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香|北魏六镇墓葬汉化迟滞因素的考古学解析

摘要

六镇是北魏在北部边疆所设用于防御外族入侵的军镇。内蒙古中南部发掘的45座北魏六镇时期墓葬资料相对丰富，在地表遗存、墓主头向、殉牲、葬具形制、随葬品等方面保留较多早期文化因素，呈现出代魏早期“国俗”、汉人华典、西域胡风等多元文化杂糅的特点，整体落后于同时期国都平城和洛阳等汉化核心区，发展较为迟缓。其形成原因是由六镇军镇管理模式固化导致长期封闭环境、区域内部不同族群杂居、远离北魏汉化改革核心区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是对其落后于时代、被边缘化的反抗，而非反对汉化。六镇墓葬反映北魏汉化动态发展中的不同步骤和微观效果差异，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

正文

六镇是北魏的北疆防线，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对北朝、隋代及唐初的社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前人对于六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范畴，中外许多知名学者从六镇设置及历史变迁、军镇管理、镇将豪帅、六镇起义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考古学目前主要关注六镇的城戍、长城等防御设施。随着考古发掘或调查材料的不断公布，六镇地区墓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逐渐呈现，为综合研究边民墓葬奠定基础。由于丧葬一般是血缘至亲参与的行为，北魏“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六镇地区远离国都，边地镇民丧葬受政治、制度等影响较小，保留了更多其固有文化，在墓葬形制、殉牲和随葬品等方面，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不同人群的丧葬观念、埋葬习俗及相互影响。

一、六镇墓葬发现

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将国都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盛乐迁至山西大同的平城，为了加强周边防御，北魏在东北、北方、河东、关陇、南方等广大区域设置军镇以戍守，最多达93个，其后大部分军镇改为州。但北部漠南一带的军镇一直保留，其中以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最著，故称六镇。六镇的设置顺序与名称前后有所变化，目前基本形成共识：“六镇的布列，西起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东至河北省张北县，除最西端的沃野镇所处略偏南外，其余都东西一线分布在阴山山脉以北的北魏长城沿线的南侧。”六镇所辖范围是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鲜卑帝国兴起之地，随着北魏势力强大和帝都两次南迁，统治中心的转移导致六镇地位剧降，北魏推行的汉化改革亦未波及六镇，甚至有人认为六镇是鲜卑化的特殊集团，称之为“六镇鲜卑”。

目前发现属于六镇时期的墓葬共有14处45座，主要包括两大区域（图1）：

一处以盛乐为中心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及周边地区，分别是包头市4处4座：刘二圪梁墓地BLM1、吴家圪旦墓BWM1、固阳县白灵淖乡补卜代墓、廉凉州妻姚齐姬墓；呼和浩特6处13座：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北魏墓、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北魏墓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 和林格尔鸡鸣驿村东北砖室墓、和林格尔鸡鸣驿北魏墓7座、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墓地2座。

图1 六镇墓葬分布示意

另一处为远离盛乐的边远地区，目前发现主要在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前者3处23座：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地2座、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20座、四子王旗麻黄洼墓地；北魏长城以北锡林郭勒盟1处5座，伊和淖尔北魏墓地等。

二、六镇墓葬形制墓葬形制

主要包括墓地朝向选择、墓圹构筑方式及埋葬之后的地面遗存。由于年代久远，地表封土早已不存，大部分只能看到地下墓室结构，其墓向具有典型性，但部分墓葬地面仍发现人为放置的陶器和石块。

（一）地面遗存与墓向

1. 地面遗存

六镇墓葬与其他地区墓葬类似，大部分地面迹象无存，仅在乌兰察布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6座偏洞室墓（土坑侧穴墓）地面发现堆石，其中2座分别放置1件陶器：ZQM12墓葬开口北侧8厘米放置陶壶1件，旁边为一不规则大石块；ZQM15原地面放置陶罐1件，上面压一大块三角形青石。ZQM13、M18在墓葬竖穴开口线以上的表土中发现大量不规则石块；ZQM16、M17均在墓穴开口附近规整排列4块或2块青石，墓葬填土中也有大量石块。以上墓葬的地表陶器和石块均属于人为有意放置。在墓葬地面堆放石块或垒砌石墙作为标志，多处墓葬均使用，如河西汉人墓地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时期家族墓地的茔圈山门前，用砾石堆砌出“神道”；匈奴墓的“墓葬地表以石块为主堆成圆形或方形封丘在匈奴墓中较为常见”；辽宁朝阳北魏墓96M2：“在墓顶填土上沿长方形墓圹用卵石垒成一近椭圆形石墙，高0.3~0.6米”。在墓葬填土或地面放陶壶、陶罐，代表特殊寓意，辽宁北票喇嘛洞发掘420座推测为前燕墓葬，其填土中多置陶器。这种形式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67座墓葬中出现5例，且分散布局，墓葬均近西向，M53为梯形竖穴土坑墓，填土距离地表0.6米处发现大型陶罐1件，上盖一块石板，内装兽骨。M81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墓道上口处放大型陶罐1件，矮领罐1件。M99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上口处放置大型陶罐1件，高46.5厘米。M124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在墓道近墓门处有釉陶罐1件及牛肢骨1件。M192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近墓门处上口距离地表0.2米出土大型陶罐口沿1件。报告认为5座墓的时段主要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至太和初年。韦正认为其年代前后相差跨度较大，均在迁洛之前。辽宁朝阳南大沟北魏小型石椁墓，在封顶石上面的东北角发现1件小陶壶。六镇七郎山墓葬地面放置石块和陶罐或陶壶，属于北方某类人群的特有葬俗。

