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血池村以东与沟南村之间的山梁和山前台地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数年的考古调查。2016~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和凤翔县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血池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由坛、壝、场、建筑和祭祀坑等组成功能结构完整的畤遗存。祭祀坑出土了2200余件（组）器物，包括玉器、青铜车马器、青铜兵器及小型木车马等祭祀之物。该遗址可能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和黑帝的北畤[1]。血池遗址出土玉器共百余件，明确为4件1组的共6组，除1组为2件玉琮和1对玉人外，其余5组均是由一对玉人、1件玉琮和1件玉珩组成。另有玉人24件、玉璋14件、玉琮16件、玉珩10件、玉圭4件、玉璧残片和玉残片10件。这批玉器均为片状，部分是由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雕琢有分区纹饰的青玉璧改制而成，初步考察包括开片、阴刻、打磨、钻孔等工艺。在此基础上，拟选择部分玉器开展微痕复制和观察，对工艺制作技术进一步深入了解。微痕复制使用的3MEXPE混合印模材料，无毒性或腐蚀性，可快速且高精度地复制玉器表面的加工痕迹。微痕观察使用的仪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扫描电子显微镜FEI Quanta 650。实验参数：高真空，束斑直径3，加速电压20kV，压力100Pa，采用二次电子成像模式。微痕复制和分析方法，笔者曾经介绍过[2]，此处不赘。血池遗址共出土玉人36件，通常男性玉人头顶一侧有髻，口部有须，女性玉人头部无髻，口部无须，与甘肃礼县鸾亭山祭祀遗址出土的男、女玉人[3]形制接近。除了组合完整的6组外，还有成对的玉人2对，此外，有7件女性玉人、3件男性玉人、4件女性玉人残片、2件男性玉人残片和4件性别不确定的玉人残片。玉人（T7306K3∶3、T7306K3∶7、T6907K24∶5、T6907K24∶22、TT6908K11∶2、6908K11∶3、T6908K15∶3、T6908K15∶4、T7206K3∶1、T6907K24∶39、T7108K7∶26、T6906K15∶35、T6906K15∶36、T6907K2∶3、T6907K4∶28、T7006K1∶2、T7207K7∶10、T7208K4∶4、T7306K3∶8）和玉人残片（T6808K13∶27、T7108K6∶30、T7166K1∶20、T7006②∶1、T7206K3∶4、T7306K9∶10）为青玉质，未经改制。玉人（T7307K11∶1）和玉人残片（T6907K5∶59、T7008K6∶3）为青花玉质，青白色玉质内含黑褐色点状和絮状包裹物，未经改制。玉人（T7006K11∶1、T7006K11∶2）为双身龙蒲纹青玉璧改制。玉人（T6908K26∶5、T6908K26∶6）为蒲涡纹青玉璧改制。玉人残片（T6906K15∶58、T7308K2∶16）为回首凤蒲纹青玉璧改制。玉人残片（T7308K5∶3、8）为青花玉质，由回首凤蒲纹玉璧改制。所有玉人为平整片状，应该是以锯片切割技术进行开片。男性玉人（T7006K11∶1）和女性玉人（T7006K11∶2）同组出土，这2件玉人两面均残存纹饰，玉人面部在改制时经过打磨，但尚未完全磨去纹饰即阴刻了玉人的眉、目、口、鼻，而背面在改制时完全未经打磨。经观察推测，2件玉人均由分区的青玉璧改制而来，玉璧内区的六边形蒲纹由3条近60°斜交的阴刻直线构成，内外区之间阴刻2个圆圈纹，圆圈纹之间为斜向平行阴刻线，外区原先阴刻的是双身龙纹，该玉器形制可参见礼县鸾亭山F3第五组玉器中的青玉璧[4]。男性玉人背面头部残留的1个阴刻小圆圈，其外接近菱形的阴刻图案，与双身龙蒲纹玉璧的龙首眼部造型相吻合（图一）。女性玉人背面头部残留的纹饰与双身龙玉璧上纠缠的龙身至尾部相吻合（图六）。