檀弓上》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尽管有些学者对文献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98］，认为文献可能经过了后世的增益，或“梁思永先生说在安阳殷墟，一切仪仗彩绘都以红色为主，可见檀弓的话不尽合”［99］。但也有学者对卜辞的研究证明其有合理之处。裘锡圭对卜辞中有关白马的记载做了仔细分析，认为殷人对白马确实有所偏爱［100］。这些带有颜色的动物牺牲用在祭祖仪式中，可能也能增强仪式现场的视觉效果。
（二） 殷墟朱砂的来源问题
我国有四大汞矿产区，分别是昆仑—秦岭成矿区、三江成矿区（川西和云南中西部）、武陵成矿区（湘西黔东、川东南、鄂西南）和右江成矿区（滇东南、黔西南和广西）［101］。史籍中记载的早期朱砂产地大多数位于西南地区。《尚书·禹贡》记载荆州贡丹，是众所周知的。《逸周书·卷七·王会解》谓：“卜人以丹沙。”学者认为“卜人”及“濮人”是属于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濮民族［102］，大致分布在重庆东部和湖北的南部［103］。这也说明了在商周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曾向中原王室进贡朱砂。与《禹贡》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史记》，如“西蜀丹青不为采”；“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104］。也见于《后汉书》，如“巴氏之子，生于赤穴”［105］。巴氏之子指的是巴族人，分布在巴蜀地区。赤穴则指汞矿产区。考古发掘也已表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使用了朱砂［106］。更为重要的是，位于贵州的朱砂矿区，确已发现了先秦时期就被开采使用的考古证据［107］。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汞矿既没有早期史籍记载，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考古证据。因此，殷墟的朱砂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可能性最大。我们通过对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山西翼城大河口遗址、河南新郑畅馨园遗址和殷墟郭河遗址进行硫同位素分析，可知这些检测标本中的朱砂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和四川的汞矿，排除来自陕西旬阳、广西、青海等地的汞矿［108］。可以说，殷墟朱砂至少部分来自于西南地区。
商代晚期殷墟周边遗址发现的朱砂葬，或可补充安阳与西南产地之间的朱砂流通环节。河南信阳罗山天湖墓地是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居于南北交通要道，是沟通殷墟和南方众多遗址的必经之地。据统计，罗山天湖商代晚期墓葬的棺底普遍铺有一层厚约2厘米的朱砂［109］。罗山蟒张商代晚期墓葬在第一次发掘时发现，墓底几乎都铺设了大量的朱砂［110］。在之后的发掘中发现，在随葬品极少甚至没有随葬品的墓葬底部也都铺设了一层厚约2厘米的朱砂［111］。在第三次发掘时指出，商代墓葬的椁底都铺有一层1~2厘米厚的朱砂［112］。上述墓葬的年代都在殷墟二期至四期之间。朱砂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能够在天湖墓地频繁出现，并被大量使用在等级不太高的墓中，毫无疑问是一种奢侈行为。罗山和殷墟中间的荥阳小胡村也是使用朱砂较多的遗址之一。小胡村“舌”族墓地M22年代在殷墟三期，墓底铺设一层2厘米厚的朱砂。M28墓底同样铺朱，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113］。这两座墓葬都随葬了铜鼎等器物，等级相对较高。
种种迹象表明，商代的朱砂极大可能来源于西南地区的汞矿产区。上述遗址似乎构成了一条运输路线。可以推测，罗山天湖是连接殷墟和西南汞矿产区的重地。从西南地区运送来的朱砂，先经过罗山，再转送至荥阳，最后传入殷墟。我们曾推测，史前至夏时期，丹江是南方运输丹砂至伊洛河流域的主要通道［114］。随着商代都城迁至豫北安阳，运输朱砂的通道随之东移。
不过，位于西部的汞矿似乎也不排除在商代被开采并使用的可能性。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和甲即盘庚迁殷之前的阳甲，王国维认为是迁殷之后的祖甲［115］。至于丹山，有三种释义，一是产有朱砂的山；李民认为是山名，与朱砂无关［116］；丁山则认为，丹山即删丹［117］。删丹山即焉支山，属祁连山支脉，今位于甘肃省山丹县，与青海的朱砂矿产区相去不远。另一条线索就是位于陕西旬阳的朱砂矿。据《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洵阳，东北有水银山，产水银、朱砂。”［11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水银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山有洞，产水银、朱砂”［119］。据此或可推测，盘庚迁殷前后，商人就已经获得了西部的朱砂资源。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距离洵阳汞矿较近，这里仅在少数较高等级的墓葬中出土朱砂，且有填土加朱、人骨涂朱、器物涂朱等多种方式［120］。其产地是否与之有关，有待于在将来的科学检测中予以证实。
四 结语
殷墟时期的朱砂除了用于髹漆工艺之外，还主要用于朱砂葬、祭祀坑和朱书文字这三种情况，其中以朱砂葬和祭祀坑中使用朱砂最为常见，用量也最大。这些用途均说明朱砂的使用具有特殊的宗教含义。通过全面梳理殷墟朱砂的使用情况，发现殷墟朱砂的使用量自二期至四期呈上升趋势。人骨涂朱、器物涂朱和墓底铺朱是殷墟朱砂葬最常见的使用形式，说明朱砂是丧葬和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用品。殷墟朱砂葬的墓主人地位普遍较高，至少是中小贵族，表明朱砂在殷墟是一种被贵族垄断的珍稀资源。文献记载和科技考古证据均表明殷墟的朱砂最有可能来自古荆州地区，也就是贵州、湖南一带的西南地区，也不排除商人使用了来自陕西秦岭一带的汞矿资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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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辉 李玮涓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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