2. 墓向

目前所见的45座墓葬中，和林格尔鸡鸣驿7座墓葬因公布信息简略，墓向不详，其余38座墓向分别为：包头刘二圪梁M1为180°，吴家圪旦M1为5°，补卜代墓南向，姚齐姬墓120°。呼和浩特大学路墓葬方向为南偏西10°，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M1方向350°，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东向，和林格尔鸡鸣驿1座165°；土默特左旗苗圃墓地M1是165°，M2南向。

乌兰察布呼和乌素QHM17为354°；M18为182°，墓室北部砌筑尸床，墓主可能头向西。四子王旗麻黄洼朝向西北，墓室右壁砖砌棺床，墓主头向应与墓向一致；察右中旗七郎山20座以北为主，头向亦向北，有18座在350-25°之间，大部分竖穴与侧穴墓向一致，个别略相差4-8°，如M13、M17、M18、M20等，M19北偏东，竖穴为48°、侧穴36°；只有M7为南向197°，但墓主头向与墓道相反，朝北。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5座墓葬中，M1为20°，M2为20°，M3为8°，M5为213°，M6为235°，与七郎山M7类似，M5、M6木棺中墓主头向东北，与墓道方向相反。

以上显示，六镇时期在墓向明确的38座墓葬中，以朝北为主，部分偏东北或西北，共有27座。墓向朝南或接近南向者9座，其中有2座墓向朝南和西南，而头向朝北和东北。若以头向统计，向北者达29座，超过总数的76%。东向1座，东南1座。六镇墓向以北为主，并具有一定多样性，反映其保留更多早期特征。以包头刘二圪梁的M1、M2为例，两墓相距仅百米，都为砖室墓，但方向和形制完全不同，M2为单室梯形砖墓，墓向17°，无棺，与呼和浩特美岱村拓跋鲜卑墓类似，时代早至盛乐时期。M1为带斜坡墓道的弧边方形砖墓，墓向180°，属于六镇时期。六镇墓葬的墓向与平城地区对比存在较大差异，“平城地区的墓向以西向和南向为主，早、晚阶段还有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六镇墓以北向最多，反映北魏早期墓葬特点在该地域得以延续。

（二）墓室构筑方式

六镇墓葬中39座墓室信息清晰，墓室构筑方式分为土圹和砖室两种类型，土圹墓27座，砖室墓12座。

1. 土圹墓

土圹墓中除了呼和浩特玉泉区沙梁子北魏墓的墓道形制不详之外，其余26座根据墓葬形制，即墓室与墓道的结构与方向区分，又分为以下三种：土坑侧穴墓、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

第一种，土坑侧穴墓共18座，也称为偏洞室墓，即在地面向下挖出长方形或长梯形土坑，然后在长边的一侧向内掏挖弧顶近长方形或长梯形洞室，墓主葬于洞室，洞口以石块等封堵（图2）。六镇墓葬中的侧穴墓仅见于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土坑和侧穴长1.65-2.97、宽0.5-1.46米，部分呈头宽足窄的梯形。

第二种，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目前仅见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呼和乌素QHM17，在地面挖出长方形竖穴墓道，长1.98、宽0.9-0.93、深2.1米。之后在短边向内掏挖出顺向洞室，墓室长方形，长1.9、宽0.93、高0.56-0.7米，墓门用砖封堵（图3）。

第三种，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共有7座，七郎山ZQM6、M7，伊和淖尔5座，即M1、M2、M3、M5、M6均为此类型。墓道的底部从墓道口开始向墓室处呈斜坡状，越往下越深，在墓道的短边向内掏挖墓室。墓道平面有狭长梯形和长方形，伊和淖尔的墓道开口较宽，向下变窄，横截面呈倒梯形。伊和淖尔M3墓道最长，达23米，上口宽4米，最深9.6米。伊和淖尔M3、M6墓道两侧分别有宽0.45和0.6米台阶踏道。墓室近梯形或长方形，七郎山M6、M7洞室略为拱顶，自洞口向内逐渐低窄，M6底面为斜坡状，洞口宽1.37、高1.3米，墓室斜长2.6米，最高1.55米，最深处宽0.85、高0.5米。伊和淖尔M5面积最大，长3.7、宽3.3米。

