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衔续紧密，二者过渡阶段的遗存并不具备稳定的文化内涵。在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以鼎、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发生了明显变化，双鼻壶、匜等则是良渚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器形。同时，以陶器为标准的文化分界在环太湖内部的各个区域还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已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但对于两支考古学文化的界缘问题，学术界仍存在较大分歧［1］。有文章认为二者之间的过渡性遗存可单独列出，称作“过渡阶段”［2］、“龙南文化”［3］等。也有学者主张依据内涵差异进行具体的性质划分，将这类遗存归入崧泽文化或良渚文化［4］。同时，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内部的区域差异也多为学者论及［5］，从中可以看出，两支文化的分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综合这些研究，本文将这一阶段的遗存划分为四个区域，太湖西南的浙江余杭，太湖东南的浙江嘉兴，太湖东部的江苏苏州、上海和太湖以西的浙江湖州、江苏宜兴。虽然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衔续紧密，但具备二者过渡特征的遗址数量相对有限。检索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本文整理其中层位关系较为清晰或出土材料比较丰富的14处遗址（图一），以区域划分为纲，分析两支考古学文化的界缘问题，并对文化演进中不同区域的遗物特征进行总结。浙江余杭后头山遗址共清理墓葬21座，发掘者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6］。其中涉及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转变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于第一、二段，现可将部分单位调整为性质不同的两个组别。a组：即后头山遗址发掘简报第一段墓葬，包括M1、M12、M15、M20。其中M1、M12、M20开口于⑥层下，M15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生土。墓葬出土的陶鼎多为折腹釜形，有的器身装对称小鋬，鼎足形制多样，有鱼鳍形、扁铲形、三棱形等（图二︰4、6）。陶豆M1︰14盘腹外壁凸折（图二︰10），M15︰1宽矮豆把（图二︰11），M20︰7柄部上端较细，中下部呈喇叭状，整体呈分段式（图二︰9）。相同形制的器物也见于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单位［7］。b组：包括后头山遗址发掘简报第二段中的M14、M16、M18及H4。该组单位均开口于⑤层下。陶鼎以鱼鳍形足为主，其中M14︰13垂腹、M18︰19球形腹（图二︰22、20），与a组陶鼎判然有别。陶豆M14︰12、M16︰6、M18︰13圈足弧形上收，贴合于豆盘外壁，腹外施三角形和圆形组合的剔刻纹（图二︰23），明显是由崧泽文化晚期的假腹豆演变而来。本组新出现双鼻壶H4︰2短颈，鼓腹，假圈足平底（图二︰28），为良渚文化长颈双鼻壶的早期形态。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后头山a组、b组的年代分别对应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浙江余杭官井头遗址清理一批崧泽至良渚时期的墓葬［8］。根据文化内涵的差异，本文将其分为以下两组。a组：包括墓地的主体墓群，如开口于⑤层下的M24、M30、M31、M35、M36、M41、M71、M73、M83、M97—M99、M101，开口于④层下的M78、M93，开口于②c层下的M52、M60等。陶鼎以釜形、盆形为主，器身外多施一周凸弦纹或装对称鋬手。鼎足类型多样，包括鱼鳍形、铲形、多棱形、瓦楞形、柱形等（图二︰1、2、5、7）。陶豆主要有凸棱把豆、分段柄豆、假腹豆、带鋬豆、盅形豆等（图二︰8、14）。这些特征与南河浜等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后头山a组同类器物的形制相同，可将它们归为同时期遗存。b组：包括②c层下开口的M4、M46、M62、M77等。