玉工从玉璧上切割取下合适尺寸的玉料后，进一步修整头颈部外形轮廓以成玉人毛坯。观察男性玉人（T7006K11∶1），左侧颈部表面略有起伏，微痕横向分布，应是使用粒度较小的粉砂岩类砺石打磨而成（图二）。两条平行阴刻线和之间的3组X形阴刻线用来表达腰带，直接叠压在蒲纹表面，蒲纹未经任何打磨处理，腰带工艺较为粗糙（图三）。玉人（T7006K11∶1）面部虽经过一定打磨，但是叠压在表达眉、眼、口、鼻的阴刻线之下的旧阴刻线明显干扰了玉人面部纹饰效果（图四、五）。女性玉人（T7006K11∶2）面部稍显干净，旧纹饰基本被磨去，腰部仅以一条阴刻线代表腰带（图六）。面部的眉、眼、口、鼻均是以小段阴刻线组成，交叉处未完全衔接好，比如4条阴刻线组成菱形眼部（图七），3条阴刻线组成梯形鼻部以及4条阴刻线组成梯形嘴部（图八）。背面未经打磨，改制前玉璧外区双身龙的制作是秦汉时期此类玉璧的典型工艺，在局部需要加深加宽处，以尺寸略大的丁砣对已勾勒出的阴刻线进一步处理，形成明显的减地效果（图九）。勾砣勾勒的阴刻线较同时期玉璧更为粗糙，阴刻线方向改变处出现常见的解玉砂造成的放射状微痕（图一○）。非改制玉器的玉人可能是由玉工采用一些小块玉料制成，开片、打磨修整后在面部和腰部做阴刻纹饰即完工，如玉人（T6908K15∶4）（图一一）。微痕观察器表打磨较干净，双眼被勾勒成丹凤眼形状，左眼出现砣具抖动造成的多处结点（图一二），右眼颇为流畅（图一三），口部、八字胡和下部三撇胡须同样干净利落（图一四），腰部的阴刻线基本平直规整（图一五）。经观察发现，无论玉人面部和腰带纹饰或者表面残留改制前的纹饰，都符合旋转砣具阴刻痕特点。但是，表达玉人面部和腰带的阴刻线全部未出现放射状微痕，推测玉工在制作玉人过程中未使用解玉砂。血池遗址共出土玉琮23件，器形平整，属于锯片切割技术开片。素面玉琮18件，其中11件完整器（T6807采集、T6907K24∶6、T6907K24∶25、T6908K11∶1、T6908K15∶5、T6908K22∶3、T6908K25∶10、T6908K26∶3、T7206K3∶3、T7207K7∶33、T7306K3∶5）和4件玉琮残片（T6907K8∶1、T7206K1∶5、T7207K7∶33、T7306K3∶4）为青玉。3件完整器（T6807K5∶31、T6907K4∶29、T6908K15∶14）为青花玉质，黑色斑点状或絮状杂质包裹在青白色玉料中。由青玉璧改制的玉琮共5件，2件完整器（T6907K4∶9、T7006K11∶3）可判断由双身龙玉璧改制而成，另1件完整器（T7306K7∶16）仅见蒲纹，玉琮残片（T7308K5∶1）仅见蒲纹，玉琮残片（T7165K2∶7）可辨识由双身龙玉璧改制而成。玉琮（T7006K11∶3）改制前未经打磨，两面残留双身龙蒲纹玉璧内外区的阴刻纹饰（图一六）。选择两圆圈纹之间的斜向平行阴刻线和内部蒲纹观察，前者刻痕极浅，放大后明显呈现出连续性差、不均匀等微痕特点（图一七），后者则正好相反，微痕均匀排列（图一八），与此类玉璧常见的工艺特点相符。血池遗址共出土玉珩15件，器形平整，均为锯片切割技术开片，顶部正中部位钻一小孔。素面玉珩13件，其中11件完整器（T6907K24∶23、T6808K10∶12[与编号T6808K10∶14为同一件，残断]、T6907D1∶52、T6907K9∶2、T6908K25∶12、T7107K2∶2、T7108K6∶29、T7206K6∶74、T7307K11∶2、T6908K15∶2、T7206K3∶2）和1件残片（T7360②∶2）为青玉质，1件完整器（T6908K11∶4）为青花玉质。玉珩（T7006K11∶4、T7165K2∶8）为青玉璧改制，表面残留纹饰。玉珩（T7006K11∶4）两面大部分纹饰被去除，残留纹饰与双身龙玉璧上的龙纹较为接近。从器表粗糙程度看，玉工在打磨时使用了砂岩类砺石，没有进一步精细打磨（图一九）。放大观察，器表坑洼不平（图二○），玉珩上的孔为单向钻孔（图二一）。玉珩（T7165K2∶8）两面保留回首凤纹，应是由回首凤青玉璧改制而成（图二二）。回首凤纹青玉璧在西汉时期并不少见，外区多为3只回首凤纹呈腾飞状，内区为蒲纹或涡谷纹。