2. 砖室墓

六镇墓葬中信息可查的砖室墓共有12座，均带长斜坡墓道，墓室用砖砌筑，规模普遍大于土洞墓，以包头和呼和浩特和林格尔较集中。包括包头姚齐姬墓、刘二圪梁BLM1、吴家圪旦仅清理了BWM1、固阳县白灵淖乡补卜代墓地BBM1；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北魏墓M1、M2，和林格尔鸡鸣驿2010年发掘1座砖室墓，2012年发掘7座中至少1座砖室，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呼和乌素QHM18，四子王旗麻黄洼北魏墓（图4）。另外，包头九原区吴家圪旦为一处范围甚广的墓地，在当地征集到大量印文砖，暴露的墓葬多为砖室墓。

六镇砖室墓与其他地方类似，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构成，墓室多弧边方形，穹隆顶或四角攒尖顶。以包头姚齐姬墓最典型，墓道长10.8米，墓门位于甬道之外，券顶。墓室弧边方形，边长3.08、残高2.64米。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面积最小，南北长2、东西宽1.94、高2.49米。比较特殊的是，和林格尔三道营乡榆树梁壁画墓包括前后室，全长22.6米，分两次修建，后室较早，5平方米，四角攒尖顶；前室弧边方形，边长4.6米。六镇砖室墓中姚齐姬墓出土墓铭砖，有太和二十三年的明确纪年，对其他砖室墓的年代判定具有标杆作用。

三、六镇墓葬殉牲与葬具

六镇墓葬中殉牲现象为北方游牧民族典型葬俗，葬具种类形制丰富，体现不同文化来源。

（一）殉牲

判断墓葬中的动物骨骼是否为殉牲，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区分。目前所见大致包括四种类型：第一，整具动物骨骼，第二，用头蹄代替完整动物，第三，动物头骨，第四，动物身体部分骨骼，如肋骨、椎骨、肩胛骨、腿骨等。以往学者将此四类都看作殉牲，具体而言，前三类如果直接置于墓道或墓室中，应为殉牲，已经无异议，但若置于案盘之上，甚至与其他祭祀用具共存，应为祭品，汉墓中已见，如满城汉墓M1主室棺前置案，其上漆盘中有乳猪骨架1具，即是祭品。尤其第三类的动物头骨，需要根据其放置环境区分，若与其他完整动物、头蹄共存，当为殉牲，是以头蹄代替全牲的简化，如东汉时期匈奴文化的西沟畔墓地，M9有2具完整羊骨和1个狗头。第四类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殉牲而是墓中祭品。这种祭品在十六国时期辽宁朝阳、河南安阳孝民屯慕容鲜卑墓中以牛腿骨等放置于墓葬头龛内，拓跋鲜卑盛乐时期和林格尔西沟子村M1棺前放置1件羊腿骨。个别的动物骨骼有其他特殊用途，如七郎山M17头骨一侧有1块羊肩胛骨，其上涂红漆，非祭品。

根据以上分析，六镇墓葬殉牲中的整具动物包括：伊和淖尔墓M5在甬道入口的盗洞中发现马、羊、牛的骨骼，墓室西北角有完整的羊骨、马骨，东北角有铁钩和整羊骨，西南角有羊腿骨。M6墓主胸部左侧有1具动物骨骼。以头蹄代替全牲见于包头廉凉州妻姚齐姬墓，在墓道中发现一个牛头骨和四个蹄骨，牛头朝外，蹄骨按走向摆放，墓道口附近还发现马头碎骨和马腿骨（图5）。呼和浩特玉泉区沙梁子M1在墓室西北角置羊头4个，还有少量羊椎骨、肋骨。六镇墓葬中另有二例不确定是否为殉牲：包头固阳县白灵淖乡补卜代墓地BBM1，在墓内淤土中发现一些动物骨骼，因墓葬破坏未清理；和林格尔鸡鸣驿1座砖室墓，墓主头骨上方有1具狗头，其余信息不详。

