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2期
丛德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摘要
新疆青铜时代自公元前3千纪中期左右逐渐展开，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多个重要地区，分别与周边区域发生交流与互动。各区域考古学文化时代不尽相同，传承有自，构成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包括哈密盆地、吐鲁番地区、准噶尔盆地、帕米尔高原以及环塔里木盆地等八九个区域，在青铜时代均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时也保持彼此的交流与交融。仔细探讨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特点，以及相邻区域交互影响或渗透、碰撞，是观察新疆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渠道。本文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入手，梳理各自主要特点和文化联系与交流的历史事实，力图勾勒不同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样态和基本特点，探讨新疆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动因与过程。
关键词
新疆地区 青铜时代 考古学文化 多样性 文化交流及互动
正文
一、研究背景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开始为世人所了解起，这一地区很快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具吸引力的考古热土，但彼时西方探险家的考察活动大多是非正规的考古工作，在发现的同时，也对古代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后，正规的考古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这些考古遗存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渐成规模，新发现层出不穷，许多空白领域得到填补，并屡屡突破前人的旧说，研究新论迭出。
中国考古学者们进行的新疆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研究工作，尤其是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工作，其内容既涉及对新疆地区史前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及认识、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涉及对陶器、青铜器制作以及冶铜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更涉及对古代环境、人种及DNA遗传研究，以及对动物、植物学，文化间互动，冶金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凡此，可以看作是对新疆地区史前时期（青铜时代）历史画卷的多方位、多角度的描述。从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看，已经开始对这一地区史前生活图景进行了准确摹写。探索之路已经开启，相信不久的将来，研究成果会越来越令人期待和振奋。
已有的考古成果和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目前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面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发现。虽然在从东疆的吐鲁番故城沟西台地，绵延至葱岭上的塔什库尔干吉日尕勒等地的广大空间，都有比较重要的石叶—刮削器采集点的发现，但正如研究者所言，这些遗址的测年工作及地层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仍然制约着对此类遗存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目前的新发现和研究已开始改变这一状况。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定性、命名，以及对多样性考古文化面貌的认识等，正一步一步深化。这其中，对彩陶的认识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新疆地区陆续发现的一些彩陶遗存，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对新疆彩陶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者们对新疆考古学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是识别新疆史前文化（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最初探索。研究历程，从开始的为识别、定性而开展程式化分类的彩陶研究，发展到今天自觉地将其视为考古学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者们跳出了新疆彩陶“西来说”或“东来说”简单定式的束缚，从更广域的视角来审视新疆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其中所反映的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文化交流形式。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了材料、研究角度的推动，同时也深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启示。在诸如对新疆彩陶以及青铜时代的认识等问题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或许并不是唯一令人关注的话题，透视研究历程，了解一代代研究者在新疆地区考古学研究道路上的改进过程，也同样值得关注。
新疆地区发现的比较重要的青铜时代的遗存，范围广阔，不论是在环塔里木盆地周边，还是在东疆、北疆乃至帕米尔高原上，均有所呈现，内容非常丰富。探讨新疆地区地域文化的研究文章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颇具深度。陈戈、王炳华、安志敏、水涛、韩建业、邵会秋、郭物等学者的论著，着眼于全疆范围内的地域文化特点，划分类型、区域，比定年代，阐述各区域文化的特质乃至探讨各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关系，取得斐然成就。
