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琉璃寺遗址，被认为是一座重要的辽代陵寝建筑。该遗址出土的一些被定为辽代的建筑构件，可能为金代产品。目前报道的该遗址出土的檐头瓦件，包括龙纹、莲花纹、兽面三大类瓦当和三角形、窄带状两大类滴水，多见于辽金沿用或金代新建遗址，缺少其他明确的辽代例证，亦可在两宋故地寻找到源头，当系金朝前期汉人工匠被掳北上的产物。此外，文献材料的梳理亦表明北镇两处辽陵可能并未遭到彻底焚毁，在金代仍然沿用，为考古实物的断代提供辅证。
显、乾二陵是辽代重要的帝陵遗址，陵园的具体情况长期以来一直不明晰。近年的考古工作，确认了两个陵区分别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二道沟、三道沟之中，调查、发掘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和墓葬，取得了重大收获。二道沟陵区琉璃寺遗址的发掘简报，介绍了2016—2017年对该建筑基址的发掘情况[1]。据简报，琉璃寺遗址包括辽、明、清3个时期的遗存，其中辽代遗存包括一座大型建筑，主殿台基为29.1×20.4米的长方形，前有15.1×4.7米的长方形月台，规格极高，应当是帝王陵寝建筑。简报根据出土的瓦当、滴水的形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琉璃寺遗址“废弃于辽末金兵占领显、乾二州之后”。笔者对琉璃寺遗址出土的辽代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的年代有不同看法，认为其中的一些建筑构件为金代产品。
一
据简报，该遗址地层堆积共7层。第一第二层为近现代层，第三第四层为清代堆积，第五层为明代堆积，第六层为辽代建筑倒塌堆积，最下方的第七层为自然淤土层，被认为是辽代建筑废弃后自然形成。其中，辽代建筑遗物多出于第六层，在晚期地层和遗迹中也有少量发现(简报中详细介绍的辽代标本亦多集中于第六层)。简报中认定的辽代瓦当均为圆形，根据纹样不同，可分为龙纹、莲花纹、兽面三类，以下分述。
1.龙纹瓦当。简报介绍称数量多、形制接近，皆为陶质(图一，1、2)。北宋西京洛阳[2]与巩县北宋皇陵[3]所出的大量标本，证明龙纹瓦当的源头至少可以上溯至北宋时期。若继续向前求索，南汉康陵出土的双凤纹瓦当可能为其先声[4]。简报认为，琉璃寺所出龙纹瓦当与上述北宋龙纹瓦当形态接近，而与金上京、房山金陵所出的纤细的龙纹瓦当差别明显，应受到前者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由此将这类遗物的年代定到辽代晚期，似乎仍值得商榷[5]。
目前发现的可能上溯至辽代的龙纹瓦当标本，还见于辽中京[6](图一，3)、城四家子古城[7](图一，4)、灵安州古城[8](图一，5)、通辽腰伯吐古城[9]、岫岩辽金遗址(中医院楼基建工地)[10]等。此外，鸟居龙藏早年在庆州城采集到绿釉龙纹瓦当[11](图一，6)。辽上京博物馆展出有1件早年出土的陶质龙纹瓦当(图一，7)[12]。前郭哈朋店古城曾出有疑似龙纹瓦当的残片[13]。赤峰太平地乡高州城据报道也存在团龙纹瓦当[14]。上述遗址或是未开展系统发掘工作，或是可得到文献、考古材料实证，表明其沿用到金代甚至更晚。其中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标本明确来自晚期地层，腰伯吐古城所出团龙纹造型与元代标本更接近[15]。值得注意的是，在始建较早的辽祖陵[16]、辽祖州[17]，尚不见龙纹瓦当的报道;始建晚于显、乾二陵，葬有圣宗、兴宗、道宗三帝，能代表辽代晚期风貌的庆陵陵园，同样也未发现龙纹瓦当[18]。此外，在辽代建有仿木构门楼的高规格墓葬中，尚难见龙纹瓦当的踪影。而2座都城遗址——辽上京和辽中京一带虽有龙纹瓦当出土，却缺少明确的辽代地层证据[19]。严格来说，目前仍没有其他可以确定为辽代的龙纹瓦当标本。
这批龙纹瓦当是否可能是金代的产品呢?简报认为，琉璃寺的龙纹瓦当与金代瓦当风格迥异，进而否定了这种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典型的金代龙纹瓦当，是以金上京[20](图一，8)与房山金陵[21](图一，9)为标尺的。金上京虽始建于金朝初年，但在海陵王时期不仅被遗弃，且遭到有意的毁坏，于金世宗时期方才重建[22]。房山金陵则始建于海陵王执政的12世纪中叶。上述两地出土相似的纤细风格龙纹瓦当，实际当属金朝中后期的产品，并不能以此作为金朝早中期的标型器，或仅以这一类产品作为金代龙纹瓦当的代表。
而类似琉璃寺基址所出的造型丰满、鳞片细腻的龙纹瓦当，在金代并非无迹可寻。早年在塔虎城(金肇州)采集者[23](图一，12)因只有拓片，尚难断言其纹样细节。房山金陵出土的高浮雕龙纹瓦当鳞片刻划同样细腻，但由于陵区内存在元明清时期遗存，在有更多对比资料之前，单件标本尚难以作为明确的证据[24]。观台磁州窑第三期所出者[25](图一，13、14)，则提供了更可靠的例证。
如果以金上京、房山金陵、宝马城[26]、太子城[27]等金代新建皇室遗址的材料，结合塔虎城[28]、俄罗斯滨海边疆区[29]等城址，以及揽头窝堡[30]等性质相对明确的遗址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金代遗址中存在大量纹样与宋代旧境所见者相近的瓦当[31](图二)，同时又缺少相似的确切辽代标本。这种对宋金瓦制品相似性的关注并非新论，佐川正敏曾指出，俄滨海地区金代山城出土的牡丹纹瓦当和扇形滴水，与北宋产品十分接近，并认为这和靖康之变有关[32]。显然，金人在初兴之时，大量使用了南方掳掠的汉人工匠，建筑构件的装饰纹样仍保留了前朝的传统。事实上，在辽朝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没有营建宫室传统的契丹人，在初建都城和陵寝时，大量依靠汉地与渤海工匠，以至于我们在并非唐朝或渤海国疆域的契丹人腹地，能发现诸多具有唐代华北地区或渤海风格的瓦当[33]。对于这两个新崛起的北族政权而言，情况是相近的。琉璃寺遗址这批与北宋旧境产品高度相似的龙纹瓦当，很有可能是金朝产品。除了前举洛阳地区京城与帝陵的材料外，开封顺天门(图一，11)[34]、北宋晚期熙宁以降营建的蓝田吕氏家庙出土的标本[35](图一，10)，皆可作为例证。