以牛马羊的头蹄以代表全牲进行殉葬，在早期鲜卑墓葬中较常见，如满洲里扎赉诺尔、额右旗拉布达林、呼伦贝尔团结墓地等，有的一墓有多个殉牲，一般放在棺盖上或头龛中，墓葬年代约为东汉时期。六镇部分墓葬中仍延续使用殉牲，反映该地区文化现象的原始性。这种原始性在六镇北部保留更多，殉葬全牲的伊和淖尔M5，在距离墓道口深2.15米的墓道填土中有一具完整人骨，全身用毛毡包裹，葬式仰身直肢，头朝东北，头低脚高，随葬有杏叶形铜耳坠和铜牌铃，其与墓主关系、是人殉还是祔葬仍需探讨。在北魏平城墓葬也存在殉牲，如大同太安三年（457）尉迟定州墓道有马、牛、羊、狗等头骨和牛蹄骨。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M30在墓道两侧分别放置马头骨、马蹄骨和狗头骨，M14墓道中有马头骨。与六镇相比，平城仅为少见的个别现象。

六镇使用殉牲的墓葬中姚齐姬墓具有特殊性，墓中出土刻铭砖显示墓主为“廉凉州妻姚齐姬”，时间为太和二十三年。墓砖所记廉凉州应为原居于凉州的廉姓汉人，妻姚齐姬的姚姓是西羌诸姓中第一大姓，即河西后秦姚苌之属，姚齐姬可能为羌人或汉人。北魏平河西时大量人口被掠，居于六镇的姚齐姬夫妇或即此时迁至盛乐附近。凉州素为重要牧场：“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前凉时，河西行政设置频易，“永兴中，置汉阳县以守牧地”。五凉时的大量征战马匹，均曾依靠凉州牧场所豢养。北魏“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姚齐姬墓使用殉葬，可能因其世居凉州和六镇，长期受到游牧习俗影响所致。六镇墓中使用完整动物、以头蹄代替全牲，体现埋葬习俗的发展演变。

（二）葬具

六镇墓葬大部分破坏严重，仅一半保留葬具痕迹，葬具形制较清晰的墓葬有25座，分为木棺或石棺、木棺与棺床组合、尸床三种类型。

第一类，平面梯形的木棺或石棺。石棺在六镇仅见1例，和林格尔鸡鸣驿一座砖室墓内有石棺1具，呈前高宽、后低窄的梯形，由棺底、左右棺帮、前后挡及棺盖共6块石板组成，同地其他北魏墓为梯形木棺，方向和尺寸不详。

木棺是最常见的葬具，六镇墓葬中保存较好且形制典型的木棺有两种。

1.由多块木板拼镶而成头高宽、尾低窄的梯形棺，有11座墓葬使用。七郎山7副：M6、M7、M9、M10、M11、M13、M14，呼和浩特玉泉区沙梁子M1墓室内有腐朽木棺痕迹及两枚铁棺钉，伊和淖尔M1、M2、M6等。保存完好的木棺棺盖呈圭首形，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类似。棺板拼接之间以束腰榫（银锭榫）固定，在河西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地尸罩、敦煌佛爷庙湾五凉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等木棺均见，榫卯往往还与子母榫、铁钉等一起使用，部分棺外饰铜铺首、铜泡钉及铁质棺环。七郎山M7棺侧板上开窗造型，在固原漆棺及北魏迁洛之后元谧石棺的线刻图像仍见，棺座之下前后各有1个辊轮，两端以榫头插入侧板的卯眼（图6），亦见于固原漆棺、大同永平元年（508）元淑墓木棺，该结构或来自棺下垫木，如宁夏贺兰县李家套子墓地木椁底两端各有一根纵向圆木支垫，蒙古国诺音乌拉M1的木棺下前后各一根垫木，冯素弗墓棺下垫木为井字形，北魏时继续沿用。

2.由立柱和木板镶插的梯形棺。七郎山有7副：M2、M8、M16、M17、M18、M19、M20，伊和淖尔M3部分保留该种形制。该类木棺是以四根立柱和侧横梁为基本框架，在相应位置凿出凹榫，之间用薄木板作为棺的四壁镶插组合而成（图7）。竖直立柱下端长于棺底，用于插入或埋入墓底生土中，棺板薄者仅约17厘米。M2棺底有6根横栏以榫卯或木钉与侧梁相连，横栏之间用树枝纵向上下编成。此类木棺在扎赉诺尔墓群中有多副，以没有去皮的桦树制作，大部分有盖无底，乌兰察布兴和县叭沟村M1所谓木椁也是这种无底棺。

