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鼎在商周铜礼器的组合中居于顶端，对研究墓主的身份等级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回顾以往的研究，对学界流行的“鑊鼎、升鼎、羞鼎三分法”进行再讨论，对前人成说提出商榷。指出以往的发现，除楚系平底鼎，自名“登”“升”，可以确认是“升鼎”，其他两类的定名都存在问题。如楚系烹牲大鼎从来不叫“鑊鼎”，“鑊鼎”之名从未发现。“羞鼎”的辨认也缺乏可靠线索。为此，作者利用荆门包山M2出土的19件铜鼎，与同墓出土遣册中记载的鼎名一一比对，重新对楚鼎进行分类，指出该墓出土的烹牲大鼎自名是“鑐”。这种自名也见于上蔡郭庄M2出土大鼎的铭文。通过综合考察，作者认为，楚系墓葬出土的烹牲大鼎，不是镬，可能相当古书中的鼐。鼎在商周铜礼器的组合中居于顶端，对研究墓主的身份等级有重要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用鼎制度，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用鼎制度是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有连续，也有变化。商代和西周不一样，西周和春秋不一样，春秋和战国不一样，战国和秦汉不一样，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可以套用于所有发现。第二，考古发现有区域性，不光春秋战国有区域性，商代西周也有。很多所谓中原风格都是兼收并蓄，杂糅地方风格，商与周，西周与东周，秦与楚，齐与燕，三晋与中原，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特点，不能以偏概全。第三，商代、西周，组合相对简单。东周以来，礼制隆杀，层次复杂，低等级是从高等级递衰，往往有多套组合，并以仿铜陶礼器，甚至漆木器作为等级限用物的替代品，因此不能以下推上，反过来以陶器组合推铜器组合。第四，研究用鼎制度，要兼顾器形、纹饰、组合、鼎实、功能。鼎实，过去不重视，从曾侯乙墓开始，才有所报道。鼎实，有单一品种，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甚至调和众味。研究功能，器物自名不可忽视。第五，研究用鼎制度，要慎用文献。礼书晚出，主要是战国作品，经说多出汉代，要具体分析其适用范围，不能与考古发现简单套合。如我们讨论的鼎主要是墓葬用鼎，未必与礼书记载的庙堂用鼎一样。1978-1979年，俞伟超、高明合作，发表《周代用鼎制度》一文，以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互证，讨论两周时期的用鼎制度，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理论层次上来认识。他们把问题提出来，这本身就很重要。我跟两位老师很熟。《用鼎制度》刚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俞老师就送给我，约我在中关村茶点部跟我讲他的“三大发现”，兴奋，激动，溢于言表。高老师也多次跟我讲他们的写作过程。我对此文的思路还是比较了解的。这篇文章，初稿源自高先生，想法脱胎于他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俞老师读后，认为很重要，建议扩大讨论范围，把西周也包括进来，遂有两位的合作。这篇鸿文，虽然加了西周，但基础是东周，东周的基础又是楚系。俞老师对楚地的考古工作长期关注，他知道，楚地的材料有多重要。当年，我做学生，论文就是写楚国铜器。两位老师参加过我的论文答辩。我受教于两位老师甚多，但对他们的分类法有所保留，并在论文中做过一点商讨[1]。他们不以为忤，反而加以鼓励。现在回过头看，我的认识有很多不足，很多问题还要不断追问下去。比如，楚幽王墓出土了39件鼎，如何按两位老师说的“镬鼎、升鼎、羞鼎三分法”分类，就是个问题。我把此说称为“三鼎说”。《仪礼·士冠礼》：“煮于镬曰亨（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载。”镬是用来煮牲肉，鼎是用来盛牲肉，俎是用来切牲肉。镬，传统解释是一种无足的大鼎，如《淮南子·说山》高诱注、《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都这样说，其实也就是煮肉的大锅。