2.莲花纹瓦当。2016—2017年发掘中仅出土1件，陶质，“边轮较宽，略高于主题纹饰。当面饰重瓣莲花纹，当心处在双圈内刻划短线纹”(图三，1)。据2012—2013年的调查和试掘简报可知，前期在该遗址采集过1件相似纹样的绿釉琉璃瓦当标本(图三，2)。在北镇辽陵，此类瓦当的发现还包括:早先在周边的琉璃寺西山遗址曾采集1件纹样相似的陶质瓦当标本;陵区外围洪家街一号墓中出土的相似形制瓦当，而洪家街一号墓因其形制又被定为辽代中晚期墓葬;三道沟陵区新立遗址一号基址中，出土了3件类似纹样的绿釉琉璃瓦当[36]。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其纹样。琉璃寺莲纹瓦当的特点是密集弧尖瓣，瓣内、瓣间均有装饰。此类标本具有唐单瓣莲纹瓦当的遗风，在两宋时期并不鲜见(图二，18;图三，3、4)。其中明月坝所出者被定为中晚唐至北宋前期[37]，南越宫苑遗址出土者被定为北宋时期[38]，但在北宋西京洛阳、巩县皇陵中并不常见这类莲纹瓦当。临安城的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中则有明确的发现[39]。在中国北方辽金旧境，此类标本典型的发现亦有多例。如灵安州遗址[40](图三，5)，城内包含辽金元三代遗存，目前尚不能明确此例标本的年代。在吉林松原伯都古城曾有相似发现，早先被认为是渤海时期遗物，后被认为是受渤海影响的辽代产品[41](图三，6)。饶州城遗址亦见报道(图三，7)[42]。根据文献记载，饶州始建于辽太祖时期，系徙渤海遗民而建，但关于辽亡以后此地金代之改废尚缺少足够的资料[43]。在其他典型的辽代遗存中尚不见类似纹样的瓦当。值得注意的是，在金上京[44]及塔虎城、揽头窝铺等性质相对明确的金代遗址，也有一些风格相像的莲纹瓦当(图二，19、20)。此外在朝鲜半岛开城地区[45](图三，8—10)，以及越南北部地区[46]同样有发现。虽然既往多将辽金遗址出土的此类标本视为渤海因素影响的产物，但与盛行倒心形花瓣的渤海瓦当相比[47](图三，11、12)，上述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所出材料明显与两宋疆域内的标本更接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瓦当的形制。琉璃寺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边轮略高于当面。目前相对明确的辽代瓦当中，除早期受渤海风格影响的莲花瓦当采用过这种边轮造型[48]，其后多数瓦当都呈现边轮不突出的特点。而两宋瓦当与金代瓦当中，边轮形制变化多样，其中不乏边轮高出瓦当当面的情况，如前列恭圣仁烈皇后宅所出标本即为突出边轮。
综合来看，琉璃寺所出的莲花纹瓦当的纹样与形制，应当出自宋地工匠系统，而与渤海瓦当无涉。此类产品的源头可能上溯至北宋，在南宋与金代仍在延续，鲜见于辽代遗址。至于和朝鲜半岛发现的相似标本之间的关系，尚待更多材料来明确。
3.兽面纹瓦当。据简报介绍，琉璃寺所出兽面纹瓦当皆为泥质灰陶，“数量较多，形制相似”(图四，1)。鼓腮卷鬃的特征，与中原地区面像布局相近的标本仍存在一定差异[49](图四，2)。但在明确的辽代遗址中，更难觅与此类似的兽面瓦当。
综合上述讨论，琉璃寺遗址所出的三种纹样类型的瓦当，都可能是辽亡之后，金人大规模南伐、掳掠汉地工匠北上制造而成。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扩展到其他类别的遗存上，不难发现，上述部分图案已见于辽代。例如，前述莲花纹瓦当的纹饰在辽代壁画和瓷器上已出现[50]，龙纹亦广泛见于多种辽代遗物。不同物质文化遗存之间的纹样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过，笔者认为，这只是辅助的线索。我们仍然应该先厘清不同门类遗物各自的时空演变框架，而不能轻易地将这些不同类别遗存出现的相似纹样视作共时性的产物。
二
简报中公布的辽代滴水(檐头板瓦)包括两类。一类是三角形龙纹滴水，“数量多，形制相似，均为泥质灰陶”(图五，1、2)。一类属窄带状滴水，数量较少，包括两种不同纹样的类型(图六，1、2)。上述滴水同样可能是金代的产品。
1.三角形龙纹滴水。该构件是屋顶檐头仰瓦(凸面朝下、凹面朝上的板瓦)的组成部分。简报据西夏王陵与乾安春捺钵遗址中的相关材料，认定其年代为辽代晚期。
关于三角形滴水的出现及其流变，学界仍有不同看法，大体可规为三类。
一种看法认为，北宋时可能尚无三角形滴水。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中，已经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部北宋晚期官修建筑书中多作“重唇板瓦”，并指出其做法“是在瓦的一端加一道比较厚的边”，进而提出“清代如意头形的'滴水’瓦，在宋代似还未出现”[51]。