以上两种木棺形制差异明显，属于两种不同文化来源，榫卯拼接的复杂木棺与十六国时期汉人墓葬联系紧密，由立柱插板组成的简单木棺在鲜卑早期墓葬中出现，六镇时期同时在相同墓区使用，说明两种文化已经交汇，并形成共同特点：棺表面施彩绘或涂漆，棺外包裹毛毡、皮制品或丝绸。七郎山M2、M6、M8、M18棺外包裹毛毡或皮制品，伊和淖尔M1、M2木棺外髹漆，用一层丝绸包裹。这种形式在河西和匈奴墓中均常见，如敦煌佛爷庙湾M1棺外可见到蓝色丝绸痕迹，诺音乌拉墓地的两椁一棺大型墓，外椁内壁用毡毯或丝绸装饰，椁底铺毡毯，内椁内外壁挂毡毯或用丝绸装饰，棺外髹漆并用丝绸装饰。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墓地木棺外髹漆，棺椁用丝绸装饰。两种木棺男女均使用，没有性别差异。七郎山榫卯拼接木棺中，除M 9未成年性别不详之外，男女各3人，立柱插板木棺的墓主女性有5位，男性2位，男女随机使用任意形式木棺，说明两种木棺在当时都仍盛行。

第二类，木棺与棺床组合。在砖室墓的后壁或右壁砌筑棺床，其上放木棺。六镇有4座：呼和浩特土默特旗苗圃墓地砖室墓M1、M2均在墓室北壁砖砌棺床。M1棺床与墓室等长，高0.3米。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墓室西侧砌棺床，南北与墓室等长，长2、宽0.62~0.77、高0.4米。棺床侧面上部侧立一排莲花纹砖，再上横放一排波纹砖。棺床上有铁棺钉、棺木朽灰及漆皮等，为男女合葬。乌兰察布四子王旗麻黄洼墓室右壁砖砌棺床，宽1.2、高0.26米，其上木棺已毁。六镇墓葬中使用棺床与木棺组合者均为砖室墓，集中在盛乐附近地区，与北魏平城墓葬结构相同。

第三类，尸床。与棺床构筑类似，墓主直接放置其上，不用木棺，属于无棺葬的一种。六镇仅见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呼和乌素QHM18，墓南向，在墓室北部砌筑尸床，长2.46、宽1.1、高0.36米，边缘突出10厘米。

从以上六镇墓葬的墓向与地面遗存、墓室结构、葬具三方面综合分析，靠近盛乐附近墓葬形制与平城地区平城时期墓葬基本接近，偏北及北魏长城以北地区的墓葬保留更多其他民族文化特征，整体上六镇墓葬形制落后于同一时期国都及司州周边墓葬。

四、六镇墓葬随葬品

六镇墓葬随葬品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常见的陶器种类和纹饰保留早期文化因素，毛皮骨毡类的使用较多，金属、珠玉、玻璃等珍贵文物反映草原贸易与交通。

（一）陶器、陶俑及印纹和刻铭砖

1.陶器

六镇墓随葬陶器仍以灰陶长颈壶和盘口或平沿罐组合为主，是北魏墓葬中特征较为明显、演变规律可循的典型器类，对于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具有重要价值。但六镇因时代较短，墓葬数量有限，且破坏严重，难以从陶器的种类和形制确定其发展轨迹，只能根据陶器的特殊纹饰或对陶器的特殊处理判断其文化因素归属。

六镇墓葬出土陶器带有戳刺纹，也称篦点纹或锥刺纹，如包头姚齐姬墓有1件长颈壶，泥质灰陶，肩部和腹部分别有压印的几道弦纹，弦纹之间为压印的水波纹和篦点纹。呼和浩特大学路砖室墓出土的1件轮制盘口陶壶，盘口外施一圈锥刺纹，颈部饰凸棱纹一道，肩部有3道弦纹，上下各有3道波浪纹。乌兰察布七郎山M5出土陶壶1件，颈肩相接处及肩腹部饰刻划弦纹相夹的戳印篦点纹带共4组。这种戳刺纹多见于早期鲜卑墓葬的陶罐装饰，如包头九原阿善沟门BAM1出土1件陶罐，夹砂褐陶，略盘口，器表熏黑，沿下及肩部有篦点戳刺纹。乌兰察布兴和县叭沟村88M1出土陶罐、M2出土1件手制陶器带戳刺纹。化德县陈武沟墓葬出土陶罐中有手制，上带戳刺纹。北玛尼吐墓群的小口长颈壶同颈部戳印纹饰的大口罐共存。鲜卑墓葬“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夹砂，以大口的罐为主，流行假圈足和在口沿下按压或戳印纹饰的作风。”“已知属于立国后的拓跋鲜卑遗存，就陶器而言，口沿下戳印或刻划纹饰的大口罐仍在流行。”六镇墓葬陶器中延续使用该种纹饰，保留更多鲜卑文化特性。

