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疏》曰：“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孔大而边小者，名瑗；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怎样理解《尔雅》的定义呢？自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录和“礼图”中，均采用《尔雅》概念来定义玉璧。如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八著录有洛阳玉璧，谓其“边大而空小，璧也”（图一）[1]。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有“谷璧”“蒲璧”“璧羡”“苍璧”[2]。清代戴震《考工记图》有“璧”“璧羡”图，谓“肉倍好谓之璧。子执谷璧，五寸；男执蒲璧，五寸。《考工记》文不具。瑑璧八寸，有圻鄂尔，不别为图”。所谓“璧羡”是指外廓不圆整、有长径短径区分之璧（图二）[3]。清代吴大澂《古玉图考》著录有璧、大璧、蒲璧、苍璧、瑗、环、系璧、璇玑、夷玉等璧类玉器，于璧、环、瑗皆引《尔雅》《说文》为说（图三）[4]。其后那志良《古玉鉴裁》，也采《尔雅》《说文》概念，唯其理解和解释稍有不同。其区别，主要在于对璧“肉”宽度是采用单边宽还是双边宽与“好”直径作比较。夏鼐在对比了吴大澂、那志良两说并验证于考古出土品之后，发现“发掘所得的实物，肉好的比例，很不规则。它们既不限于这三种比例，并且绝大部分不符合这三种比例”。因此断言“这是汉初经学家故弄玄虚，强加区分”。“我建议把三者总称为璧环类，或简称为璧”[5]。东汉许慎《说文》云：“璧，瑞玉，圜也。”“環，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環。从玉睘声。”“瑗，大孔璧。”“璜，半璧也。”按许慎之说，環、瑗，均属于璧类。先儒在验证《尔雅》《说文》关于璧、瑗、环的概念时，往往未免一个共同的失误，就是试图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至汉代（甚至更晚）的玉璧，皆用《尔雅》一把尺子加以衡量，结果自然不能相符。实际上，《尔雅》的标准不妨只作为一个原则看，即玉璧之“肉”“好”之比中，“好”可大致分为小、中、大三等，分别对应璧、环、瑗。就既有考古发现而言，商代玉璧、瑗、环在功能上现在还看不出显著差异。因此，笔者同意把外廓作圆形、中央有圆孔的玉器，统称为璧；带有旋牙的玉璧——牙璧，因其蕴含意义与璧相同（详后），也归之于璧类。
考古发现的殷商玉石器，其称名多沿袭前人旧习，或以其功用而新定名。如用板材制作、中央有孔的圆形玉石器，常被称作璧或瑗、环；形体小、穿孔亦细小者，或称纺轮。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玉璧，通常是作为“礼仪用器”而存在的，但一些形体很小（直径5厘米以下）、用作装饰品或“葬玉”的“璧形”玉器，在考古报告中也称璧，为方便研究，本文将其暂归为璧类。这里笔者把学界通常所说的璧、瑗、環、牙璧，统称为璧（璧形器）。在安阳殷墟，玉石璧主要发现于墓葬中，个别出自祭祀遗址。据粗略统计，现已公开报道的殷墟数以千计的普通墓葬中出土玉石璧仅有20多件，而且所用玉璧材质差，形体小，工艺粗糙。有的形体很小，实际上只是装饰品。高等级玉璧（玉料好，形体大，工艺精致）主要出自高等级墓葬，包括王陵、王室成员墓葬和其他高等级墓葬。王陵因均遭盗扰，随葬品损失严重，出土文物不能反映历史事实。未被盗掘的高等级墓葬中，以小屯M5、郭家庄M160、花园庄M54三墓出土玉璧规格高且保存比较完好。侯家庄M1217号大墓出土14件玉石璧类残片，其中平板璧4片，有领璧8片，形制不确定2片。复原石璧1件，直径8.6、孔径3.2厘米（图四∶1）[6]。侯家庄M1400号大墓出土有领玉璧1件，直径12.2、孔径6.8厘米（图四∶2）[7]。侯家庄M1443号大墓平板玉璧R1327，直径9.4、孔径4.7厘米（图五∶2）。有领玉璧R1570，直径11.4、孔径5.6厘米（图五∶3）。玉牙璧R1320，直径2.5、孔径1.1厘米（图五∶1）[8]。侯家庄M1550号大墓出土有领玉璧3件。其中R912出自40号殉葬坑，直径10.1、孔径5.6厘米（图六∶2）。R1572出自49号殉葬坑，直径10、孔径5.4厘米（图六∶1）。4∶1846出自翻葬坑，直径1.6、孔径5.4厘米（图六∶3）[9]。