一种看法是三角形滴水为五代至北宋起源。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持此观点的学者逐渐增加，但对开始出现的具体时间则有不同看法。如南越宫苑遗址的发掘报告认为，五代时期（南汉)已出现初具三角形滴水萌芽形态的标本(图五，3)[52]。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发掘报告将当地所出的三角形滴水的年代定为北宋早中期(图五，4、5)[53]。高义夫在对中国南方地区的三角形滴水进行系统梳理后，也基本认同了上述两种观点[54]。蓝田吕氏家族墓园的发掘者将吕氏家庙出土的三角形龙纹滴水的上限定于北宋中晚期熙宁年间以后(图五，6)[55]。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佐川正敏认为，三角形滴水萌发于金朝或西夏[56]。支撑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是，目前发掘工作较为系统的北宋西京洛阳以及巩县皇陵遗址，均不见三角形滴水。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三角形滴水至少在北宋晚期已经在宋代疆域内出现。第一，据《营造法式》记载，北宋时已有“垂尖华头板瓦”，专门用于檐头的合瓦(凹面朝下、凸面朝上的板瓦)之上，并已有发掘出的实物可与之对应[57]，而这种垂尖花头板瓦又与仰瓦(凹面朝上、凸面朝下的板瓦)所接的三角形滴水存在着密切联系，两者之间不存在技术上的阻隔。第二，根据以往学者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两宋统治范围内长江以南地区滴水的形制，较北方金朝统治区内和西北的西夏国疆域内的材料更为丰富，似乎更体现出从重唇到三角形(如意形)的演变过程。至于为何北宋西京与帝陵不见此类形制滴水，笔者认为，可能要进一步考虑两宋故地瓦件的地域性特征。正如佐川正敏的研究已经指出，两宋政权统治区内部的瓦作存在差异性，如中原京畿与包括江南和岭南在内的南方地区，瓦坯制作工艺就存在泥条盘筑和泥板贴筑的不同[58]。
回到琉璃寺遗址出土的这批三角形滴水本身，与蓝田吕氏墓园家庙所出者高度相似，正如上文讨论瓦当时所述，应该同样源自宋地的工匠系统。又因在其他辽代遗址中缺少明确的旁证，故当为金朝产品。
2.窄带状滴水。即《营造法式》所载“重唇板瓦”。简报中介绍了两种类型，其端面主体装饰两道有间隔的“方形戳印坑点纹”(图六，1)，或是“方形戳印坑点纹”结合“麦粒状戳印坑点纹”(图六，2)。其中类似成排分布的方形戳印纹标本在金上京(图六，3)有相似的标本，麦粒状戳印纹在金上京、宝马城等性质明确的金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图六，4—6)，观台磁州窑址第三期亦有出土[59]。值得注意的是，小林行雄早年对辽境瓦件作整理时，曾著录1件麦粒状戳印纹标本(图六，7)[60]。根据图版注释，该标本系出自庆东陵，但结合文字描述看，这件标本恐怕采自庆州城，在其后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主编的庆陵发掘报告中[61]，同样未介绍这类标本。就目前的发现而言，琉璃寺出土的窄带状滴水，在其他辽代帝陵、都城遗址中，尚缺少明确的例证。
辽代遗址金代多加以沿用，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断代确实为一大难题，但仍可找到一定方法。以辽代帝陵遗址为例，若某一类建筑构件标本在其余辽陵中缺少相似的产品，在明确的辽代纪年墓中不见出土，而在两宋统治区域内、金代新建或者辽金沿用的遗址中能找到同类产品，则其为金代产品的可能性更大。本文讨论的琉璃寺遗址出土的瓦当、滴水等檐头瓦件，皆大体符合上述特征。
三
简报中将这批建筑构件认定为辽代晚期而非金代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文献的辅证，即《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史愿《亡辽录》[62]:
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
《契丹国志》卷11同样引用了这段记载，不过略有删改。史愿的记录诚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这并不等同于史实，更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和考古发现的遗址准确关联。正如简报所述，琉璃寺遗址中并未见“焚烧略尽”的现象[63]，便是一个直接的体现。又据《辽史》《金史》等记载可知，上京被攻陷应是天庆十年(1120年)之事，此处系年明显有误。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史愿的生平及成书的背景，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6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记绍兴元年(1131年)“朝议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阁。愿，燕山人。有学问。上召见而命之。愿尝著《金人亡辽录》行于世。”[65]其中有两点需要考虑:第一，史愿为辽末归宋的燕人，关于毁陵的见闻应取自他人转述而非亲眼所见;第二，自史愿归宋(1122年)[66]以后作《亡辽录》之时，对金初辽代旧境的情况所知应较为有限。简言之，这段记载描绘的只是辽末传播到燕地的一个信息断面。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系统的文献和考古发现，则会得到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首先，金人盗掘辽代帝陵当确有其事。既往已有学者对相关的记载做过整理[67]，此处为方便讨论，仍补充后详举如下。《契丹国志》卷11在上段文献之下记述[68]:
所司即以闻，萧奉先皆抑而不奏。后天祚虽知，问及陵寢事，奉先对以初虽侵犯玄宫，劫掠诸物，尚惧列圣威灵，不敢毁坏灵柩，已经指挥有司，修葺巡护。奉先迎合诞谩，类皆如此。
《契丹国志》卷19《萧奉先传》则为上述文本的节引[69]:
天庆九年，女真攻陷上京，发掘陵寝，取其金银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问及陵寝事，奉先对以“初虽侵犯元宫，不敢毁坏陵寢。”其蒙蔽欺罔，类皆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4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70]:
粘罕、兀室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
《金史》卷3《太宗纪》[71]:
(天会二年，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
金人王寂《拙轩集》卷3记[72]:
庆州北山之麓，辽山陵在焉，俗谓之三殿，二十年前常为盗发，所得不赀，是所谓厚葬以致寇者，叹而成诗。
前两条《契丹国志》所引者，与前引《亡辽录》内容连贯，显然同出自史愿的记载。而其后《会编》所载宋方的记录、《金史》所载金朝官方的记述系统，以及金人王寂的私人著述，皆可从多个视角佐证史愿所言当有所据。近年来，辽祖陵的发掘情况[73]，亦提供了实证。但是，上述记载和考古发现固然证实了祖陵与庆陵的境遇，却并未明确提及显、乾二陵的情况。唯钟邦直《宣和乙巳俸使行程录》提及1125年途经显州时，“契丹兀欲葬于此山，离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74]宋史记载应有所据，但显然。未亲赴山陵，记乾州奉世宗兀欲陵寝亦不准确。《辽史》《金史》的记载则提供了补充。
《金史》卷71《完颜斡鲁古传》[75]:
斡鲁古等攻显州……遂围显州，攻其城西南，军士神笃踰城先入，烧其佛寺，烟焰扑人，守陴者不能立，诸军乘之，遂拔显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后为闾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无所犯。
《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76]:
(保大五年)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1145年)，葬于广宁府闾阳县乾陵傍。
《金史》卷4《熙宗纪》[77]:
(皇统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滨王耶律延禧为豫王……(四年九月)乙卯，遣使祭辽主陵。
《金史》卷82《萧仲恭传》[78]：
皇统初，封兰陵郡王……诏葬辽豫王于广宁，仲恭请往会葬，熙宗义而许之。
《金史》卷5《海陵纪》[79]:
(正隆六年十月，1161年)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数海陵过恶:弑皇太后徒单氏……杀辽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孙等数十事。
《金史》卷7《世宗纪》[80]:
(大定十七年正月，1177年)壬戌，诏宰臣:“……辽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孙，各葬于广宁、河南旧茔。”其后复诏“天水郡王亲属于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为葬于本处。辽豫王亲属未入本茔者，亦迁祔之”。
以上的记载均当出自金朝史官的记录系统[81]。如果说斡鲁古之传所谓“禁无所犯”尚属标榜，或如贾敬颜所注“必有毁掘，乃颁禁领”，则其余记载同样可证在金代早中期北镇辽陵并未荒废，天祚帝及其亲属皆葬于此。且从熙宗祭辽陵并允萧仲恭参加天祚帝葬礼、世宗朝下诏迁亲属入旧茔之事来看，恐非草草落葬。
王寂《辽东行部志》载明昌元年事(1190年)[82]:
闾阳，辽时乾州也。承天皇太后葬景宗于先茔陵之东南，建城曰乾州，取其陵在西北隅，故以名焉。本朝以其县去广宁府五里，改州为县。去岁又以县非驿路，移东南六十里旧南川寨为县治。居民萧条，亦无传舍……
此地为金人所占70年后，路过的王寂仍能清楚记下显、乾二陵的相对位置而不误，亦可作为一条旁证。
金人毁陵确有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金朝时期所有辽陵即已荒废。不同系统的文献记录提示着我们，上京地区的祖陵、庆陵确实遭到过严重的破坏，但北镇辽陵很可能继续沿用了下来，依旧起到安置前朝废帝及后裔、镇抚契丹遗民的功能。综上，将琉璃寺遗址出土的瓦件定性为金代，除了考古材料的支撑，亦可得到文献材料的辅证。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20＆ZD251)“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考古学专项“辽金时期瓦件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2022－YZ－06)的资助。
附记：本文在董新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赴北镇考察期间，曾得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各位师长的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管理处、北镇市文物处:《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2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同。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
