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称的“燕北地区”，包括燕山山脉以北，大兴安岭南段山脉以南，冀北山地以东，辽西丘陵以西的地区，即41°N～44°N，117°E～121°E的范围，总面积约20×10[4]km[2]。
燕北地区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东段，自然区划上为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文化景观上则表现为农业与畜牧业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交错分布，文化景观上的特点恰好反映了自然环境上的特点。燕北地区现代土地利用方式的格局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变化过程。不同时期。不同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土地利用方式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性。
1 新石器及铜石并用时期的人地关系特点
燕北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按出现时间的早晚，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前三种早期考古文化都流行在陶器表面装饰“之字纹”的做法，属于“之字纹”文化系统，其发展的时间基本与全新世气候最宜期（8000aBP～5000aBP）相始终。出现较晚的小河沿文化则属于从“之字纹”文化系统向青铜时代的“绳纹”文化系统转变的过渡类型。
1.1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点
根据测年及考古类型学研究，兴隆洼文化是已知燕北地区诸考古文化中最早的一种，其发展时间在7500aBP～6500aBP[①]。代表陶器群是一些装饰“之字纹”的筒形罐。
兴隆洼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其中首次发掘的兴隆洼遗址代表性最突出。这个遗址位于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一块平缓黄土台地的西南缘，属于赤峰－宁城黄土丘陵地区。黄土台相对高度20m，聚落遗址沿着黄土台的西南缘整齐地分布。由东南向西北约有十一、二排房址，每排房址数目不等，长者十几间，短者七、八间，每排房址之间是非常规整排列的灰坑。聚落四周有围沟环绕，包围的遗址面积有10×10[3]多m[2]，约一百多间半地穴房址。遗址选择在黄土台的西南坡，背风向阳，山脚下有泉水出露。显然，这是一处精心选择，有周密规划的大规模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1）]。其它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如林西县白音长汗、阜新市查海等遗址，同样反映了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规模大和精心布局的特点。
兴隆洼文化各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和少量的骨器工具。石器中以打制石器数量最多，典型器是一种有肩锄形器，是用于松土的工具。此外，还有铲形器、石磨盘、石磨棒、骨锥、匕形器、鱼镖等生产工具。
无论是与相邻地区的考古文化对比，还是从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推测，这个新石器文化是有农业存在的。但是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农业生产工具所反映的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仅仅依靠这样落后的农业生产来维持那么大规模定居人口的生活需要是很难想象的。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植物果核（胡桃楸）和鹿骨、狍骨等遗物的情况看，采集业和狩猎业仍在兴隆洼文化经济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由原始农业、采集业和狩猎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复合型（或广谱型）土地利用方式是兴隆洼文化大规模定居聚落稳定发展的基础。
这一点很难从当地现代地理环境条件去理解。燕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各遗址基本分布在现代温带草原和温带森林草原地区，气候条件冷而干旱，自然状态下单位面积土地所能提供的食物数量很有限。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即使是复合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很难保证兴隆洼文化所表现的定居生活的需要。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复原当时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必须从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去理解当时人们所采取的土地利用方式。国内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7200aBP～6000aBP是全新世气候的最适宜期，中纬度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C～4°C，降水量增加，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北推约3个纬度[（2）]。燕山以北直到大兴安岭南段地区在当时都是属于暖温带气候，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原始的复合型土地利用方式才有可能维持相当数量人口的定居生活，并建造出规模很大的聚落。
研究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或遗存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全部位于临近湖沼或河流的黄土台地上。在这样的地貌部位，疏松而肥沃的黄土可以利用原始的石器工具经营农业；周围的湖沼、河流可以提供渔蚌之利；生长在周围河谷低地或山前平原上的暖温带森林可供稳定地采集食物，生活于林下或草地上的鹿、狍又成为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这样的自然环境无疑是兴隆洼文化能够发展的最优之地。
兴隆洼文化的空间分布为：西起冀辽山地，东至辽河下游地区；向南越过燕山山地抵达北京平原的泃河流域，向北则分布到大兴安岭南段的山前地区（图1a）。兴隆洼文化的空间分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以“之字纹”筒形罐为典型陶器群的考古文化的空间延伸范围，而且反映了一种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地生态系统综合体在特定时间的空间分布。兴隆洼文化分布的北界，不仅代表了一群特定时代的人们所创造的考古文化的北界，也反映了全新世气候最宜期暖温带气候在燕北地区的分布北界。与现代位于燕山一线的暖温带界线相比，当时的暖温带大约北推了2个纬度～3个纬度。这个从文化分布上所推断的气候变化幅度，与邻近地区全新世研究中所证明的气候带北移幅度基本是一致的[（3）]。