常见玉工以放射状阴刻纹表达张开的羽翅，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2件双面雕琢回首凤蒲纹青玉璧（PM∶29、PM∶32）[5]，又如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出土的双面雕琢回首凤蒲纹青玉璧（M5∶49）等[6]；又或者羽翅不做张开状，如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双面雕琢回首凤蒲纹玉璧（M1∶60）[7]及甘肃礼县鸾亭山祭祀遗址出土的双面雕琢回首凤蒲纹青玉璧等[8]。玉珩（T7165K2∶8）两面回首凤纹的羽翅呈放射状张开，与狮子山和碧螺山出土玉璧较接近，只是工艺较之粗糙。这件玉珩以回首凤青玉璧为料切割开料之后，除了打磨边缘，仅在顶部钻了个小孔，再未作任何其他工艺处理，小孔打破了原先的阴刻纹饰（图二三）。制作玉璧的玉工应是先开片、钻孔、打磨制出玉璧毛坯，再进行凤鸟纹饰刻划。以勾砣勾勒出细的阴刻线后，会以稍厚的侧面呈鼓形的丁砣对凤鸟身体的主要线条做进一步减地处理，使原先细的阴刻线加宽加深，一方面与羽翅等细线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又使整个凤鸟纹表现出一定的浅浮雕的立体感。这种做法与双身龙青玉璧的龙身处理方式如出一辙。据微痕观察，玉工在加工时使用了解玉砂（图二四、二五）。当凤鸟的主体纹饰制成以后，玉工最后会以平行的两道或几道细短阴刻线垂直添加在主体纹饰中，这些细短阴刻线通常叠压在其他纹饰之上（图二四、二六）。血池遗址共出土4件玉圭，从器形规整程度看，均属于锯片切割技术开片。2件灰白色大理岩质残件（T7166K1∶12、T7250②∶1）为素面，玉圭（T7250②∶1）为青玉质，素面完整，玉圭（T0151②∶4）为青玉质、底部略残的改制器。从玉圭（T0151②∶4）两面的阴刻纹饰看，应是由分区的青玉璧改制而成。该玉璧的内区为整齐排列的六边形蒲纹，由3条近60°斜交的阴刻直线构成，内外区之间由2条阴刻圆圈纹隔开，两圆圈纹之间为斜向平行的阴刻线，外区原本可能为3组回首凤纹，目前残留部分凤尾纹（图二七）。观察各类阴刻线的相互叠压关系，发现蒲纹被叠压在内圆圈纹之下（图二八），两圆圈纹均被之间的斜向细阴刻线打破，外区的凤纹则打破外圆圈纹（图二九）。说明玉工设计好分区构图之后制作玉璧表面纹饰时，基本是以由内区及外区的顺序进行，先以砣具在内区勾出3组60°斜交阴刻线，再分别勾出两条阴刻圆圈纹，然后在两圆圈纹之间阴刻细斜线，并在外区阴刻凤纹。整体加工较为粗糙，尤其是外区的凤纹，在表达局部较粗深的线纹时，没有按照西汉早期玉工常见的成熟做法（换尺寸稍大的丁砣类砣具，在所需局部稍加减地），反而直接以勾勒凤纹的勾砣数次施工，最终使该处看起来宽度足够但深度不够，放大观察微痕更显杂乱无章（图三○）。另外，阴刻线看似流畅，实则粗糙。或许玉工操作工具水平较差，在勾勒阴刻线时忽深忽浅，时断时续，还出现反复勾勒凑合的做法（图三一）。但总体而言，各类阴刻线纹的痕迹特征符合旋转砣具特点。器物表面的打磨痕迹普遍被阴刻纹打破，说明原先玉璧的制作工序为开片、钻孔制成玉璧毛坯、再打磨、最后阴刻纹饰。后来的玉工从玉璧取料制作玉圭时，直接切割打磨即成，没有对表面残留纹饰做进一步处理。血池遗址出土玉璋均为素面残件，从器形看工艺较简单，仅涉及切割、打磨技术。血池遗址出土的玉璧残片或不知原先器形的残玉片（块）等共10件，包括蒲纹青白玉璧残片3件、素面白玉残片（块）3件、素面青玉残片2件、涡谷纹白玉璧残片1件、涡谷纹青玉璧残片1件。其中，蒲纹青白玉璧残片（T7108K7∶3）的蒲纹制作规整（图三二）。蒲纹被外圈的阴刻线打破，说明玉工规划好图案之后先制作蒲纹，再做外圈（图三三）。蒲纹分布整齐，尺寸一致，根据其截面形状推测蒲纹制作使用了砣头呈球形或鼓形的丁砣类工具；根据蒲纹表面平行排列的细腻微痕，推测使用了粒度极小的解玉砂（图三四）。通过对血池遗址出土的百余件玉器进行观察，初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制作工艺简单。无论是否为改制器，基本工序为开片、修整打磨，玉人需进一步阴刻眉、眼、口、鼻与腰带，玉珩需在顶部钻一孔，玉琮需在正中钻一孔。第二，玉人、玉琮、玉圭、玉珩均出现玉璧改制器，或由双身龙蒲纹青玉璧改制，或由回首凤蒲纹青玉璧改制，偶见回首凤蒲纹白玉璧改制器。玉工在改制玉器时，常无视旧有纹饰，偶尔稍事打磨处理。