[5]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龙纹瓦当的分期断代仍无共识。如贾洲杰早年即将内蒙古地区的龙纹瓦当定为金元时期产品。其中辽中京所出龙纹瓦当被定为金代产品。但近年来的诸多研究或将龙纹瓦当宽泛定为辽金时期，或直接认定辽代有龙纹瓦当。参见贾洲杰:《内蒙古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瓦当和滴水》，《考古》1977年第6期;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9—136页;卢成敢:《中国东北地区辽金瓦当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赵怡博:《内蒙古地区辽金元瓦当纹饰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6]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博物馆:《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首都博物馆:《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94页。
[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白城市博物馆:《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台基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卢成敢:《中国东北地区辽金瓦当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8][40]贲鹤龄:《内蒙古库伦旗发现辽代灵安州城址》，《考古》1991年第6期。
[9]李鹏、邰新河:《内蒙古通辽市腰伯吐古城调查》，《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10]鞍山市岫岩满族博物馆:《辽宁岫岩镇辽金遗址》，《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11]德岛县立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鳥居記念博物館図録》(第1集)，1976年，第8页。
[12]笔者自摄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13][2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1983年，第63页;第53页。
[14]张松柏、任学军:《辽高州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Z1期。
[15]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内蒙古锡林郭勒元上都城址阙式宫殿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
[16]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17]〔日〕岛田正郎:《祖州城:東蒙古モンチョックアイラに存する一遼代古域址の考古學的歴史學的發掘調査報告》，中泽印刷株式会社刊1955年。
[18][61]〔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座右宝刊行会1952年。
[19]辽中京遗址龙纹瓦当的年代问题可参前揭贾洲杰:《内蒙古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瓦当和滴水》，《考古》1977年第6期;辽上京遗址近年刊布的瓦当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建筑基址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20]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2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下同。
[22]赵永军:《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24]报告中公布的标本(2001FJLP4∶83)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房山金陵主陵区的南部排水明图版四五，第120、121页。
[2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下同，图版七五、九四。磁州窑报告所定的第三期为金代中后期(1149—1219年)。
[26]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考古》2019年第7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金帝夏宫——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文物出版社2022年。