六镇墓葬陶器上普遍可见刻划、模印或按压波浪纹、水涡纹、竖向暗纹、网格纹等。如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北魏墓M1出土平沿陶罐，肩部为按压网格纹，腹下部为竖向暗纹（图8-1），七郎山M6、M7、M12出土长颈壶在颈、肩部有一组或二组刻划弦纹相夹波浪纹，有的腹部为按压网格暗纹（图8-2）。伊和淖尔M1出土陶器肩部为网格纹，下腹部为竖向暗纹。六镇墓的部分陶器颈肩腹部带有凸棱，如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出土盘口罐颈部有凸弦纹，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墓地M1陶壶、M2陶罐等均有凸棱。“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且陶器上竖向暗纹出现较早，横向磨光出现晚。伊和淖尔M2出土1件灰陶罐，平底束颈浅盘口，近器底部位有一小圆孔（图8-3），这一现象在匈奴墓葬中的小口卷沿陶罐中常见，“相当一部分A型陶罐在近底部的器壁上有一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孔”。以上纹饰和器壁近底小孔均为匈奴墓随葬陶器的典型特征，一些陶器表面厚厚的烟炱表明为实用炊器随葬。

和林格尔县鸡鸣驿7座北魏墓葬，“随葬品多为陶器，有罐、壶、盘及铁制生活器具等。其中1件陶盘背面刻有'李氏庞母，字堂平’”。该陶盘上刻写墓主信息，为汉文化传统的志墓功能。

2.陶俑群

六镇墓葬中仅在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随葬陶俑群：从墓葬为坐北朝南的弧边方形单室砖室，判定时代最早与司马金龙墓类似，晚至迁洛之后，墓中出土武士俑、男女侍俑、乐舞俑，使用了当时代表身份等级的陶俑组合，同时保留了灶磨、动物俑、牛车等类型，说明墓主在北魏统治体系中的社会地位，也反映中央王朝对六镇的管理。这些俑群有的为手工捏制，造型朴拙（图9），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翁滚梁墓彩绘镇墓武士俑类似，与同墓出土的模制陶俑差异较大，可能继承了该地区汉晋墓葬中陶俑传统。乐舞、侍从俑头戴圆顶“十”字缝线垂裙风帽，身穿窄袖曳地长衣，鲜卑服饰特征明显。

3.印纹砖和刻铭砖

包头九原区吴家圪旦墓地征集到大量印纹砖，砖侧面印有忍冬纹、莲花纹、绞索纹、S形纹、米格纹、菱格纹、树冠形纹等花纹砖，还有带“兴”“十”“元”“车”等字的文字砖。与其类似，包头白灵淖乡补卜代墓地也发现大量长方形网格纹砖，一般长30、宽14、厚3.5厘米左右，背面素面，也有个别边长约25厘米的三角砖。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砖室墓的花纹砖主要见于墓门券顶和棺床，有忍冬纹、莲花纹、波线纹等。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发现有人物、动物、花卉等八种不同图像的印纹砖。模印花纹砖主要见于汉晋墓和南朝墓葬，北魏平城部分砖室墓使用，洛阳时代基本消失，六镇的怀朔镇附近发现的模印砖为当地烧制，和林格尔鸡鸣驿发现一座窑址和几座房址，部分砖面带有忍冬纹、蔓草纹、菊花纹和花草纹，应为汉晋文化传统的延续。

姚齐姬墓铭砖出土于墓门上的填土中，背面压印粗绳纹，正面阴刻“廉凉州妻姚齐姬墓，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七月廿八日记”，墓葬埋葬时孝文帝已经推行汉化四年，该墓未使用石墓志而是继续沿用刻铭砖，反映其落后于当时北魏核心区。

（二）毛皮骨毡及丝绸漆木器

七郎山墓地多座墓葬的墓主使用毛皮毡类物品，M2随葬1件桦树皮碗，M2、M6均见墓底铺一层皮制品，头枕毛毡枕，身上原来可能裹着毛毡，M8尸骨多处附有毛毡。M9出土陶罐口沿发现红黑相间漆皮，可能为漆器盖，M13墓主头骨旁有剥落的小块漆皮多片。M17墓主头侧有羊肩胛骨1件，表面涂红漆。M18墓主身上附毛毡朽迹，身侧左右各1件皮囊，上压桦树皮残片，皮囊表面缝缀小铜铃，内里为丝织品，用铁环扣和皮绳将“货泉”、“五铢”等铜钱固定在皮囊内。墓中还出土木梳1件，梳脊和梳柄装饰极小的铜乳钉数行（图10）。M19发现若干碎皮块，可能为皮衣残片。伊和淖尔墓地M3墓主身上覆盖淡黄色丝织品，腰间金属腰带，脚穿皮鞋，随葬品有刀剑、皮袍、漆盘、漆耳杯、漆象尊等。M6随葬皮制品、木箭竿、骨弓弭、漆碗、漆筒形器等。骨器、桦树木器、毛皮毡类属于游民民族早期用品，北魏时期仅保留在北部边镇一带的墓葬中。丝织品、漆器、铜钱属于汉文化因素，漆象尊具有典型汉代特征，漆盘上置漆耳杯在平城时期墓葬中较常见。