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新疆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尽管上述学者的结论见仁见智，但大家“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到对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的问题上来，显示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性的关注，表明这一课题在构建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不断地探讨中，逐渐区分出如哈密及周边地区、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区、罗布泊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帕米尔高原地区、伊犁河流域、环准噶尔盆地区等八九个相互关联的区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归纳的地区，仅是目前材料较多的地区，在时代上也不完全具有共时性，但是业已显示出来的区域差别和文化联系，已经表明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多样与交互的样态。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对这一分区体系的客观性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还会被进一步补充与修正。
近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越来越多的古代金属器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屡有刊布，新意迭出。梅建军、潜伟和谭宇辰等人对部分地区铜器的检测分析，揭示了新疆地区锡金铜、含砷铜及含砷元素的青铜器成分的差异及其内在原因，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青铜冶金这个角度所做的研究、论证，探讨了新疆地区早期冶金发展、与周邻地区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疆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互动，得出了更多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自1929年英国人基思（A.Keith）发表关于出自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墓葬的头骨资料的研究报告以来，对于新疆地区的古人类种族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西方研究者的专属领域。自1986年开始，韩康信等学者连续对新疆境内出土的古代居民骨骼资料进行考古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对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骨研究，是其中出色的研究个案之一。古墓沟墓地有两组不同形式的墓葬，墓葬中没有考古研究者惯常关注的陶器出土。韩康信根据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归纳认为人骨的特点具有古欧洲人类型特征，进而又区别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相似的安德罗诺沃变种类型和阿凡纳羡沃类型。有趣的是，这两组人骨类型分别与墓地中不同的墓葬类型相对应。在此基础之上，韩康信提出了古代新疆地区居民的一种迁徙模式，极大的启发了考古学者对这批材料的认识。近年来，朱泓、崔银秋等学者在大量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人类线粒体DNA遗传数据及分子遗传学方法，使得新疆古代居民人种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新成果被陆续发表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视野。通过人类骨骼的化学分析进行古代人群的食性研究，获得古代人群的食谱结构，从量化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化。
二、时代界定与地理单元的特点
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时间界定，以往基本在公元前2 000—1 000年这个区间。与新疆周边地区（西、北、东面）的青铜时代起始时代皆较早的情形相比较，新疆地区的同类型遗存显现为时代上的一个“盆地”（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新疆地区较少有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的公元前2 000年之前的遗存。通过碳十四测年，结合对陶器等考古材料与周边文化比较的结果看，新疆地区考古遗存基本上以公元前2 000年作为一个较早的时代界限，个别地区也存在早于这个阶段的遗存。目前，据已发表的报告，初步统计新疆地区的碳素测年已近400个左右，绝对纪年超过公元前2 000年的数据相对较少。本文暂以公元前2 000年为讨论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工作上还有空白点的原因。近年来，在伊犁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上限已经突破了公元前2 300年甚至更早。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深入与测年手段的改进，将来可能有一些变化。