带鋬豆M4︰4（图二︰27）、M46︰10喇叭形圈足，与a组带鋬豆假腹的造型区别明显。陶豆M62︰10、M77︰10（图二︰26）外壁剔刻半圆形和枣核形或三角形的组合纹饰，也不见于a组，而与后头山b组陶豆M18︰13（图二︰23）形态接近。由此判断，b组的年代已进入良渚文化早期阶段。浙江余杭庙前遗址共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68座，报告将其划分为四期六段［9］。其中第一期的早、晚两段反映了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过程，可对应调整为以下两组。a组：即第一期早段墓葬。陶鼎以釜形、盆形为主，常见折腹的形态，部分器身外施一周附加堆纹，鼎足均为鱼鳍形（图二︰3）。陶豆方面，以M1︰2为代表的圈足束腰豆、M5︰1为代表的矮圈足假腹豆最为典型（图二︰13、15），相似的器物也发现于南河浜、毘山［10］、新岗［11］等遗址的崧泽文化晚期单位，年代特征明显。b组：即第一期晚段墓葬。以过滤器为代表的崧泽文化晚期器形延续下来，鼎、豆等器物的形制皆有所发展。鱼鳍形足釜形鼎有圆弧腹、垂腹等不同类型，外腹部附加堆纹消失（图二︰21）。假腹豆形态退化，圈足弧形上收，三角形和圆形的组合纹饰转移至陶豆外壁，成为该组豆类器的主要造型（图二︰24）。双鼻壶M13︰2（图二︰29）口沿处双鼻未穿孔，矮领圆鼓腹，假圈足内凹。这些器物也见于后头山b组，如鼎M14︰13、豆M18︰13、双鼻壶H4︰2（图二︰22、23、28）。由此可认为，该组的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早期。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的堆积被划分为四个大的文化层［12］，其中第二层的文化属性争议较大，被认为属于崧泽文化晚期［13］或良渚文化早期［14］。由吴家埠遗址发掘简报可知，该文化层包含有地层、墓葬、灰坑等多个单位。根据内涵差异，本文将它们区分为两个组别。a组：以M9—M11、M17—M19、H3为代表。该组出土遗物有凸棱把豆M9︰1、M19︰4、假腹带鋬豆M18︰2、折腹鼎M17︰7等，与庙前a组、官井头a组同类器的形制几无差别，弧腹杯（图二︰17）等也属崧泽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b组：以M8、M16及②层为代表。地层中出土有双鼻壶T38︰8，墓葬中见有鱼鳍形足圆弧腹釜形鼎M16︰3、玉梳背饰M8︰3（图二︰25）等，均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而根据双鼻壶直口，短颈，器身矮胖的特征可知，该组年代应处于良渚文化早期阶段。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55座［15］。发掘者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二段的部分墓葬可对应调整为以下两组。a组：包括小兜里遗址发掘报告第一段的部分墓葬，主要有M4、M10、M11、M16—M18、M30、M33、M35、M44—M47、M51等。该组多见盆形鼎，器身外常施有一周附加堆纹，鼎足以凿形为主（图三︰1）。豆类器包括凸棱把豆、带鋬豆、假腹豆、圈足束腰豆等（图三︰7、8、10）。余杭地区各遗址的a组中也见有类似器物，如官井头M60:5豆、M41:5豆、庙前M1:2豆（图二︰8、14、13）。由此推定，二者的年代大体同时。b组：以小兜里遗址发掘报告第一段M15、第二段M20、M21、M25、M26等为代表。陶鼎多为鱼鳍形足釜形鼎（图三︰19、20）。带鋬豆柄部假腹或束腰的造型发展喇叭形圈足，如M25:5（图三︰25），整体形态与官井头b组陶豆M4︰4（图二︰27）接近。以M25︰2为代表的双鼻壶（图三︰34）鼓腹矮颈，口部装半圆形扁平耳，平底内凹，与庙前b组M13︰2壶（图二︰29）形制相类。以上对比表明，小兜里b组与官井头b组、庙前b组的年代相当。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堆积被划为早、中、晚三期，其中中期堆积属于崧泽晚末期以及与之衔接紧密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仙坛庙遗址发掘简报还将其进一步区分为早、晚两段，分别对应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16］，也即为本文的两个组别。a组：包括简报的中期早段墓葬。陶鼎形制为盆形，凿形足，器身流行装鋬手或凸棱（图三︰2）。陶豆类型有凸棱把豆、束腰圈足豆、带鋬豆等（图三︰6、11、12），整体特征与小兜里a组同类器（图三︰1、7、10）无异，故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当。b组：包括简报的中期晚段墓葬。