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霸陵的“薄葬”，一是指其“丧礼”的简化，二则仅表现在大陵园不起高墙、帝陵“不起封土”且仅以平铺的河卵石为界等；霸陵在墓葬和陵园规模、外藏坑数量等方面与西汉中期帝陵几乎一致，更多地体现出了“简化葬礼不减葬制”的基本特点。形制要素的创新，则表现在双重陵园的首创、外藏系统的形成、
（二）陵园形制及规模
陵园最初就是用来划清墓地范围的“界线”。在先秦文献中，陵园的设计、墓地的管理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周礼·大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3］在实行集中公墓制的商周时期，无论是王公贵族的公墓还是普通民众的邦墓，都有明显的区划界限，也就是“墓域”。自战国中期开始，秦、赵、魏国的国君王陵都已经单独埋葬，成为独立的陵区。陵区多以壕沟、夯土垣墙为界，也有利用自然沟壑为界者，陵园内设有墓上建筑、随葬器物坑、陪葬墓等。东周至秦时期的独立陵园制从无到有，从布局单一到逐渐丰富，奠定了此后历代帝王陵园制度的基础。
西汉帝陵的陵园，一直是陵墓形制要素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80年代，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在调查时，虽然只发现了一重垣墙，但认为“西汉帝陵应该至少按双重城垣设计的”［4］。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汉景帝阳陵发现了外垣墙遗迹［5］，其余诸陵也在此后陆续发现了外垣墙。长陵、安陵为独立陵园制，其陵园只有一重外垣墙，呈方形或者长方形，垣墙上设有四门，垣墙内有帝、后陵墓封土、外藏坑和建筑遗址，陵邑位于陵园之外，与帝陵共用陵园外垣墙。
自霸陵开始，帝后单独设立陵园，陵园的建筑形式有所不同，帝陵陵园是由河卵石平铺形成的一层“石围界”，后陵则为夯土墙体。霸陵的外垣墙，东西残长1206米，南北宽863米，墙址宽3.5米。这周夯墙将文帝陵园和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应为霸陵的外陵园墙址，形成了霸陵陵园。值得注意的是，霸陵陵园内的窦皇后陵，其陵园的东墙、北墙共用了霸陵陵园的东、北外垣墙，在规模上也略小于阳陵和茂陵，但从陵园的长宽比来看，几乎与阳陵、茂陵相似，约为3∶2，帝陵陵园则与阳陵帝陵陵园长度几乎一致。（表一）
（三）正、外藏系统
《汉书》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西汉帝陵的埋葬空间，是陵园空间布局中的核心组成，分布范围最广，是以埋葬墓主人尸体以及随葬品为首要功能。具体说来，包括了以盛装皇帝、皇后尸体的墓室（地宫）为核心的独立空间，此外还有用于埋藏相关的随葬物品组成的正、外藏系统。霸陵的正藏系统，没有发掘，尚不得知其内涵。但从武帝时“盗发孝文园瘗钱”和后世盗取霸陵时“多获珍宝”“得金帛甚多”的情形来看，霸陵的正藏系统中绝不仅有“瓦器”。就外藏系统来说，196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江村东侧300米的47座小型外藏坑，出土动物骨骸、陶俑、陶器等，似乎证实了“霸陵皆以瓦器”的随葬表述，但近十年来，霸陵外藏坑盗掘以及考古出土的鎏金编钟、编磬、铜钱、铜滴漏［7］等文物，并非“皆以瓦器”，与文献记载有一定的出入。
（四）墓穴
考古勘探资料表明，霸陵是一座特大亞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其边长约73 米，深度26~30米。其西南发现一片面积约300米见方的垫土范围。垫土由北向南随地势的变化逐渐增加，厚度约0.5～9米。垫土经夯打，夯层厚约0.5～0.6米，夯土为较致密的黄、褐色土。可见，在修建陵墓核心区域的墓室之前，所在地的地貌并不平整，甚至存在4~6米的落差。
陵墓建设作为国家的重点工程，其修建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属中央直接负责管理，但在具体落实建设的过程中，方中、封土、外藏坑、地宫、陵寝建筑等仅靠以将作大匠为首的中央建设机构、下属工匠是无法完成的，也需要地方行政官员、甚至军队的配合和参与。例如，在修建平陵时，京兆掾杜建就负责“护作平陵方上”，武帝时的张汤在担任茂陵县令时，也参与了“治方中”工程。西汉时期的军队中，也曾设有复土将军，专门负责指挥军卒修建陵墓。例如文帝时期，担任郎中令的张武负责霸陵的“复土安葬”工作。西汉晚期，哀帝朝的少府耿丰、萧由分别担任复土将军和复土都尉，亦参与了义陵的修建和复土安葬。此后，“将校复土”基本上成为了定制。