新疆地区公元前2 000年以降至公元前1 000年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前有“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铜器时代”“金属器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等不同的称谓。其中“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使用较多，“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往往与“青铜时代”在时间上相互重叠，界定的标准更为模糊，而“青铜时代”的称谓，主要的依据是在工具或武器之中开始使用青铜，同时也兼顾到目前新疆地区古代遗存测年的实际情况。同时，对新疆考古学文化历史阶段的划分，不能忽视其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因此学者们认为称其为“青铜时代”能够普遍反映这个时期遗存整体面貌的时代特征。存在的问题是，对依据的标准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明，对各主要遗址（墓地）内出土的各种金属遗物缺乏准确的量与质的统计，缺少量化的标准等，这也是今后工作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疆位于亚洲大陆的北部，地形地貌特点简言之表现为“三山夹两盆”，即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分别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包容其中。对其仔细划分，还可区分出准噶尔—吐哈盆地、伊犁盆地、塔里木盆地和与其相间的山带以及山带之间的谷地（沟谷）。后一个特点在天山的中部和西部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整个新疆范围内，天山南北两个大的地理单元的区分最为显著，同时又有相对较小的地理单元，如哈密、吐鲁番盆地，环塔里木周边绿洲，帕米尔高原以及天山中部沟通南北的沟谷地带及天山西部山谷等等；天山横亘中间，自东而西，横跨沙漠、戈壁，面积广大；南北相对隔绝；绿洲大部则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多依河流附近，随河流摆动。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该地区东西向的交流比较便利，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东西向交通便利的这一特点更加显著。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在三条地理线上居多，但是因为遗址的面积相对较小，因此分布的点也呈散点状布局。遗址（墓葬）主要的分布特征是沿绿洲及山前坡（台）地分布。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理单元内遗址的构筑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别，文化面貌也有各自的特征，显示出各地区间区别的存在。这种区别的产生可能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遗址（墓葬）的内涵主要显示的是地域间的差别。这种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存在，是新疆青铜时代多样文化遗存存在的基础，也是汉通西域时期新疆 “城郭之国”“行国”等众多不同特质小国（集团）林立政治格局的深层次背景。
新疆地处古代几个著名的农业和游牧文明之间，是各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地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新疆内不同的地域也各有表现。从新疆青铜时代古代文化所显示出的特点也可以看到，高耸的山脉不仅没有阻隔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动，反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坐标。古代文化以及人群的流动，正是藉此为桥梁，在欧亚大陆的深处缓慢地发生着。
三、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概述
在前述引文中，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区的研究最富成效，但新材料的出现，使得这一研究仍然具有吸引力。对于区域的划分，除了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考古学文化的自身特点。考古学文化自身特点方面，也要在重视对陶器组合和其他随葬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遗迹的构造形式、埋葬习俗等内容的分析加以区分。
目前，依据各区域已知的考古材料，并结合各区域的地理特点，可将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九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即哈密及周边地区、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区、塔里木盆地东缘区（罗布泊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分为两个区域）、帕米尔地区、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环准噶尔盆地区。从目前的材料分析看，各区域内的文化类型并不是单一的结构，但是否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还需要新的材料不断完善（也可能存在其他文化类型）。各区域的青铜时代起始年代也早晚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各自又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划出的分区，只局限在我国新疆的区域内，实际上部分考古学文化区域的范围，还可能跨越了当今的国界。
1.哈密盆地—巴里坤区
这一区域主要以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及其周边为主，包括了巴里坤草原及天山东端北麓的木垒、奇台，甚至吉木萨尔等地。东部边缘隔河西走廊与甘肃相呼应。现有的材料显示，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较早年代的特点，在公元前2 000年左右或略早。这一区域的陶器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的陶器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在该区域中，有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雅林办）和焉不拉克遗址（墓地）为代表的两类遗存。天山北路墓地主要分布在天山北路林场和雅满苏矿一带，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竖穴土坯墓为主。土坯墓在这一时期很少见，在青铜时代之后相对较多。葬式主要为侧身屈肢葬。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多平底器，器形以各种双耳罐为大宗，还有单耳罐、筒形罐、壶形器、注形器和盆等；彩陶主要是红底黑彩为主，纹样以几何纹为主，有菱形纹、三角纹、竖线纹和松叶纹等（见图1）。其他种类的器物还包括石器、青铜工具及饰件，还有金、银、骨、贝蚌饰件等，其中的青铜器（生活用具及武器等）比较有特点，器类丰富。天山北路遗存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这一区域其他可以归入此类的墓葬类型还有哈密五堡水库墓地等。