侯家庄M1001号大墓出土一批玉石璧，多已残断。计有平板璧残件14块（玉3、石11）、有领璧残件26块（玉13、石13）、玉牙璧2件（图七、八）。翻葬坑出土2件牙璧：R1334外径6.3、孔径1.9厘米（图九∶1）；R1314，残，现存四个同向旋齿，肉部有一小穿孔，应是系孔，外径3.9、孔径1.5厘米（图九∶2）。还有2件玉器，形如璧，但体形很小，中孔之外还有更细小之边孔，可用于系挂：R1345外径3.6、孔径1.6厘米（图九∶4）。R1347外径1.9、孔径1厘米（图九∶3）[10]。郭家庄M160出土玉璧M160∶76，直径3.6、孔径0.6厘米（图一○∶7）。牙璧M160∶119，直径10.8、孔径2.8厘米（图一○∶5）。玉环M160∶40，直径10.7、孔径4.8厘米（图一○∶4）。玉环M160∶242，直径5.3、孔径2.7厘米（图一○∶8）[11]。花园庄M54出土玉璧M54∶352，有领，直径17.6、孔径5.7厘米（图一○∶1）。牙璧M54∶340，长径3.4、短径3厘米（图一○∶6）。玉环M54∶356，有领，直径10.6、孔径5.2厘米（图一○∶3）。玉环M54∶361，直径11.6、孔径5.8厘米（图一○∶2）[12]。殷墟小屯M5（妇好墓）出土玉璧16、牙璧1、环24、瑗17件。玉璧中平板璧12件，根据玉色、造型、尺寸，发掘者判断可能其中8件为一组套（器物编号457、588、448、911、1068、451、1034、453）（图一一），另4件为一组套（编号1066、452、91、1100）（图一二）。有领璧4件（编号1014、495、456、1016）（图一三），发掘者认为属于一组套。玉环24件，其中无领环14件（完整者11件、半成品1件），其中8件被认为是一组套（编号910、1286、1069、912、447、449、1287、450）（图一四）。有领玉环9件（编号904、1015、908、487、907、906、494）（图一五），大小依次递减似为一组套。另有一件玉环（M5∶1326），环身镂雕鸟形，现存两鸟，左右对称布列。玉环M5∶943外廓与孔均近圆角方形，可看作方形璧，长径5.3、孔径2.6厘米，应是红山文化遗玉。玉瑗中无领瑗10件，其中7件（338、339、913、1098、1064、342、1263）（图一六），尺寸有依次递减现象，发掘者认为可能属于一套。有领玉瑗7件（489、909、590、490、1045、344、905）（图一七）。尺寸依次递减，可能是一组套[13]。牙璧M5∶1029，外缘等距分布三个顺时针旋牙，径长6.1、孔径2.3厘米（图一八）。变体五牙璧M5∶1040，环形，外缘有五组扉齿，直径7.4~8、孔径5.7厘米[14]。另外，有一件龙形玦M5∶589、二件鱼形璜（927、1025）系用有领玉璧改制[15]，双联璜（877-894、873-893），三联璜（879-901-1017），组合后也成为璧[16]。妇好墓有领玉环M5∶1326，直径12.7、孔径6厘米，环身镂雕鸟形，现存两鸟，左右对称布列，一鸟完整，一鸟尾部残失（图一九）[17]。小屯M232出土牙璧M232∶R907，直径12.5、孔径4.6厘米（图二○∶左）[18]。小屯M331出土1件玉璧，直径7、孔径2.9厘米（图二○∶右）[19]。武官大墓出土玉璧2枚。一件外郭不圆，直径3.8~4.1、最大孔径2.2厘米。另一件直径3.1、孔径0.9厘米。W24号殉葬人胸部随葬石璧1枚，直径5.3、孔径2.5厘米[20]。四盘磨M8死者颈旁出土玉璧1枚（尺寸不明）[21]。小屯西北地M11出土1件牙璧，直径12、孔径6.7厘米[22]。殷墟西区M701出土2件玉环，套合一起。M701∶02，外径7.8厘米[23]。殷墟西区GM239出土1件玉璧，直径4.7厘米。近边缘有一小孔[24]。后冈M9出土玉璧2件。M9∶024直径13.8、孔径4.5厘米。M15出土1件有领玉环，残块长5.3厘米[25]。郭家庄文源绿岛M5玉环，直径10.3、孔径6.2厘米[26]。苗圃北地M15玉瑗，直径3.1、厚0.3厘米[27]。苗圃北地M129玉环，直径5.8、孔径2.3厘米[28]。大司空M25出土有领玉环2件。标本M25∶8，直径10.8、孔径5.5厘米。标本M25∶9，直径11.7、孔径6厘米[29]。大司空M278玉璧，直径10.1、孔径4.6厘米。M21玉璧，直径4.5、孔径1.1厘米。M444玉环，有领，直径9.3、孔径5.9厘米。M303玉环，直径5.2、孔径3.4厘米[30]。孝民屯殷墓出土9件玉璧、2件石璧。玉璧NM137∶31，直径3.2、孔径1.4厘米（图二一∶4）。