陶鼎均为圆弧腹，保留了崧泽时期凿形足的形态（图三︰21）。陶豆以垂棱带鋬豆（图三︰26）最具代表性，其形制已由崧泽文化晚期的束腰圈足（图三︰11）发展为喇叭状圈足，与小兜里b组豆M25︰5（图三︰25）相同。因此，可确定以上二组属于同时期遗存。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一批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阶段的墓葬［17］。综合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的分析，可将部分单位分为以下两组。a组：包括M26、M36。凿形足鼎M26︰4器身外施一周堆纹（图三︰3），陶豆M36︰5束腰圈足（图三︰9），与小兜里a组、仙坛庙a组同类器（图三︰2、11）的形制无二。由此判定以上各组的年代也较为接近。b组：包括M1、M8、M15、M16、M17、M19等。从发表的材料来看，陶鼎M1︰10（图三︰23）、M19︰13还保留了凿形足的作风。垂棱豆M1︰11（图三︰27）圈足近喇叭形，类似于小兜里b组陶豆M25︰5（图三︰25）。M8︰33为带鋬豆（图三︰28），M15、M16（图三︰31、29）、M17、M19（图三︰32）出土陶豆的细长柄上施三角形和圆形的组合纹饰，部分口沿处装小鋬，盘下带垂棱，这几件器物的整体特征与小兜里b组陶豆M20︰5-2（图三︰30）相近。故普安桥b组的年代已晚至小兜里b组阶段。浙江海宁皇坟头遗址清理一批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存［18］。根据皇坟头遗址发掘简报公布的材料，这批墓葬可被区分为两个组别。a组：主要包括M95、M212、M227、M228、M239等。陶鼎以浅腹盆形鼎为主，多见折腹及凸棱装饰，流行凿形足（图三︰4、5）。陶豆M95︰4（图三︰14）粗矮圈足上施圆形和三角形组合镂孔，与崧泽文化晚期的风格相一致。M212（图三︰15）、M228、M239均出土束腰圈足豆，整体形制同于小兜里a组陶豆M35︰2（图三︰10）。故而可确定该组年代与小兜里a组相当。b组：主要包括M166、M233、M240等。陶鼎M166︰2、M240︰2（图三︰22、24）虽仍沿用崧泽文化晚期常见的凿形足，但前者器身形态已演变为良渚文化时期典型的圆弧腹釜形，与后者共出的陶豆M240︰1（图三︰33）则与嘉兴地区良渚文化中的簋形器造型接近。另外，M166（图三︰36）、M233出土假圈足双鼻壶，为良渚文化早期的标志性器物。因此，该组的年代也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段。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清理一批新石器时代墓葬［19］，其中开口于土台④层下的单位年代最早，且遗存的性质有所区别，具体划分如下。a组：以M37、M55、M59、M64、M69、M74、M76、M84、M88-1、M88-2、M91为代表。鼎、豆数量不多，而以束颈弧腹杯（图四︰12）较为典型。该器物常发现于湖州毘山、长兴江家山［20］等遗址的崧泽文化晚期单位。其他共出器物也未见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由此可判定该组年代偏早，整体处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b组：以M39、M56-1、M56-2、M57、M58、M61、M62、M70、M75、M80、M81、M83、M85、M92为代表。a组中的四系罐、弧腹束颈杯（图四︰18、29）等均延续下来。陶鼎类型包括釜形、盆形等，流行鱼鳍形足、凿形足、扁铲形足等多种鼎足，并见有提梁鼎（图四︰22、24）。陶豆以矮圈足豆、垂棱豆为主，其中垂棱豆M39︰7、M56-1︰4（图四︰19）柄部施圆形和弧线三角形的组合纹饰，这类器物也见于普安桥b组，如M19︰12（图三︰32）。同时，矮领平底的双鼻壶（图四︰32）已经出现。以上现象表明，赵陵山b组属于良渚文化早期遗存。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堆积分别被划分为青灰土、灰黑土和黄土、黑褐土、灰黄土不同的文化层［21］，其中属于两支文化转变阶段的遗存可整理为以下两组。a组：以灰黑土层中M20、M24、黄土层中M143、M150、M151为代表。陶鼎多为凿形足浅腹盆形，见有折腹的形制（图四︰1、2）。鼓腹束颈陶杯（图四︰13）数量较多，并出土假腹圈足豆（图四︰9）、四系罐等，文化面貌与赵陵山a组相近，表明其年代当处于崧泽文化的晚期阶段。b组：以T3④、T35④及黄土层中M126、M139为代表。四系罐（图四︰17）、陶杯（图四︰28）、施三角形和圆形组合纹饰的陶豆、施网纹的陶缸（图四︰16）等崧泽文化晚期遗物仍有发现。