焉不拉克墓地位于哈密市西北三堡乡焉不拉克村。目前在哈密盆地也发现多处与焉不拉克墓葬同类型的遗迹，如南湾墓地、寒气沟墓地及腐殖酸厂墓地等。发掘者将其命名为焉不拉克文化。焉不拉克墓地的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或竖穴石室和土坯二层台为主，已经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实行多人合葬和单人葬，葬式多为屈肢葬。陶器主要为夹砂红陶和灰黑陶，器形有单耳钵、单耳豆、腹耳壶、单耳杯、单耳罐、双耳罐、四耳罐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基本是红衣黑彩，彩陶纹饰主要有三角纹、锯齿纹、水波纹、纵向曲线纹、十字纹等，内彩比较发达。陶器之外，还有铜刀、铜箭头、镜和牌饰等青铜小件制品，还出现了小件铁器。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 300—前500年之间（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天山东端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的同期遗址中也有较多与焉不拉克文化相同的因素，显示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2.吐鲁番盆地—天山东部山谷区
这一区域包括吐鲁番盆地及天山中部的山间低谷，如阿拉沟、鱼儿沟等。目前发掘的遗址有鄯善县的苏贝希（苏巴什）遗址和墓地、洋海墓地、艾丁湖墓地，托克逊县的喀格恰克墓地等。天山东部的山谷有乌鲁木齐市的阿拉沟东风厂墓地、鱼儿沟墓地及南山矿区墓地等遗址。目前有学者以苏贝希文化统而称之（见图2）。盆地内的主要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竖穴洞室墓和竖穴石室等多种形式，地表上一般少见有标志。陶器基本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筒形杯、壶、瓮、带扳碗等，彩陶数量较多，以红衣黑彩为主，纹饰包括多种三角纹、涡旋纹、网格纹、水波纹、曲线纹、锯齿纹等。铜器则有刀、管銎戈、箭头、带钩，以及牌饰和铜镜等。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 200—前200年之间。依据现有的材料分析，天山东部沟谷区的文化面貌与吐鲁番盆地有一定的差别。该地区区域性文化特点相对显著，研究者据此将吐鲁番地区青铜时代的阶段划分为自商晚至西汉前包括初始、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四个阶段。
3.塔里木盆地北缘区
这一区域主要包括天山中部山谷间的焉耆盆地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中部地区，以和静县察吾乎沟及附近的多处墓葬群和轮台群巴克墓葬群、拜城的克孜尔水库墓地为主，已被命名为察吾乎沟口文化（察吾乎文化）。墓葬地表有石围、石堆或土堆标志等几种形式，特征明显；以地表有封土（石堆）的土堆墓或石围墓为主，规模一般较大，底径有二三十米，高约15米，在墓葬封土下有大量殉葬坑，坑内埋有马、羊等，中心墓上有棚木，结构复杂。
石围或土堆之下，有一个或多个墓室墓（坑），部分中心墓室（墓坑）周围分别有埋葬儿童、马、骆驼的小坑。墓室分竖穴石室（以石块砌出墓壁）和竖穴土坑两种。土坑墓有小而长的墓道，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葬式为仰身或侧身屈肢。陶器以各种带流罐（器）最具特色，此外还有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盆、钵、壶、釜形罐等器形。彩陶较发达，基本为红彩和黑彩两种，纹饰图案有三角纹、棋盘格纹、网格纹、折线纹、回形纹、菱形纹、竖线纹、斜向飘带纹等。铜器则有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多种。铁器主要为小型器，种类有短剑、刀，其他质地还有骨、石、角等。察吾乎沟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900—前500年间。已有学者对察吾乎沟文化进行了期别的划分，并将和静县察吾乎沟与轮台县群巴克分别界定为不同的类型（见图2）。
陶器以带流器为主，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器底有烟炱，可见是多为实用器随葬的。该区域的铜镜非常有特点，目前已知新疆地区铜镜存在两个系统：一是圆形镜，一是带柄镜，两类在该区皆有所见。
4.塔里木盆地东缘区（塔里木河下游）
该区域主要以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周边区域的小河墓地以及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为代表，在塔里木河中游发现的北方墓地也属于此类遗存。此外，还包括了铁板河墓地和英国人斯坦因以及中瑞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泊周边区域的调查材料。小河（五号）墓地墓葬使用无底的船形木棺，在木棺头档的外侧竖立不同形状的立木为标志物。以单人葬为主，仰身直肢。随葬物品有草编小篓、木箭杆、木质人面具以及其他木器等。孔雀河墓地的墓葬为竖穴沙室，竖穴内有木挡板，部分墓葬在墓穴外围环列木桩，木桩排列成放射状。葬式也主要是单人葬，仰身直肢。随葬品中未见陶器，较多木器、骨器和草编器皿及个别玉质和红铜饰品，还有木雕及石质的人像（见图4）。
两处墓葬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其他零星墓葬显示了高度的相似性。小河墓地的年代最早已达公元前2 000年，古墓沟墓葬的碳十四测年也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 800年前后。这说明此类遗存的年代相对集中。该区域的另一处遗迹铁干里克的测年较以上两处为晚，但面貌也具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可以归纳为同一类遗存。
小河墓地未发现陶器，是用植物编制的篓（草编篓）类器作为盛器的（见图5），有研究者对盛器内的残留物进行分析后认为，当时人群已经食用粥类食物。在墓地的木桩上发现有青铜工具的痕迹，如凿痕等，但并未发现实物。
5.塔里木盆地南缘东区