[2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
[2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历史研究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
[30]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8期;卢成敢:《中国东北地区辽金瓦当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31]除前揭洛阳城与北宋皇陵发掘报告外，其余材料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云阳县明月坝唐宋寺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
[32][56]〔日〕佐川正敏:《东亚中世纪国家对花头板瓦改革的贡献再论》，《中世纪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辽上京建城1100周年》会议手册，内蒙古赤峰市2018年8月，下同。
[33][48]〔日〕岛田正郎:《祖州城:東蒙古モンチョックアゴラに存する一遼代古域址の考古學的歴史學的發掘調査報告》;〔日〕向井佑介著，孙琳译:《契丹的移民政策和渤海系瓦当》，《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13年第2期。
[3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2012—2017年勘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1期。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蓝田吕氏家族墓园》，文物出版社2018年，下同。
[3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2016年第10期;司伟伟、苏军强、万雄飞等:《锦州市北镇洪家街辽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3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处:《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2015—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1期。
[37]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云阳县明月坝唐宋寺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李映福:《三峡地区出土唐宋瓦当的类型和时代》，《文物》2009年第3期。唐两京地区所出类似标本可能为其更早的源头，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图版六一，5;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一四九，5。
[38][52]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
[39]新近的发现还可参见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标本。参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文物出版社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0年。
[41]陈相伟、李殿福主编:《扶余县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45、46页;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松原市伯都古城的调查——兼论宁江州位置》，《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5—180页。
[42]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11—219页。
[43]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162页。
[44]赵永军、刘阳:《金上京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收获——南城内道路系统、建筑分布再添考古新材料》，《中国文物报》线上刊发，2021年8月20日第8版;此外民间著录的金上京一带瓦当藏品亦有类似及变体者，见聂保昌:《金源瓦当艺术》，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87、91页。
[45]韩国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