楚鼎，除侈耳平底自名为升的鼎自成一类，既有自名，也有独特的器形，可以肯定是盛牲的鼎，其他鼎，哪些是镬鼎，哪些是羞鼎，如何把同出的其他鼎归入这两类，往往缺乏可靠依据。没有根据的分组，等于数字游戏。蔡侯申墓曾出土过18件鼎，包括：有盖大鼎1（编号1），通高65、高至口55.3、口径62、腹围197、深38、耳高21、足高36厘米，自名（图一）；无盖平底鼎7（编号2，1-7），6件成对，3件按大小排列，自名；有盖小鼎9（编号3，1-9），此外还有一件残鼎（编号4），类似第三套鼎[2]。于是匣母鱼部字，镬是影母铎部字，两位老师认为，这两个字是通假字，相当礼书所谓的镬。这种鼎，当时少见，后来越出越多，不一定最大，也不一定只有一件，有些属于列鼎。它们是否就是古书中的镬，十分可疑。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件自名为“镬”的鼎[3]。正月庚午，嘉曰：余郑邦之产，少去母父。作铸飤（食）器、黄，君既安惠，亦弗其。嘉是惟哀成叔。哀成叔之鼎，永用禋祀。死（尸）于下土，以事康公，勿或能怠。铭文中的“飤器”“黄”，或以为即礼书中的“镬”，恐怕有问题。我理解，这是讲嘉为哀成叔下葬作铸的一套铜器，而并非专指这件鼎。简报说，此墓出土铜器4件，有鼎1、豆1、1、勺1。所谓勺，从照片看，其实是附于鼎的圆头匕。也就是说，此器自名不是“黄”，而是下文“哀成叔之鼎”的“鼎”，鼎、豆是“食器”，但同出还有。我理解，才是铭文中的“黄”。“黄”，疑读“黄爵”，可能与爵类饮器有关。总之，这件鼎，其实只是一件高34、宽34、口径28.5厘米的小鼎，与镬无关。现在，我们才了解到，楚墓中最大的鼎其实是用另一种器名。如包山M2曾出土2件这类鼎，一件煮牛，遣册自名“牛鑐”，一件煮猪，遣册自名“豕鑐”。鑐字，报告释文本来无误，古文字学家曲释为“镬”[5]。后来，上蔡郭庄M1也出土过类似的鼎，自名为，证明学者读“镬”反误。致误原因就在屈从考古学界流行已久的“镬鼎”说。羞鼎，属正鼎之外佐食的鼎（《左传》昭公五年、《仪礼·聘礼》），比如正鼎九，可配陪鼎三。礼书所谓正鼎是成套的列鼎，鼎实是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等，比较原汁原味；陪鼎是盛羹菜调和的美味，如膷（牛肉羹）、臐（猪肉羹）、膮（羊肉羹）。这种七滋八味的美食，古人叫“庶羞”。两种鼎如何区分，主要看鼎实和自名，从形态上无法分。出土铜鼎的铭文，“羞鼎”少见，“羞鬲”很多。鬲可能是更重要的盛羞之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鼎，很多也是用来盛羹酱类的食品。包山2号墓出土过19件铜鼎(表一)，全部出于椁室的东室。报告讲鼎实，只提到标本2：85（登鼎）“器内有水牛右侧肱骨一根，其上有灼痕”，标本2：124（牛鑐）“鼎内盛水牛肩胛骨右1；肋骨右4；椎骨2”，标本2：109（鐈鼎）“器内盛有水牛腰椎六节”（图三）。难得的是，墓中出土了随葬物的遣册，可与出土发现对照。包山2号墓遣册（图四）关于鼎的记载是（下释文作宽式）：大□之金器：一牛鑐，一豕鑐，二乔（鐈）鼎，二□廌（薦）之鼎，二馈鼎，二（登）鼎……一汤鼎，一（贯）耳鼎……一□金䲆鼎……265简251：“□=室之金器”，□=，上八下耳，加合文号，不详。1．大□之金器：第二字，看不清，或释卵，或释兆，于字形不合。熊长云释臧，可备一说。2．一牛鑐,一豕鑐：即表一之124、146。前者盛牛，最大；后者稍小，盛猪。形态明显有别于其他鼎。豕，报告释升，但理解为豕。3．二乔鼎：乔读鐈。楚幽王墓出土过鐈鼎，与之对比，应即表一之83、109。4．二□薦之鼎：第二字，上部左半从酉，右半看不清，下从皿，疑即《大雅·行苇》“醓醢以薦”的“醓”或“醢”。醢是肉酱，醓是帯汁的肉酱。这里假定为127、139。5．二馈鼎：“馈鼎”见卲王之諻鼎铭文。墓中出土成对的鼎，除可确定的牛鑐、豕鑐和二登鼎、二乔鼎，还有四对：72、105，127、139，80、140，150、152，130、173。这里假定为72、105。6．二登鼎：也叫升鼎，一对，即表一之85、137。7．一汤鼎：只有一件，即表一之390。汤鼎是煮洗澡水的鼎，小口鼓腹，很容易识别。9．一□金鼎：第二字似从鼎从縈，第四字似由两鱼字组成，疑是烹鱼的鼎。墓中多偶鼎，单个的鼎，除贯耳鼎、汤鼎，只有表一之132，疑即此鼎。报告所见19鼎，13鼎见于简265。剩下3套较小的对鼎，或与简253、254提到的鼎有关。这19件鼎，至少包含9种不同的鼎（图五），其中对应于“三鼎说”的镬鼎，自名是“鑐”；对应于“三鼎说”的升鼎，自名是“登鼎”；对应于“三鼎说”的羞鼎，自名是“□薦之鼎”。上蔡郭庄M1出土一件有盖大鼎（图六），同出器物有升鼎4、鼎腿1，以及方壶、圆鉴、编钟、编磬等。