该区域主要包括若羌和切末两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边缘。目前发掘的墓地有扎洪鲁克墓地和加瓦艾日克墓地的部分墓葬。参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1989年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物管理所、且末文化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发掘》，《考古》1999年第1期。这两处墓地的年代下限已进入公元以后，超出了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有加瓦艾日克的M1、M3及M5可以纳入讨论的范围。三座墓葬的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为多人合葬，一次葬的葬式为仰身屈肢，陶器分夹砂红褐陶和灰黑陶，以圜底器为主，器形有带流罐、单耳罐、双耳罐、钵等（见图6）。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
6.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区
该区域目前主要包括克里雅河下游和尼雅河流域，其中位于昆仑山北侧的于田流水墓地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墓地。墓葬表面有石堆或石围标志，竖穴土坑墓，有合葬和单人葬；出土的陶器以素面为主，器形有罐类、釜和钵等圜地器，器表装饰主要为戳印（刻画）的几何性纹。铜器主要以铜刀为主，还有镜、斧、矛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金饰件。该墓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左右。地处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遗址附近的墓葬群中编号为H墓地也是一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公布的陶器皆为采集品，以夹砂灰褐陶和黑陶为主，陶器有壶、单耳罐、双耳罐、带流罐、盆等（见图7）。
在克里雅河的尾闾三角洲地区还存在一种与半月形石镰共存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形以罐、杯为主，多平底器；纹饰主要是刻印纹、凸棱纹和乳突纹。在尼雅河下游也发现了与此相同的遗存，研究者推测后者的年代在公元前2 000年至1 000年之间，显示了这一区域有可能存在更早遗存。
7.帕米尔高原区
该区域主要指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发掘的主要遗迹有香宝宝墓地和下坂地墓葬群，近年来还在该县的吉尔赞卡勒发现了新的遗存。香宝宝墓地墓葬以地表上有圆形石堆和袋装石围两种标记墓为特点，石围分圆形、方形、长方形。墓坑均为竖穴，埋葬方式以侧身屈肢葬较多见，类型有火葬、一次葬、多人二次葬等形式。陶器为加沙粗红褐陶，素面。器形简单，以圜地器为主，有釜、罐、钵等，其他还有铜箭头、耳环、铜饰件和铁刀等。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800—前500年左右。下坂地墓葬群分编号为AⅠ—AⅥ，BⅠ—BⅦ。其中编号为AⅡ的墓地发掘了118座墓葬，地表上有石堆、石围石堆和石棺等标志；葬俗以一次葬为主，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俯身屈肢等。随葬品中以陶器、铜器、木器为主。陶器的器型有缸形器、罐、碗、杯、钵等；铜器以装饰品为主，有喇叭形状耳环、戒指、铜泡、铜珠等。此外，下坂地墓地出土了较多的木器，包括了钵、杯、碗、罐、案和勺。下坂地墓葬最早的年代达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香宝宝墓地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七八百年（见图8）
8.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
本区主要包括了伊犁河及特克斯河流域的新源、昭苏、察布查尔和尼勒克等县。这一地区古代遗迹丰富，从青铜时代至公元前500的铁器时代，都有遗存发现。从目前的材料分析，至少有两大主要阶段和遗存，即以吉仁台沟口类似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和公元前7世纪前后石堆墓等为代表，前者也包括了温泉河流域的部分遗存。后者主要包含了两类遗存，即以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察布查尔的索墩布拉克墓地、新源的铁木里克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见图9）和以昭苏的大型土墩墓为代表的遗存。已有研究者依据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将一、二类的遗存比定为古代塞克和乌孙的墓葬。穷科克与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墓葬形制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大都具有封土堆，封土堆的边缘处有石圈，墓室分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两类，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二次葬较少。陶器皆为夹砂红陶，器形有钵、壶、单耳罐等，均为圜地器；彩陶有红衣黑彩或浅色与红色相间，以三角纹为主。
土墩墓均以巨型封土为标志，封土下一般有1—4个墓室，墓室为竖穴土坑，内有不同规模的木椁、木棺或木质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陶器有壶、罐、钵、盘、单耳杯、烛台等，有部分彩陶。此外还有铁器、金器等；在发现的遗存中，第一类遗存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00—前300年前后；第二类遗存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但新近发表的穷科克的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研究者注意到了它与索墩布拉克的差别。这种差别，很可能是时间上早晚的区别，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总体联系紧密。
该地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偏洞室，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强的独特性。
9.环准噶尔盆地区