石璧NM137∶17，直径3.4、孔径0.5厘米（图二一∶5）。玉璧SM16∶11，直径6、孔径1.5厘米（图二一∶6）。玉璧SM594∶1，直径4.8、孔径1.6厘米（图二一∶2）。玉璧M890∶3，直径3.8、孔径0.5、厚0.3~0.4厘米。玉璧残块SM22∶4，边宽4厘米。玉璧SM22∶8，厚0.8厘米。玉璧SM68∶1，直径5、孔径1.2厘米（图二一∶3）。玉璧SM597∶2，直径10.4、孔径3.1厘米（图二一∶1）。玉璧残块SM871∶10，边宽2.5厘米[31]。刘家庄北地M13出土玉璧，直径4.1、孔径1.8厘米[32]。戚家庄殷墓出土玉璧4件。M30∶9，直径3.2、孔径0.4厘米。M30∶8，直径3.2、孔径0.4厘米。M162∶1，直径2.9、孔径0.3厘米。M216∶2，直径3.4、孔径1厘米[33]。《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公布了一批殷墟出土玉璧资料：牙璧00AGM5175∶1，直径3.6、孔径0.5厘米；玉璧93新安庄M304∶7，直径19.2、孔径6.1厘米；玉环99ALNM1046∶70，直径12.5、孔径5.9厘米；有领玉璧93新安庄M212∶15，直径11.2、孔径4.9厘米；玉瑗99ALNM1046∶69，直径10.8、孔径6.5厘米；玉瑗99郭家庄东南M26∶1，内径5.8厘米。此外还有一些玉璧环残件或改制的玉璜[34]。笔者还曾目验一些尚未发表资料的殷墟出土玉璧，兹不详举。在殷墟宫殿区丙组基址祭坛南侧台阶前，瘗埋有2件玉璧。1件为白璧，有领，工艺精细，直径13.8、孔径5.5厘米。1件为苍璧，工艺稍粗糙，直径11、孔径5.5厘米（图二二）[35]。综上，殷商时代玉石璧可分为三类。甲类，圆廓圆孔。分二型。A型，平板状，可称为平板璧，依肉、好比例分三式（对应璧、环、瑗）。B型，中孔周缘凸起若领，称为有领璧，依肉、好比例分为二式（对应璧、环、瑗）。乙类，圆廓周缘有扉牙，圆孔。可分二型。A型，三牙。B型，四牙。丙类，圆孔，璧身雕琢动物形象。分二型。A型，具象动物型。B型，抽象动物型。甲类A型璧，大、中、小型均有，材质、工艺良莠不齐。甲类B型璧，一般形体较大（不见小型者），材质比较优良，工艺比较精细。上述玉石璧类型的划分，突破了《尔雅》《说文》关于璧、环、瑗之分类标准的束缚，重视功能性、工艺性标准，把“肉”“好”比例的差异，作为次等因素（用于分式）。同时，打破了玉璧与牙璧之间的壁垒，从历史发展和文化涵义角度，将其分别视为普通璧和特殊璧——形态有所不同但文化属性相同。殷墟甲骨文中有“”字，又增符作“”，或写作诸形，字之主体为圆形器形或外缘有同向旋牙的圆形器形之象形。关于，有殷墟考古学家考订说“此字从○从辛，当是璧字的早期形态”[36]。“字从○（或从□）、从辛，为金文（辟）字之所从……当是璧字的早期形态。此字左为形符，右为声符。众所周知，商代所出的璧、环、瑗等玉器，均呈圆形，○或□（甲骨文中，○或□属一字的不同写法）应是璧一类玉器的象形字。”字“与璧字通常的形符○或□存在着差异”，但《花东》490∶1辞中“璧字作，字左边的形符不是圆形，而是，表明它是璧字的异体”。“字，正是牙形璧的生动写照”[37]。李学勤认为，殷墟“子组和《花东》卜辞中的所谓'丁’，是与干支的'丁’同形而音义都不同的字。其本来的字形是一个圆圈，乃是'璧’字的象形初文”。金文中璧字常见的圆圈形，也是“璧”之初文。“在有的字里，表意的'玉’旁却可以圆圈形代换，如鄂侯驭方鼎'玉五瑴’的'瑴’，不从玉而从圈形。有的与玉有关的字又增从圈形，如'玗’字在卣铭文中即是如此”[38]。《花东》198.9：“癸巳卜，叀、肇丁？（癸）巳（卜）肇丁二，用。”《花东》196.1：“丙午卜，在，子其呼多尹入，丁侃。”《花东》198.9：“癸巳卜，叀璧肇丁？（癸）巳（卜）肇丁二璧，用。”《花东》198.12：“癸巳（卜），叀琡肇丁？不用。”《花东》490.1：“己卯，子见以璧琡于丁？用。”遍览殷墟出土玉器，属于圆形礼器之玉器，唯有璧（含环、瑗）；而带有旋牙的圆形玉器，则只有牙璧。而玉璧在玉礼器中，其地位（按出现频率计）仅次于玉柄形器、玉戈。因此，将甲骨文隶定为璧、释为牙璧，是可信的。综上所述，甲骨文字乃圆形玉器之象形，为珍贵的玉器；字乃牙璧之象形，与同属珍贵玉器。商代金文中也有“璧”字。商末青铜器《卣》铭文曰：“子赐一，用作丁师彝”（《集成》5373）。字，有人隶作“玗”[39]，有人隶作璧[40]。字从玉、从○、从，○为形符，应是之省。因此，以释璧为佳。它比甲骨文璧字增添“玉”符，进一步明确了璧之物理属性。由此可见，商代已经确定了玉璧的名称和名字，但尚无璧、环、瑗之分别。