《史记》记载，霸陵的穿、复土工程合计“三万一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也就是说，郎中令张武具体负责监管霸陵的藏椁、穿、复土工作。这里的藏椁，应该包括了霸陵的正藏（即墓室为核心地下建筑）、以及墓室周边环绕的百余具（座）外藏椁（坑）的建设。复土，［索隐］曰：复，音伏。谓穿圹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为坟，故云复土。简言之，就是墓室（正藏椁） 及外藏椁的回填工作。至于“穿”，也就是穿土，下挖墓圹，修建墓室。除了上述工作之外，笔者认为，霸陵的“穿”和“复土”工程，应该还包括了陵墓修建前的平整、垫土的环节。
（五）陪葬墓
自高祖长陵始，西汉帝陵陵园外设置陪葬墓区已成定制。如渭北咸阳原上的早、中期帝陵，其陪葬墓基本位于陵区东（北）侧区域，司马门道两侧。资料表明，霸陵陵区共发现了2处陪葬墓区，一处位于今狄寨街道西北3000米的马家沟村附近，另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南约4公里的新华村、栗家村附近。当然，如果仔细梳理一下周边片区的考古资料，霸陵陪葬墓的数量远不止已公布的材料所述。
笔者注意到，1992年在距今霸陵西北4公里的唐家寨、东马王庙村一带，出土带有“太后家”“元成家”铭文的沐缶等珍贵文物［8］，此外，20世纪50—70年代，在浐河东岸及白鹿原狄寨村采集到“邓市臣”虎镇等［9］。可见，北至纺织城、南至今红旗街道三殿村，西至浐河的白鹿原西坡，应当是霸陵陪葬墓区的主要分布区域。需要说明的是，霸陵陪葬墓的确定除了从文献得知其墓主身份外，陪葬墓的分布特点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地图显示，在今“六个冢”以南的区域，出现了一条西至浐河，东至江村大墓、长约4公里的长条形冲沟，该遗迹正对霸陵陵园西阙，应为司马门道遗迹［10］。（图一）结合两处的遗迹位置，参考长陵、阳陵陪葬墓的分布特点，笔者认为“六个冢”及其周边发现的二十余座带有封土的墓葬，应当为霸陵陪葬墓。至于略远于霸陵，毗邻浐河、纺织城一带的中型汉墓，到底是霸陵陪葬墓，还是不具备陪葬性质的多代“家族墓园”，则需要进一步的甄别。
（六）陶窑遗址
按照《汉旧仪》载，“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可知西汉王朝也是采取了“预作寿陵”的模式。如此重大的国家工程，参与修建陵墓的机构和人员，理应有能够居住较长时间的住所，即我们所言的“修陵人居址”［11］。笔者认为，修陵人居址作为西汉帝陵建设的附属性（后勤服务）设施，就修建陵墓来说，其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及其来源，应是我们所思考的重点。汉文帝霸陵陵区发现成规模的陶窑遗址，从其遗址形制、文物时代来看，应为提供霸陵建筑材料的手工业遗存，其功能较为单一，并未发现烧造陶俑作坊。可见，对于随葬品和建筑材料而言，西汉帝陵及其相关的手工业遗存，其分布、形制、性质，应该存有明确的功能、乃至等级方面的区别。
二、霸陵“薄葬”问题
薄葬，意为葬具及丧礼简单、节俭。《荀子·正论》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12］西汉诸帝中，唯有汉文帝对其霸陵有着“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欲为省，毋烦民”。汉文帝的这一作法，虽然与秦汉帝王陵墓的“大作丘陇，多其瘗臧”相悖，却被后人称赞有加。正如《论衡·薄葬》所言“贤圣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13］。曹魏文帝曹丕亦以霸陵“薄葬”作为自己的临终遗制。然两汉之际，西汉帝陵的多次盗掘，特别是赤眉军盗掘霸陵，“多获珍宝”却与霸陵“薄葬”相悖。对此，已有学者如黄宛峰［14］、王子今［15］等先生撰文献疑。
就陵墓考古而言，不同的研究方向，参考的文献史料各有侧重。一般而言，引证材料越广泛充分，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坚实可靠［16］。受条件所限，霸陵“薄葬”问题的考证，此前都以历史文献作为研究材料，缺少考古材料的直接证据。2006年以来，霸陵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使得我们有条件充分搜集不同性质的“多重证据”材料，将其对比勘合，互相补充印证，当下的研究也处在更为有利的位置。笔者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以汉陵的形制要素为探讨视角，重新审视霸陵“薄葬”等问题。