（三）金属、珠玉、玻璃类

呼和浩特玉泉区沙梁子M1为男女合葬墓，女性墓主手腕处出土绿松石和琉璃串珠各1粒，男性墓主腰部出土小铁刀1件，棺外东侧有铜鍑1件。七郎山墓地随葬品普遍发现铜或铁带扣、带环、指环、耳环，玻璃珠饰、耳坠等。M12出土1件铁短刀，M16发现玻璃珠饰18粒，出土的1件铜牌饰包括圆形主体和边缘的方穿及铜铃，装饰兽面、绞索、联珠等纹样。M20出土1对耳坠，在铜耳环下挂玛瑙珠和玻璃珠穿成的串饰达46粒。伊和淖尔墓地5座墓葬普遍随葬金属器具，珍贵的金器包括M1出土金下颌托、金头箍、金耳环、圆形心形及金珠饰件、金铃等，M6出土金项圈、金腰带、金戒指，银器有M1鎏金錾花人物纹银碗，大量铜铺首衔环、鎏金铜泡钉、铜耳杯、三足铜盘、铜耳坠、铜牌铃，还有铁刀剑、铁棺环、铁钉等。其中一墓出土蓝色透明玻璃碗，另有玉石器、珠饰等。都是工艺精湛、纹饰繁复的华美器具和饰品（图11）。七郎山和伊和淖尔两处墓地年代范围为5世纪晚期，各类文物保留了大量游牧民族特征，其使用金属带扣束腿葬式、戴金下颌托和金头箍，是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铜耳杯、五铢钱是中原文化中较早的器物，在平城、洛阳一带北魏墓中少见，说明保留更早汉文化因素。玻璃碗、鎏金錾花人物纹银碗和其他金属器纹饰则体现其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往来。

由六镇墓葬殉牲现象、随葬品种类和特征看出，整体上保留较多早期墓葬文化特征，以整只动物或头蹄代替全牲的殉牲、用部分动物骨骼在墓中祭奠现象、陶器上使用早期鲜卑戳刺纹、陶器具有匈奴特征的竖向暗纹网格纹波浪纹等方面，在六镇墓葬中常见。六镇中呼和浩特沙梁子、七郎山和伊和淖尔墓群随葬品仍属于典型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处于“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状态，保留鲜卑文化风尚，体现更多原始性。盛乐附近墓葬多见花纹砖，代表墓主身份的俑群仅有1例，且部分陶俑为手制，唯一的纪年墓使用刻铭砖，体现汉晋文化传统，明显落后于同期其他地区。

五、六镇墓葬汉化迟滞原因探讨

六镇墓葬的各种文化因素均体现出汉化迟缓现象，保留更多不同民族风格，这一特性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军镇地位逐步下降

北魏对六镇实行特殊的军镇与部落酋长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该地域构筑长城，设置镇城、戍堡等防御设施，屯驻军事力量进行把守，中央王朝派遣镇将在军事上统领。镇戍之外的广大区域，则以归附北魏被迁徙至漠南的北族各部落组织负责守卫，他们从事农牧业经济，并成为六镇的兵源主力，由豪强酋帅以原来部落酋长制进行管理。整体上六镇实行以军统民、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而这种模式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皇始年已经实行：“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及太和在历，“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甚至北魏的部分军镇直接或间接沿用十六国时期已经存在的军镇化政区。至北魏迁都平城之后，为了防止边竖入侵而设置制度化之六镇基本沿用代魏前期已出现之军镇，六镇宜军宜农（牧）的军镇体系既是为了保证北魏北疆的安定，也有稳固不同民族部落组织的重要目的，这种管理模式实则以六镇区域延续北魏早期传统。但自太和开始，尤其迁洛之后，六镇地位越来越下降，镇将由低级庸才担任，他们不仅上升空间被阻断，还世代被迫困于军镇，六镇墓葬所体现的汉化滞后特征就是其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