关于殷商玉璧的功用，可从古文献、考古发现、甲骨金文三个方面考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周礼·春官·典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璧羡以起度。”《郑注》曰：“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周礼·考工记·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以享天子。”按《周礼》上述记载，玉璧的功用可分为充当玉瑞、玉器两种。玉瑞乃活人“明贵贱辨等列”之用，是身份的象征物；玉器则是敬献鬼神（祖先和天地神祇）之用。殷墟丙组基址是一组祭祀建筑遗存，有若干祭祀遗迹。发掘者石璋如认为它是祭祀“社”之场所[41]，笔者也曾考证其为社坛遗址，约始建于武丁早期，沿用至乙辛时期[42]。在祭坛南侧院落中瘗埋有两件玉璧，出土时“在孔中均布满着许多松绿石，孔周涂着朱红”[43]。其祭祀活动实况，则无从考证。但据《尚书·金滕》记载，当年周公“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执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这为理解上述玉璧之历史背景，提供了借鉴。有学者推测“这两件玉璧有可能是祭天后的遗留”[44]，可备一说。殷墟墓葬随葬器物中，常见玉璧。这些玉璧，有的应该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有的则可能是死者亲属奉献的，还有的或是丧葬礼仪用物。在殷墟王陵中出土很多玉璧残件，规格很高，可惜被盗扰严重，无法复原其用法。M1550大墓40号殉葬坑中有一人胸部悬挂有领白玉璧，“璧上有一束绳之圆柱形白玉珠”。49号殉葬坑中“殉葬者为一贵妇”，腹部放置玉戈1、玉璧1、玉蛙1、玉璜1，应是一组玉礼器。40号殉葬坑之玉璧与柱状玉器、49号殉葬坑之玉璧与玉蛙，分别组配成套（图二三）。可以讨论礼仪玉璧的殷墟考古材料，主要见于小屯M5、花园庄M54、郭家庄M160三座贵族墓葬。可以发现，郭家庄M160和花园庄M54均出土玉璧1件、牙璧1件、玉环2件，似可代表该级别墓葬的用玉规制。但M54璧环的尺寸大，使用有领璧，而M160璧环尺度小，不用有领璧。显然，位于宫殿区的M54要比位于都邑南部的M160的用玉规格高，墓主人地位也应更高。妇好墓随葬玉璧，品类齐全且数量惊人。按发掘者的观察和分析，无论平板璧还是有领璧，均可配成系列——至少有7组，其中平板璧2组，分别为8枚、4枚，有领璧1组4枚；平板环1组8枚，有领环1组9枚；平板瑗1组7枚，有领瑗1组7枚。各组玉质玉色相近，尺寸则依次递减。如上述分组无误，这就是目前所知商代唯一可被认为是“列璧”的例子，尽管尚不能确知各组璧之数量的含义，但“列璧”象征身份应该无疑。而且数量为4、7、8之“列璧”各有2组，其极数为9，这也许是商代王后所可享受“列璧”之玉璧数量的极限。在殷墟，无论墓葬规格多高，一般每人只使用一枚牙璧，这是迄今考古所见事实。郭家庄M160随葬牙璧，形制规整，形体较大，无使用痕迹，应属礼器。小屯M5、花园庄M54等出土牙璧，形体较小，有明显的系绳磨蚀痕迹甚至缺口，或系佩饰。据现有考古成果，在殷商时代，墓葬等级与玉璧数量、质量、规格息息相关。墓葬等级越高，璧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规格越高。绝大多数普通墓葬，不具备使用玉璧的资格。就考古发现而言，殷商玉璧以平板璧为常见型，小型墓葬通常只用小型平板璧。有领璧则主要见于较高等级墓葬和王室祭祀场。但，无论使用多少有领璧，都同时伴有平板璧。可能，平板璧和有领璧的具体功能有所不同。作为王陵的M1001，其玉璧材质有石多玉少现象，似不符合商王身份。其实，王陵中的出土器物，很多属于殉葬人所有，只代表殉葬人身份等级。出土的M1001之璧，并不能肯定都属于墓主人。若按《周礼》关于玉瑞和玉器的划分，殷墟墓葬中作为礼器的玉璧，可以看作兼具玉瑞和玉器双重性质。即就死者本人而言，它们是生前行礼之玉瑞；而就死者亲属而言，则是献于死者的玉器。侯家庄M1001号大墓出土有2件小玉坠，形如璧，但体量很小，中孔之外还有更细小之边孔，可用于系挂。发掘者疑“或为耳坠之类？”[45]该墓翻葬坑出土牙璧R1314，肉部残存一个小系孔，应属装饰品。妇好墓和花园庄M54出土牙璧，中孔皆有长期穿绳系挂形成的磨蚀沟槽，应曾用作佩饰。