这件大鼎，通高88、两耳间距103厘米，重150千克，仅次于楚幽王墓的大鼎。其铭文作（下释文作宽式）：1．競之渔：作器者。競，即楚景氏。之渔，其私名，景氏子孙名渔者。渔，左旁与朝字的右旁同，朝不从舟，乃水旁或川旁的另一种写法。2．将彝：即西周金文的“䵼彝”。将字，从爿从酉加止，楚文字多用为将字，近有学者改释为“肆彝”[6]，据此可知其误。4．恪共盟祀：义同“敬共盟祀”。恪、共皆敬义。恪，原从爿从舟，类似貉作貈，共同恭。盟祀，誓告和祭祀。这里最重要的是，楚国大鼎的自名再次出现，仍然是个从需的字。鼎一（C96）：通高64.6、口径64.2、足高33.6厘米，重54.8公斤，盛半牛（水牛）。铭文：曾侯乙（作）（持）甬（用）冬（终）。鼎二（C97）：通高57、口径57.4、足高28.9厘米，重41公斤，盛半牛（水牛）。铭文：同上。M1：E106，通高93.8、口径81.2、腹径84、两耳间距109.6厘米。M2：E14，通高66、口径79、两耳间距104.4厘米。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通高113、口径87、足高67厘米，重400千克。铭文一（在口沿）：铸客为集膴作膴（鼎），腋膴為之。铭文三（在足）：夭（耀）邦。国家博物馆藏楚王酓忓鼎（1952年征集）：通高55.5、口径55.4、足高34厘米，仅次于此鼎。上举器名从需。《说文解字·雨部》以为需字从雨而声。“需”和从“需”得声的字，学者多归入日母侯部，如儒、孺、嶿、嚅、獳、嬬、濡、擩、檽、曘、臑、燸、蠕、襦、醹、鑐、顬、鱬；或归入心母侯部，如需、。“而”和从“而”得声的字，学者多归入日母之部，如而、侕、陑、峏、耏、洏、荋、栭、胹、粫、袻、聏、輀、髵、鸸、鮞;或归入泥母之部，如耐、耏。但胹与臑时常通假。如《左传》僖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文选》卷二七《名都篇》、卷三四《七发》李善注引“胹”作“臑”。《楚辞·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些。”王逸注：“臑若，熟烂也。言取肥牛之腱烂熟之，则肥濡美也。”“臑……一作胹……胹，音而。”《楚辞·大招》：“鼎臑盈望，和致芳只。”王逸注：“臑，熟也。致，致咸酸也。芳，谓椒姜也。言乃以鼎镬臑熟羹臛，调和咸酸，致其芬芳，望之满案，有行列也。臑，一作胹。”而是日母之部字，乃是泥母之部字，古音相近。而、乃相通，古书例子很多。如《史记·高祖本纪》“此后亦非而所知也”，《汉书·高帝纪》“而”作“乃”。我怀疑，上述器名或可读为鼐。《说文解字·鼎部》：“鼐，鼎之绝大者。”注释：
[1]《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收入《待兔轩文存》（说文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4-306页《；论楚国铜器的类型》，收入《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1-333页；《楚鼎图说》，收入《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34-342页。
[2]安徽省博物馆编著《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3]参看拙作《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館刊》2020年第11期。
[4]洛阳博物馆：《洛阳哀成叔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5]参看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6]陈剑：《甲骨金文旧释“䵼”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7页。
[7]李零：《丽器考》，《青铜器与金文》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9-55页。
（作者：李零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期）
责编：韩翰 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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