新出现鱼鳍形足鼎、矮胖双鼻壶、单把匜（图四︰21、31、36）等器类，相近形制的器物也见于赵陵山b组，如M80︰3鼎、M61︰5壶、M75︰1匜（图四︰22、32、35），二者内涵接近，故年代也当大体对应。江苏吴江龙南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材料相对丰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分为三期［22］。现在看来，龙南遗址发掘简报的期段划分和性质判断需进行一定的调整，而本文主要涉及以下两组。a组：包括遗址⑦、⑥、③层、88H22、88M1、88M11等单位。该组凿形足鼎流行，器身多为浅腹盆形，腹部施一周突脊（图四︰3），相同形制的器物也见于其他遗址a组遗存中，如仙坛庙M3︰7（图三︰2）。其他如假腹或圈足束腰豆、束颈弧腹杯（图四︰10、11）等，与赵陵山a组、福泉山a组同类器的造型较为接近。可见，以上各组的年代大致相当。b组：包括88F1、88F2等。88F1仍出土有凿形足鼎，而双鼻壶88F1︰13（图四︰30）鼓腹矮领，同于福泉山b组陶壶T35④︰3（图四︰31）。88F2︰12鱼鳍形足鼎（图四︰20）为垂腹釜形，与福泉山b组同类器制式相近。由此推断，龙南b组、福泉山b组为同时期遗存。江苏苏州张陵山遗址的墓葬被划分为上、下两层，二者“显系早晚两个时期”［23］，它们可对应调整为以下两组。a组：即下层墓葬。该组出土有折腹鼎（图四︰5）、凸棱把豆（图四︰6）、束腰圈足豆（图四︰7）、假腹豆（图四︰8）、束颈鼓腹杯、四系罐等，这类器物也见于其他遗址a组遗存中（图四︰2、图三︰7、13、8），故它们的年代应较为接近。b组：即上层墓葬。典型器物包括鱼鳍形足鼎、喇叭形圈足豆、双鼻壶、平底单把匜（图四︰23、26、33、34）等，形制分别与赵陵山b组M80︰3鼎（图四︰22）、M83︰1豆（图四︰25）、M61︰5壶（图四︰32）、M75︰1匜（图四︰35）相同，说明二者年代相去不远。浙江湖州毘山遗址清理墓葬61座，发掘者认为它们的年代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或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并倾向于前者［24］。从随葬器物来看，其中可辨识出少量良渚文化墓葬，因此，可进行以下分组。a组：包括墓地的大部分墓葬。典型器物有凿形足鼎（图五︰1）、假腹豆（图五︰2）、束腰圈足豆（图五︰4）、束颈鼓腹杯（图五︰7—9）等，与崧泽文化晚期的面貌相符，故该组年代相对明确。b组：包括以M6、M49为代表的墓葬。a组中就有发现的假腹杯形豆（图五︰19）、束颈圈足杯（图五︰20）、四系罐（图五︰21）等均延续至b组。陶鼎仍以凿形足为主，而豆类器出现明显变化：陶豆M6︰5（图五︰16）喇叭形矮圈足，口沿装三个穿孔小鼻，豆盘外施一周垂棱，与官井头b组M4︰4豆（图二︰27）相类；陶豆M49︰11（图五︰15）外壁饰戳刻纹和弧边三角形的组合图案，这可能也是由崧泽文化晚期假腹豆圈足外壁施纹的作风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该组已出现一些偏晚的文化特征，其年代应已进入良渚文化时期。江苏溧阳神墩遗址出土有少量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存［25］，部分单位可调整为以下两组。a组：包括②b层下开口的M60—M66。陶杯M60︰7（图五︰10）、M66︰7及M65︰1（图五︰11）束颈，直腹或鼓腹，分别与毘山a组陶杯M21︰5、M11︰8（图五︰8、9）相同。敛口豆M61︰2（图五︰3）柄部内折，陶壶M62︰1折肩，折腹，均为崧泽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b组：包括②b层及开口于该层下的M59。陶豆M59︰3圈足中下部内收，并施三角形和半圆形镂孔，仍具有明显的崧泽文化特征，而与其共出的双鼻壶M59︰1（图五︰18）鼓腹矮领，平底假圈足，是良渚文化早期的标志性器物。②b层与M59的内涵无二，除凿形足鼎T0832等②b︰10、束腰圈足豆T1032等②b︰1外，也见有平底双鼻壶T0832等②b︰1（图五︰17）等。故神墩b组的年代可确定为良渚文化的最早阶段。除以上遗址外，上海青浦金山坟下层［26］、松江姚家圈③A、③B层［27］，江苏苏州越城中层墓葬［28］、澄湖［29］等遗址或单位也包含有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遗存，由于材料较少或缺乏相关层位信息，本文暂不进行详细讨论。上文14处遗址中崧泽、良渚文化转变阶段的遗存均被划分为a、b两个组别。其中各个a组的内涵一致，年代相当，属于崧泽文化晚期遗存；b组开始出现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是与前者相接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从出土陶器来看，杯、缸、罐、过滤器等都从崧泽文化晚期延续到了良渚文化早期，形态差异并不明显；而鼎、豆两类器物的形制变化及双鼻壶的出现成为区分两支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志。