殷墟西区GM239出土玉璧，近边缘有一小孔可用于系挂，应是佩饰。苗圃北地M15∶10玉瑗，直径3.1厘米，出于死者口中，为玉琀。戚家庄殷墓M162死者为儿童，口含“玉环”。M216随葬玉璧亦为口琀。M30随葬玉璧在左手旁，应为玉握。孝民屯殷墓玉璧NM137∶31、SM68∶1，为玉握。玉璧残块SM871∶10，为玉琀。卜辞有以璧祭祀祖先、入璧、征璧的记载，除了前引《花东》涉璧诸辞条外，还有：《花东》475.2“乙在巳卜，叀？用。乙巳卜，叀琅。”《村中南》364.1“甲戌卜：于来鼄羊百、辛牛百、黄五。四五”金文中有以璧为赏赐物的记录。如《卣》铭文曰：“子赐一，用作丁师彝”。（《集成》5373）综上，殷商玉璧具有礼器、生活用器（佩饰）、丧葬用器三大功用。一般而言，直径约为3、4厘米者，可能不具有礼器功能，而是装饰品，或作丧葬所用玉琀、玉握。所谓“玉纺轮”为捻线工具说，尚未得到科学验证。形如璧而体量小的玉器，在商代有专名曰“章”，其相关问题已有另文讨论[46]。[1]（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八《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第143页，中华书局，1987年。
[2]（宋）聂崇义纂辑《新定三礼图》卷一○“玉瑞图”、卷一一“祭玉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3]（清）戴震《考工记图》卷下，第73、77页，商务印书馆，1955年。[4]（清）吴大澂《古玉图考》，中华书局，2015年。[5]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6]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第47页，插图二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7]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石璋如（校补）《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第39页，图版二○∶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8]同[7]，第50、51页，图版一○∶1；第48、49页，图版二一∶2；第51页，图版二○∶5。[9]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第49、50页，图版四一∶4、9，四○∶3，四二∶1，插图二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10]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128~134页，插图六三~六五，图版一一九~一二六；第133~134页，图版一二五∶11、10，一二六∶7、6；第133、134页，图版一二五∶12、13，一二六∶8、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113、114页，图90∶2、1、6、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180~183页，图一三五∶9、5、7、8，拓片三五、三四，图版三四∶1，图版三六∶2、1，图版三九∶1，科学出版社，2007年。[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18~122页，图六九∶5，彩版一五∶1，图版八五~九四，文物出版社，1980年。[14]同[13]，第122页，图版八六∶4，图版九三，2。该器造型古拙，与山东、辽东地区乃至科尔沁草原出土的史前玉牙璧形制相同。[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图版10、15，文物出版社，1982年。[16]同[13]，图版九五∶2，图版一○○∶4，图版九六∶2。[18]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第56页，图版三六、三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19]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册，第124、125页，下册图版八八∶4，图版八九∶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20]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第27页，图版九∶一、二；第33页，图版一一∶二，1951年。[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6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图七二∶6，《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第253页，图版七○∶3上，文物出版社，1987年。[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26]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第55页，图三一∶2，科学出版社，2011年。[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379页，图三五四∶1，图三五四∶2，图三五四∶3；第439页，图四○六∶4，文物出版社，2014年。[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图2-119J、图2-136D、图2-278C、图2-239、图2-401C、图2-424B、图2-424B、图2-281B，文物出版社，2018年。[32]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3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66~68页，表二，彩版一六∶2左4；图一七三∶4，彩版一六∶2左5；图一七三∶5，彩版一六∶2左1；图一七三∶6，彩版一六∶2左3，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3~5、7~9、44~53、6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35]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第173页，插图六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甲骨》，第15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37]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数则》，《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38]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39]刘雨《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故宫学刊》创刊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0]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严志斌《商金文编》，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2]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第366、367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3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46]杜金鹏《说璋——殷商玉器名实考之七》，《学而述而里仁——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社，2022年。（作者：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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