本区范围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公布，其中以阿勒泰的切木尔齐克墓葬为代表，地表用石块垒砌出墓葬的分布区（院），在同一分布区内排列数座墓葬。墓葬多为竖穴石棺墓，有的墓前立有条形石标志。葬式为单人侧身屈肢，还包括附身葬和二次葬。陶器类以尖底橄榄形罐最具特点。此外还见有平底罐和豆形器。纹饰有压印的鳞纹、蓖纹、点纹和几何纹。此外，石质容器也是该类遗存的一个显著特征，器形有罐、钵，小杯以及灯形器（烛台）。这个墓地最早的一类遗存，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2 000年甚至更早。
在环准噶尔盆地的西端和东端，近年来都有新遗迹被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除切木尔切克类型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史前文化遗存。
四、讨论
上述九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既有文化性质的差别，也存在时间上的不同，但从现有的材料分析，各区域之间无论是墓葬形制抑或出土器物都存在若干的相关性，可以滤出一条大致的发展脉络。
在新疆东部的两个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区域，哈密盆地及周边地区和吐鲁番及周边地区的诸遗迹中，以哈密的天山北路墓葬的年代较早，最早的遗存进入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或更早。
对天山北路墓葬性质的认识，有的学者将其归入焉不拉克文化的范畴之内。就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天山北路墓地的器物群及彩陶的图案特征都与后者有较大的差异，它的代表性器物，如双耳罐（包括彩陶和素面两类）均与焉不拉克墓葬出土的器物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其东部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同类器相近，映射出了两地考古学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四坝文化源自河西走廊地区，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 000—1 600年间，因此，可以大致将天山北路墓葬的年代比定于此。天山北路墓葬的部分陶器显示了新疆东部地区至迟在公元前2千纪初即与河西走廊地区发生了文化间的交流。
焉不拉克文化在整体年代上晚于天山北路，主要器物种类、组合，彩陶图案等均与前者有较大的差异，焉不拉克出土的壶、豆，在器形和彩陶图案上都显示其另有渊源，并非承自本地区的天山北路墓地中的原有因素。至于焉不拉克墓葬中所保持的前者的墓葬形制、葬式及部分陶器纹饰等重要因素，似乎暗示两者在时间上有前后衔接或部分重合的可能。
这一地区的墓葬形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从天山北路延续至焉布拉克再至吐鲁番盆地内诸遗址，具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甚至可能对天山南麓察吾乎沟文化分布区内的遗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年对哈密一带的铜器分析研究显示，铜器群中锡青铜的普遍使用构成了该地区冶金的重要特征，结合部分陶器的形态，研究者进而推断其与欧亚北方草原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但是，哈密一带主要陶器特征的演化，显示了其受到东部，即河西走廊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持续影响的轨迹，并对其后的吐鲁番盆地内诸遗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哈密一带文化因素的形成，可能显示了比较复杂的发展过程。来自河西走廊地区甚至河湟地区的彩陶因素，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即开始了漫长的西向传播和落地的过程，在新疆东部哈密一带最早显示了这种传播、落地的样态，并渐次向周边辐射。
吐鲁番盆地的诸遗址无论从器形还是装饰纹样都显示出了较多的一致性，虽然其部分因素显然承自哈密的焉不拉克文化，但其整体面貌仍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该地区对彩陶因素的吸收，则加入了更多的地方特点，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段。
阿拉沟东口墓葬中的竖穴木椁墓出土的金器（金箔饰件）、铜质方座承兽盘等，显示其与伊犁河谷地区乃至欧亚草原地带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斯基泰遗存同类器物有相似的成分。同时，其墓葬构筑方式独具特色，与苏联地区阿勒泰巴则雷克墓葬的结构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起始于公元前1 000年左右，但其整体的文化因素似乎主要集中于公元前6世纪—前200年之间。
塔里木盆地东缘区（包括塔里木河中游）的小河（五号）墓地、北方墓地、古墓沟及铁板河的无陶遗存，起始年代较早（公元前2 000年前甚至更早），其葬俗、埋葬制度等文化特征保持了较独特的遗传特点，与周围区域内的同时期文化遗存有明显的差别，表示该类遗存其来有自。该类遗存在塔里木河下游零星存在的时间直至公元前700年左右（铁板河墓地）。已有研究者根据地表立木的特征，推测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群巴克的墓葬形制可能与小河墓地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是其余续之一。参见陈光祖：《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1期。但是，从两处地表立木的内涵看，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仅就地表立木这个现象恐怕难以将这两处的遗存视为同质的类型。
塔里木盆地北缘区的察吾乎（沟口）文化材料公布最为完整，因而研究也较深入。该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带流罐在新疆地区出现最早，有清晰的演变序列，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各遗址影响也较为广泛和长久。察吾乎沟文化目前划分为察吾乎沟（口）类型、群巴克类型和克孜尔类型。作为察吾乎沟文化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带流器，从早到晚在各个时间段（墓地）内，均有与之相对应的陶器作为演化的参照，构成了最具特色的陶器组合的代表性器物。带流器皿的功用推测应该与流动性频繁及相应的生活习俗有关，所以，在广义的中亚、西亚腹地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器类，应该是共同生活习俗的反映。察吾乎沟口的几处墓地出土的带流罐种类丰富，彩陶也相对繁复，其中呈现斜向飘带式条状彩带图案，尤其具有特色。这种极富特点的器型、彩陶图案及构图特点，目前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遗存中难以见到更早的遗存，具有较强烈地域色彩，视为本地起源也未尝不可。