（二）不同来源镇民混居

六镇镇民来源一般认为主要包括鲜卑拓跋部成员、中原汉族豪强、被征服的高车等北族及流徙罪犯等。其中主导六镇社会秩序者为六镇地方势力的豪强酋帅，包括北族部落的领民酋长。据统计，从太武帝至孝明帝期间信息可考的六镇镇将63人，其中北魏宗室19人，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35人，二者合计占镇将总数的85%以上，这些人虽然出任六镇的镇将，但并不定居于此，可能任职期满之后仍回到京都平城、洛阳或调任其他州郡。但另外不足15%之中的豪帅家族，一部分为因父祖任军镇官职而定居六镇，另一部分则是迁徙至六镇，“出身分别是北魏初建时的部落大人，陆续投附的北族部落酋长，父祖没有官职的代地下层豪帅，迁至代地的后燕、赫连夏、北燕、北凉乃至刘宋的降官豪帅等。”这些人的身份、族属及来源地非常复杂，据资料可考之代表性人物来自十余个不同统治集团，以鲜卑人最多，如渠帅侯莫陈崇、勋贵独孤信、贺兰祥，大酋长贺拔胜，辽东鲜卑渠帅可足浑元，下层豪帅酋长宇文虬。后燕慕舆部酋帅酋长舆珍，酋长宇文泰，豪帅酋长高丽人王勇。北燕酋长王光、王盟。北凉酋长段荣，降官粟特人史遵。高车人世为部落酋长斛律羌举，投附部落酋长厍狄盛。匈奴人酋长刘亮，投附部落酋长破六韩常。赫连夏宗室酋长云荣。吐谷浑投附部落酋长娄昭、尉景，世为部落大人乙弗库根。乌丸投附部落小部酋帅王基。羌人有投附部落雷绍。羯人有下层豪帅酋长侯渊。其中仅有极少的汉人，如良家子李虎，下层豪帅傅元兴，刘宋降官蔡儁等。还有的汉人早已加入其他少数族政治集团，如后燕豪帅邸珍，北燕豪帅强宗耿豪，北凉降官孙腾等。诸种杂人于此安家，便于畜牧和镇边。

来源不同、族属差异的豪帅成为统领六镇的核心力量，有一部分本身还保有部落组织，势力强大者被北魏授予世代享有领民酋长的政治地位。因而，六镇的部落及领民酋长制使其自身文化更好地得以保留，而不同部落、人群的镇民为了戍守六镇，相互混居并从事农牧活动，形成六镇既有区域特色、又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墓葬中七郎山、伊和淖尔所表现的典型游牧特征和盛乐附近多元因素是镇民生活在墓中的折射。

（三）远离北魏汉化核心区

拓跋鲜卑随着势力发展壮大，其汉化一直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逐渐加强，根本性转折发生于迁洛之初孝文帝推行的姓氏、语言、服饰和丧葬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太和十九年诏令：“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对于北魏墓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但此次汉化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固其在国都洛阳的统治，所有改革措施执行的严格程度，以洛阳为核心，呈辐射状逐渐减弱。丧葬制度方面主要为了与迁都相配合，强制从平城向洛阳转移。诏书中的以卑就尊、父母移葬、户属差异等，均以利于京洛为前提。同时说明不在葬限者、其他诸州者，各得任意。六镇因其特殊功能，尚未军镇改州，加之远在漠南，与国都洛阳的安定没有直接联系，因而，汉化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六镇。旧都平城的守旧势力尚且对孝文帝的迁都和汉化极力抵制和反抗，远在北方的六镇民众长期处于世代军镇体制和部落组织管理之下，文化比较封闭，难以产生要求汉化的主动性和坚定性，所以，六镇文化是当地多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其汉化整体上落后于其他州郡，最终造成汉化迟滞。

综上可见，六镇墓葬在北魏时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所包含的文化因素非常复杂，部分墓葬地面用陶器和石块以标识，墓葬方向多样性明显，墓室结构中高等级墓葬仍使用土坑墓，偏洞室墓显示墓主的特殊身份，墓葬使用殉牲，随葬品的陶器保留戳刺纹的原始因素，陶俑手工捏制，个别墓主随葬大量金器并带下颌托，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墓葬特点。但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贯穿始终，砖室墓、随葬品中的漆器、丝织品、钱币、铜镜等常见，形制、纹饰等方面多为汉晋风格。六镇墓葬大部分延续了平城时期前段墓葬特征，包含河西、东北、甚至南朝不同文化，多元文化流入之后并存和融合，文化的种族界限减弱，形成该区域整体相对原始的文化圈。与平城后期及迁洛之后迅速汉化的墓葬差异明显，因地理位置造成文野之别。六镇墓葬几乎不见仿效“晋制”痕迹，仍保留原有人群的特殊葬俗，这些特点反映了较多汉化迟滞现象，与部分史学家所认为的镇民自主“反汉化”相悖。其形成原因是由六镇特殊的军镇管理制度造成相对守旧的生活方式和较为封闭的活动空间、统帅和镇民的族属众多、人员构成复杂、远离汉化核心区域而没有强制统一汉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镇墓葬研究，从实物角度证明了该区域文化滞后一直存在，且与北魏其他区域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别造成六镇统帅边民逐渐被边缘化，并影响到其生存状态，最终导致六镇起义的爆发。六镇墓葬的多民族文化特征，反映北魏汉化过程中存在的滞后问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多样性和曲折过程，也证明魏孝文帝只有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革，促进各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认同和融合，才能更好地稳固其统治，并推动华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