图1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间分布图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Xinglongwa、Zhaobaogou、Xiajiadian lower Layer and Xiajiadian Upper Layer Cultural Sites
1.2 赵宝沟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点
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是赵宝沟文化，这个文化的测年数据在6200aBP～6000aBP的范围内。陶器群仍以“之字纹”夹砂筒形罐为主，在陶器制做技术上表现出与兴隆洼文化的承继关系。
目前所发现的赵宝沟文化聚落遗址，一般都保存较差。保存情况比较好的只有敖汉旗的赵宝沟遗址，虽然限于发掘工作，对聚落的整体规模和布局的情况仍不十分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要超过兴隆洼文化。房址四壁和居住面抹草拌泥，则反映了建筑技术上的进步性[（4）]。
赵宝沟文化石器工具的制造水平同样显示出进步性。打制石器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代之以大量精致的磨制石器。磨制石器的典型器是一种扁长的石斧和石耜，石耜多通体磨光，扁平，圆凸刃。与兴隆洼文化打制有肩石锄相比，翻土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
赵宝沟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差不多，仍然保持暖温带的气候条件。敖汉旗小山遗址和翁牛特旗小善德沟遗址中出土的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果实、中旱生乔灌木李属（Prunus sp.）种子和桦木（Betula）树皮表明，6000aBP前后的赵宝沟文化分布地区仍存在着由胡桃楸和桦树组成的落叶阔叶林，在林下或空旷地带生长着由李属组成的灌木或小乔木[（5）]。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超过兴隆洼文化，两者的自然环境条件相差不多，自然状态下单位面积土地所能提供的食物数量并没有增加，显然，农业水平的提高是赵宝沟文化聚落规模扩大的经济基础。磨制精良的石耜等翻土工具，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土地利用水平要超过兴隆洼文化时期。
赵宝沟文化的空间分布，从目前材料看要略小于兴隆洼文化，其南界也同样越过燕山山脉进入北京地区山前平原，北界则基本未超过西拉木伦河（图1b）。造成这种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限制，而不是自然环境或其它条件的限制。赵宝沟文化时期暖温带气候的分布范围基本上与兴隆洼文化时期一致，西拉木伦河并不成为自然环境的界线，其北部的大兴安岭山前地带同样有适合赵宝沟文化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如果以西拉木伦河作为赵宝沟文化分布的北界，显然证据不够充分，这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1.3 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点
红山文化存在的年代大约在6000aBP～5000aBP，当时的环境条件整体来说仍比较良好，但比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时期要差一些。从北京地区[（6）]和内蒙古岱海、达来诺尔地区[（7）]的研究结果看，红山文化时期，全新世气候鼎盛期已接近于结束，自然环境条件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红山文化的内涵表现却恰恰相反，无论在建筑规模、制陶工艺和石器、玉器制做上，都显示出这是一支高度发达的新石器—铜石并用文化，是燕北地区“之字纹”文化系统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表现出反向趋势，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红山文化是一支定居的考古文化，但是保存完好的红山聚落遗址迄今尚未见正式报道。最能代表红山文化建筑水平和文化发达程度的遗址，是近些年在燕北地区陆续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建筑群。从目前的材料看，这一类遗存在辽宁西部黄土丘陵地区的分布最集中、最典型。其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代表了红山文化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水平的，是牛河梁遗址[（8）]。
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交界处的低缓黄土丘上，呈EN～WS走向。在它的西北和南侧也各有一座黄土丘，但以牛河梁的海拔高度最大，形成北高南低的主梁顶。沿着三座黄土丘的山脊线，都有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分布，构成一组分布面积约50km[2]的墓地群。整个遗址区以座落在牛河梁顶部的女神庙为中心，女神庙本身是一南北向布局的多室殿堂，其中出土大型泥塑女神头像。女神庙以南约900m，是一组沿山坡东西向分布的五座大型积石冢。积石冢由大量白色石灰岩堆垒而成，中间一座为圆坛式建筑，其余四座皆为方形，对称分布在东西两侧。积石冢群与北部梁顶的女神庙南北呼应，构成整个遗址区的核心，并形成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这一组精心建造，规模宏大的中心性祭祀建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红山文化的高度发达，其人口已有相当规模，否则很难完成这样大的建筑工程。
红山文化的制陶业也表现出很大的进步性。陶系中泥质陶的比例大大增加，与夹砂陶的比例基本持平。新的器形，如泥质陶钵、盆、罐、瓮等大量出现，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彩陶。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中盛行的夹砂陶罐的做法仍然流行，筒形罐上装饰的之字纹更富于特色。
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的种类多且数量大，代表性的器物有长条形弧刃石斧、鞋底形石耜、桂叶形或长方形双孔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这一类器物一般与农业有关，反映了红山文化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与磨制和打制石器共出数量不少的细石器，这一石器制做传统至少在兴隆洼文化中已经出现，到红山文化时仍保持一定的数量，说明以农业为主的红山文化中，渔猎经济仍占有一定的比例，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成分。
红山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兴隆洼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大体相当，但是文化遗存的密度要远远超过后者，表明红山文化时的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兴隆洼、红山两种文化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异，红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要差一些，而单位面积土地上承载的人口数量却在增加，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当是根本原因。