在环太湖地区内部，浙江余杭一带崧泽文化晚期陶鼎的鼎足多样，除凿形、扁铲形、多棱形、柱形等类型以外，鱼鳍形足的大量使用是本地区的重要特征。另如盅形豆、过滤器、圈足罐等亦为代表性器形。发展至良渚文化早期，鱼鳍形足釜形鼎成为鼎类器中的绝对主流。陶豆的形制大为简化，并以以下两类最为典型：其一，以后头山陶豆M18︰13（图二︰23）代表，圈足弧形上收贴合于豆盘，显然为崧泽文化晚期假腹豆（图二︰15）的退化形态，原先圈足上圆形和弧线三角纹组成的纹饰也转移至豆盘外壁。其二，以官井头陶豆M4︰4（图二︰27）为代表，口沿处带小鋬，喇叭形圈足，当由崧泽文化晚期束腰圈足带鋬豆（图二︰14）演变而来。二者可作为本区域良渚文化早期的代表性器物。嘉兴地区崧泽文化晚期陶鼎以浅腹盆形的造型最为常见，凿形足颇为盛行。至良渚文化早期，虽已出现少量鱼鳍形足，但凿形足仍被大量沿用。陶豆的主要类型有垂棱粗柄豆、垂棱细柄豆等，二者口沿处多带小鋬，可分别以普安桥M8:33（图三︰28）、小兜里M20︰5-2（图三︰30）为代表。其中粗柄豆为喇叭形圈足，由崧泽文化晚期束腰圈足的形态发展而来，细柄豆的豆柄上保留了崧泽晚期圆形和三角形构成的组合纹饰。同时，发达的垂棱也是良渚早期陶豆的重要标志。苏州、上海地区崧泽文化晚期的侧扁足陶鼎、束颈弧腹杯、四系罐等地域特征鲜明，其他鼎、豆等器物的形制则多未超出以上两区域。至良渚文化早期，鱼鳍形足鼎迅速流行。此外，还见有一类制式特殊的提梁鼎（图四︰24），口沿处装一字形或丁字形提梁。陶匜（图四︰34—36）、矮胖双鼻壶（图四︰30—33）是新出现的器物，年代特征明显。陶豆类型则与太湖东南地区接近，流行垂棱豆。太湖西部地区的遗址数量少，出土的假腹杯形豆、凿形足带环状把手陶鼎、假腹豆、陶杯、圈足罐、四系罐等较为典型，且贯穿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这一地区良渚时期的材料不多，相较之下，双鼻壶及喇叭形圈足豆的出现可视作良渚文化早期的代表性器物。
图二至图五的器物对比大致反映了以上四个地理片区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遗存的面貌。
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衔续紧密，二者过渡阶段的遗存并不具备稳定的文化内涵，故可以依据典型器物的有无和形制的变化对两支考古学文化进行界定和区分。崧泽文化晚期的陶鼎主要包括浅腹盆形和深腹釜形两类，常见折腹的造型，器身外流行施一周突脊或装对称鋬手。鼎足以凿形为主。陶豆有粗柄和细柄之别,前者多见束腰圈足、假腹圈足，后者以凸棱把豆最具代表性。良渚文化早期，陶鼎折腹、凸棱、鋬手等崧泽文化晚期的特征基本不见，鱼鳍形足逐渐盛行。喇叭形矮圈足豆、垂棱豆等为这一时期的常见器物。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双鼻壶在这一阶段已经出现，而其短颈、假圈足的形态仍相对原始。同时，在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浙江余杭地区的鱼鳍形足鼎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即占有重要地位，延续发展至良渚文化早期时已成为鼎类器中的主流。相比之下，其他区域在崧泽文化晚期均盛行凿形足鼎，良渚文化早期才开始向鱼鳍形足鼎过渡。太湖东南部的嘉兴地区崧泽文化晚期见有矮领鼓腹平底的陶壶（图三︰16），从器物形制来看，其应为良渚文化早期矮胖双鼻壶的祖型。陶匜在太湖东部地区良渚文化早期遗存中已有发现，并在之后演变为三足匜及阔把壶。同时，随着良渚文化的发展，该器物也从太湖以东逐渐扩展传播至嘉兴、余杭等地，成为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典型器类。除此之外，以四系罐、束颈鼓腹杯为代表的陶器在苏州、上海与湖州、宜兴等地均有较多出土，并贯穿两支文化的衔接阶段。这类共性遗存表明两区域之间当存在着跨越太湖且相对频繁的文化交流。总体而言，在崧泽、良渚文化的转变阶段，以鼎、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发生了明显变化，双鼻壶、匜则代表了新文化因素的出现。良渚文化内部的空间差异性是崧泽文化时期地域特征的延续，也反映了前者多元的形成、发展过程。因此，这类文化过渡阶段的遗存不宜单独列出，而可将其置于相应的地理区位中，依据层位信息和典型器物的形制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1］张勄：《崧泽文化三题》，《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2］a.宋建：《关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11期；b.木易、高亮：《关于崧泽文化较晚阶段遗存的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3］张照根：《试论龙南文化》，古方、徐良高、唐际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4］a.丁品：《试论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b.刘斌：《崧泽文化的分期及与良渚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c.仲召兵：《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末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的变迁——兼谈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分界》，《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5］关于崧泽文化分区的文章主要有a.张照根：《关于马家浜文化的类型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b.郭明：《试论崧泽文化分期》，《东方博物》2004年第2期；c.同［4］b；d.同［4］c。关于良渚文化分区的文章主要有a.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b.芮国耀：《良渚文化时空论》，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c.李新伟：《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d.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文管会：《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11］常州博物馆：《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14］a.李新伟：《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同［4］a。［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17］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b.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皇坟头遗址的崧泽文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19］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2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22］a.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b.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23］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25］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2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金山坟遗址试掘》，《考古》1989年第7期。［2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上海市松江县姚家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9期。［28］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9期。［29］a.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b.丁金龙：《苏州澄湖遗址发掘报告》，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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