该地区的墓葬形制以地表呈现石堆、石围或石堆与石围结合，竖穴石室或土扩墓室为主要特色。但是，如前所述，在这一地区也见有哈密/吐鲁番一带的主流墓葬形式，即地表不见封土堆，墓室为土坑竖穴墓式样，随葬物品却保持了典型的察吾乎沟文化特点（上户乡墓地）的现象，应该视为东部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于察吾乎沟文化墓葬中习见的地表呈石堆或是石围的封土形式，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早期斯基泰墓葬的特色之一，并依据察吾乎沟文化的年代上限已经处于公元前第一千纪初的情况，由此提出“早期斯基泰文化”的概念。察吾乎沟文化分布区中的封土石堆，石室竖穴的墓葬形制，客观上说，与新疆境内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墓葬形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察吾乎沟文化延续的时间将近五六百年或更长，因此，在墓葬形制上吸收相邻地区的因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加瓦艾日克墓地和西区圆沙H墓地与扎洪鲁克墓地等遗存有一定的差别。出现的包含有察吾乎沟文化因素的遗存，目前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察吾乎文化的另一类地方类型。但这些遗存不论从埋葬形态，还是从器形和装饰特征所显示出来的整体面貌来看，均晚于察吾乎文化。上述两区出现的察吾乎文化的因素应该视为是其传播和影响的结果。
近年来对帕米尔高原区的材料认识逐渐深化，下坂地AⅡ墓地的葬式及出土器物的特点，与近年发掘的伊犁吉仁台沟口遗址和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同类器较为相近，显示出较为密切的联系。香宝宝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其葬俗显示与塔里木盆地诸遗存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与帕米尔西部的中亚也有往来。关于这类遗存的总体特征，目前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与伊犁河下游区同类遗存比较接近，与上述其他区域的差别较为明显，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在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时间段中处于较晚的阶段。
准噶尔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发现的遗存，将会深化新疆的考古学分期研究。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了更多与中亚七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的特点，显示了该区域作为沟通南北广阔区域的桥梁作用。
五、思考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研究，体现了多样性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融合过程，对于加深了解青铜时代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样态具有积极意义。对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注重考古学多样性研究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还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关注环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环塔里木盆地应该视为一个关联紧密的文化单元，探索其共性因素进而对该区域内诸考古文化及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和了解，是新疆早期考古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对塔里木盆地边缘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探索仍处于起始阶段。同时，对环塔里木盆地周边其他区域的进一步探索，建立区分不同类型的统一标准的相关研究也仍然有待深入。相信随着对环塔里木盆地周边诸遗存认识的深化，将会对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如《史记》《汉书》中对西域诸国的记载，了解史前新疆地区的基本面貌，进一步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
二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新疆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要冲，对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诠释“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及具体内涵等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汉代及其以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与之相比，汉以前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中西文化交流方方面面的研究尚显薄弱。伴随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将会极大地推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事实上，“丝绸之路”的产生是之前几千年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张子新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2期，因微信排版需要，删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知网提供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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