[46]邓鸿山:《越南北部11～14世纪的砖瓦与屋顶装饰材料》，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7]系统的渤海瓦当梳理参见宋玉彬:《渤海瓦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下引瓦当照片采自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图版一六六。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27、328页。
[50]瓷器上的类似纹饰整理，参见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墓壁装饰上亦不鲜见，以宣化辽墓中所见者最具代表性。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51]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载《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53]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80、685—690页。
[54]高义夫:《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滴水研究》，《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5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另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唐代始建的遗址中出现的三角形滴水，如早年在兴庆宫遗址曾采集到的龙纹琉璃标本，类似个例应该为混入的晚期产品。参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图版贰，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2006年第6期。
[57]既往对南方地区垂尖花头板瓦材料的梳理，见高义夫:《南方地区唐宋时期瓦当与滴水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66—70页;对洛阳地区相似材料的关注见佐川正敏:《东亚中世纪国家对花头板瓦改革的贡献再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23—325页。
[58]〔日〕佐川正敏:《中国における造瓦技術の変遷》，载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古代東アジアの造瓦技術》，2010年，第77—95页。
[59]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图版九三。
[60]〔日〕小林行雄:《遼代の瓦當文について—興安西省発見遼代古瓦の研究》，《宝雲》第30册，1943年，第31—49页。小林行雄在文中也指出，这种滴水在辽代遗址中并不常见。
[62][7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第26页。
[63]这一现象在新立遗址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处:《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2015—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1期。
[64]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下同，第75—77页。
[6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789页。
[6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7047页。
[67]既往对金人毁陵的文献整理，参见彭善国:《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注释①。
[68][69]旧题〔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年，第133页;第206页。
[71][75][77][78][79][80]《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49页;第1636、1637页;第76、80页;第1849页;第116页;第166页。
[72]〔金〕王寂:《拙轩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43页。
[73]相关工作的最新梳理参见董新林:《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74]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下同，第239页。
[76]《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第398页。
[81]苗润博:《〈辽史〉探源》，第67—106页;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年，第159—163、第185页。
[82]〔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第268、269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