1.4 “之字纹”文化系统的终结及其自然环境的影响
小河沿文化的测年数据在4300aBP～4000aBP之间，此时，陶器表面装饰“之字纹”的传统已经衰落，小河沿文化的陶器很少见到之字纹装饰，而代之以几何纹和来自燕山以南地区的绳纹。
小河沿文化遗存发现很少，而且大多数遗存是墓葬，居住址仅发现敖汉旗小河沿乡一处。遗址位于白斯朗营子村西南，老哈河东岸的黄土台地上，高出老哈河床20m～25m。发现的四座小河沿文化房址全部为半地穴式，有二类形态：一为圆形双室，一为椭圆型。圆型双室房址内未发现柱洞，推测为半地穴蒙古包式建筑；椭圆型房址内有柱洞，但数量很少，建筑形式也比较原始。由此情况看，小河沿文化的定居生活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可能是一种半定居性质的。房址内发现成堆的螺蛳、蚌壳及动物碎骨，似乎说明渔猎经济成分的比例占得很大[（9）]。
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泥质陶的数量大大下降。无论是陶土的加工，还是陶器的制做，都显得比红山文化粗糙、落后。陶器纹饰中基本不见之字纹，而代之以来自燕山以南地区的细绳纹，小河沿文化中普遍出现的陶豆同样反映出这种南北文化系统交流的现象。从小河沿文化陶器的特点可以看出，虽然当地最富于区域文化特点的之字纹基本消失了，出现了大量由南方传来的新的文化因素（包括与大汶口文化相象的葬式），但是旧的文化传统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表现出外来文化因素与当地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特点，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这一文化的不稳定与变化性。
总起来看，小河沿文化中的农业工具不如红山文化中的数量多，红山文化中常见的鞋底形石耜、双孔桂叶形石刀皆不见。由农业工具数量变少的情况看，小河沿文化的农业水平不高，至少要低于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
小河沿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全新世8000aBP～5000aBP气候鼎盛期之后一段比较差的时期。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在（5620±100）aBP前后，气温有比较大的下降，云杉、冷杉为代表的暗针叶林生长繁盛，是一个持续时间不长、冷湿的小冰期[（10）]；在辽宁南部地区，则在5000aBP前后出现气温下降、降水减小的趋势[（11）]；根据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沉积层中乔木花粉含量与灌木、草本花粉含量的比值，建立了综合气候变化曲线，曲线显示出4500aBP前后是一个很明显的低温偏干时期[（3）]。虽然这次降温在各地区发生的时间并不一致（由于
测年误差或区域差异等原因），但是在5000aBP前后存在一次温度较低的冷期是可以肯定的。
燕北地区流行了几千年的“之字纹”文化传统，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基本消失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起了主导的作用。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频繁的低温、干旱或其它自然灾害足以导致脆弱的农业经济崩溃，“之字纹”流行时期恰恰是8000—5000aBP全新世环境最好的时期，“之字纹”文化系统的发展与气候最宜期相始终，自然环境条件肯定对文化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一旦文化所依赖的环境条件不存在了，文化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小河沿文化的遗存数量很少，远远小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密度，很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在减少；生产工具则反映出农业水平下降的现象，房屋建筑、制陶工艺也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新出现的大量的南方文化因素，与当地文化传统相融合，恰恰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可以说，环境恶劣时期反复的气候波动是这一文化现象最好的解释。
2 两种对立的青铜文化及其环境基础
在4000aBP前后，燕北地区考古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陶器表面流行装饰绳纹，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之字纹”文化系统形成鲜明的差别。活跃于燕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两支，即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两支文化在空间分布、聚落规模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差异。
2.1 以农业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燕山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存在时间大致在夏代至商代早期，目前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测年数据在4000aBP～3300aBP，与夏商时代基本一致。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遗址分布的密度很大，如在赤峰以西的西路嘎河两岸的遗址分布，几乎超过现代居民点的密度[（12）]；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地区，也十分密集地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连绵不断地分布于略高于现代村落的黄土台地上。仅仅在奈曼旗南部的黄土台地、丘陵地区，就发现了46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其密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13）]。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住址，无论在分布密度上，还是在建筑规模上，都是史前燕北地区诸考古文化中空前绝后的，有些遗址已经具备原始城的性质[（14）]。从发现的大量房屋遗址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屋修筑得非常坚固，并且表现出长期使用的痕迹。这说明当时人们过着非常稳定的定居生活，很少发生人口移动现象[（15）]。
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已经属于青铜文化，但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生产工具种类很多，专门化发展很明显。以石、骨质材料制做的农业生产工具构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工具的主要成分。最有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窄顶宽刃边的打制石锄、长方形磨制石铲、横断面为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磨制石刀。这些很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形态与土地利用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