第三，血池遗址出土玉器中最能反映其工艺特点的便是玉人表面的阴刻纹饰，虽然阴刻痕迹符合旋转砣具加工特点，却并未使用解玉砂，该现象颇令人费解。当然，秦汉时期铁质工具发展水平较高，直接使用铁质砣具不无可能，不过制作过程中须不断用水对玉器和工具进行降温。此前考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器工艺发现，随着铁质工具的应用，西汉早期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在阴刻、减地等工艺中，解玉砂仍是极为关键的核心技术[9]。另外，微痕观察显示，玉器上残留的改制前加工痕迹完全符合秦汉时期玉璧工艺特点。总之，血池遗址出土的这批祭祀用玉，出现玉琮、玉珩和男女玉人的稳定组合，符合《史记·礼书》所载“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本末相顺，始终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10]。从玉人表面阴刻眉、眼、口、鼻和腰带的统一做法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祭祀用玉在加工细节上的规范化要求。同时，这批玉器工艺简单，仅玉人略加纹饰，其余多为素面，从选料到制作，皆体现出克勤克俭、惜时惜力的作风，既顺应当时仪礼要求，又有所克制，避免“繁礼饰貌”，不至于因为祭祀而消耗过多国力民力。《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时“唯雍四畤上帝为尊……畤驹四匹，木禺（偶）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至汉高祖时“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11]。可见，汉承秦制，祭祀天地与上帝虽是皇帝统治天下的政治需求，所用祭品的种类与数量必须符合礼制，但某些具体细节上并不追求精细奢华。血池遗址所出多件小型玉礼器由青玉璧改制而成，或有“苍璧礼天”等仪礼上的目的，同时以玉人代替了人牲，类似木俑代替马的做法，务实之余更为人道。[1]田亚岐、陈爱东《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游富祥《吴山遗址的性质与畤祭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7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1385~141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5]狮子山楚王陵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6]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7]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9]宗时珍、叶晓红《略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工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叶晓红等《钻孔技术在西汉玉器工艺中的灵活应用———以狮子山楚王墓为例》，《文物》2020年第9期。[10]司马迁《史记》卷二三《礼书》，第1170、1171页，中华书局，2013年。[11]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6~1378页，中华书局，2013年。（作者：叶晓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亚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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