由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遗址、生产工具、粮食作物遗存、动物骨骼等方面的分析结果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们以旱作农业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渔猎业仅作为一部分补充成分，同时饲养一些猪、羊、牛、狗等家畜。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于赤（峰）—宁（城）黄土丘陵及奈曼、库伦二旗以南的黄土台地地区。其北界基本以西拉木伦河为界限（图1c），大约43°N以南一线。这个分布北界与红山文化北界相比，有很明显的南退现象，大约偏南1个纬度。
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的4000aBP～3000aBP期间，自然环境是比较好的，但与最宜期相比，温度要低一些，降水量也要少一些，从相邻地区的研究结果看，这个时期比最宜期的平均温度下降大约1°C。温度偏低和降水量减少，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磨制石器经营的旱作农业肯定会起很大的制约作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北界波动于北纬43°以南一线，恰恰说明了自然环境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考古文化的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又一次表现出一致的现象。文化的分布北界，实际代表了当时旱作农业的分布北界，是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与生产力水平相互协调的结果。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历史时期当地农业区分布北界的变化与此有密切的联系。
2.2 以畜牧业为主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燕北地区分布广泛，其南界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一致，北界则要超过前者，一直分布到大兴安岭南段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旱作农业区的北界被打破了（图1d）。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存在时间，一般认为在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或中期。从时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燕北地区并不衔接，中间有一段缺环，即商代晚期阶段。两种青铜文化不仅在时间上相互不衔接，而且两者的文化面貌也有极大的差异，明显属于二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两者之间是替代而不是演替的关系。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址发现不多，从目前的材料看，夏家店上层的居住址，无论是房址数量，还是建筑技术水平，都要远逊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大规模的聚落遗址则一直没有发现。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生产工具也有很大的变化，下层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磨制的扁平有肩石铲、横截面呈三角形的石刀、打制的亚腰形石锄等全部消失了。只有一种用于刈割用的弧背半月型穿孔石刀，松土的农具则基本不见。石器工具中敲砸器较多，楔形石锤斧很有特色。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非常发达，特别是青铜武器和马具。武器有铜戈、铜矛、铜斧、铜刀、铜剑、头盔等；马具则有马衔、马镳、銮铃、当卢等。
由几方面的情况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包含一定农业成分的畜牧业文化。目前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年代，北部的年代较早，南部的年代较晚。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与松花江上游地区西团山文化有关的青铜文化南徙而形成的。西周以前这种文化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之后渡河而南，春秋以前达到燕山北麓地区[（16）]，形成空间上由北而南推进的过程。
这一次文化上的剧烈变动，与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正巧一致。3000aBP前后，正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的时期[（2）]，祁连山冰芯研究结果表明，3000aBP以前的温度以暖为主，而3000aBP以后，以变冷趋势为主[（17）]。在敦德冰芯的δ[18,]O曲线上，2900aBP后，呈现多次连续的降温波动，表明自然环境已进入降温期（katathermal）。在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山前平原和山间盆地内中全新世普遍沉积的泥炭停止发育，其开始的时间在3000aBP[（6）]。而在辽宁南部地区，冰后期温暖气候转变为凉爽或比较寒冷气候的界线在2500aBP[（11）]。内蒙古中东部冰缘地貌的研究表明，寒冷的第三冰缘阶开始于2300aBP～2400aBP[（7）]。在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收集的植物残体和孢粉分析结果也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气候变得温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5）]。
虽然目前对燕北地区尚缺乏系统的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和高分辨率的分析数据，因此现在还无法对造成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之间巨大变化的环境影响机制作更深入的分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之后的环境变化是导致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消亡，夏家店上层畜牧业文化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碳十四数据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为方便与第四纪研究成果比较，测年数据一律取半衰期5730年，未经树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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