秦汉之后的帝王陵墓研究，如果针对某一座陵墓，基本的环节有三个：丧 （殡）、葬、祭。除了丧（殡）环节在长安城中进行，葬的行为则围绕陵墓展开，祭祀从丧礼就开始存在，贯穿于三个环节［17］。
文献中有关文帝的丧礼“简化”意图十分明显［18］。一，遗诏下达，哭临三天，就脱去丧服，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二，涉及到具体礼仪环节，从哭丧的时间、方式，到丧期（大红、小红）、甚至丧服的尺寸（绖带）、丧车的装饰等均有明确“从简”规定。至于即位的景帝，丧礼环节是否遵循遗诏，因考古资料阙如，无法考证，但“自崩至葬凡七日也”，说明丧礼环节的简化应当是准确可信的，这也为霸陵后续建设中的“薄葬”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文帝的丧礼及其陵墓的相关形制要素来说，更多地表现出“简礼而不减制”的重要特点，韩国河先生也表述了相近观点［19］。其中的“简礼”，指文帝死后丧礼环节的简化，是为了“欲为省勿烦民”；“不减制”，则指霸陵的形制要素和级别并未因丧礼的“简化”而“减制”，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陵园布局的“不减制”。霸陵陵园依旧继承了战国晚期以来形成的“独立陵园”制，在满足帝、后“同茔异穴”埋葬方式的同时，首先在其外围夯筑一重垣墙，一般呈长方形。而在外陵园内，出现了创新。文帝陵以石围界的建筑形制设置陵园，皇后陵在利用外陵园北、东墙的同时，又独立建筑夯土垣墙。垣墙上设有门阙，外陵园内有帝、后陵，外藏坑、建筑遗址。陪葬墓依旧位于外陵园一侧，司马门道之北。与咸阳陵区不同的是，受限于地形，霸陵的陪葬墓多位于陵园之西、地势较为平缓的白鹿原西坡。以上这些基本要素，不但承袭了高祖长陵，而且在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中被继承并更为规范。
其二，墓葬规模的“不减制”。根据勘探资料可知，霸陵的墓道，依旧采用了四条，并且东墓道最长、最宽，为主墓道。在墓葬朝向上，与长陵、安陵保持一致方向。勘探资料还表明，霸陵“墓室开口向下1~6.8米为夯土，6.8~13米为青膏泥，13~16米为黄褐色夯土，16~21米为深青色夯土，21~24米为木炭层，木炭层下为大型木椁”。从墓室开口的夯土、到青膏泥、木炭、木椁的堆积层位来看，墓室为“黄肠题凑”的木椁墓形制无疑。霸陵的墓室面积可达5300平方米，墓葬的东西（含墓道长度）可达251米，南北为146米，与阳陵、茂陵、杜陵等陵墓规模相当。（表二）这些与陵墓相关的组成要素、规模也正是霸陵“不减制”的重要体现。
三、陵园形制要素的创新
在霸陵形制要素“不减制”的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霸陵陵园形制要素的几大创新。
首先，就是双重陵园的出现。霸陵陵园内，首次出现了帝、后独立设立的陵园，并独具特色。霸陵帝陵的陵园，是以一层卵石平铺、宽1.5米左右的“石围界”环绕四周，其内为外藏坑和墓室。而窦皇后陵的陵园以夯筑土墙为建筑形式，同时利用了霸陵外陵垣墙的北段和东段，陵园墙体的宽度在6米左右。
和汉景帝阳陵的帝、后陵园相比，汉文帝霸陵帝、后陵园在建筑形制上却各有特色。笔者认为，一层平铺的石围界，相比突出于地表3~6米不等的夯土垣墙，能够使得霸陵墓室及其周边的地貌环境不受大的变化，更接近遗诏中的“因其故，勿有所改”的表述。窦皇后逝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生前历经文、景、武三朝，其身份和政治影响力毋庸置疑。对于年轻的汉武帝而言，即位之初，国家的政治形势、社会面貌、经济实力较文景时有了大的提升，在汉王朝“孝悌”理念的影响下，年轻的武帝在处理祖母的丧事上，在陵墓的设计、布局及形制方面，都会与文帝时期有所区别。
若以“预作寿陵”的角度分析，从“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邑）”开始，至武帝建元六年窦皇后去世，霸陵的营建时间，至少也有近40年的漫长期。恰恰这40年，跨越了文、景、武三个朝代，无论是社会面貌、经济实力、乃至物质文化层面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涉及到宏观层面——霸陵的形制要素的演变、微观层面——随葬器物的分期，是在研究霸陵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其次，外藏系统的规范化转变。霸陵陵园的外藏坑，笔者认为呈现出了三个层次的分布特点。（图二）
图二 霸陵外藏坑的层次化分布（2020）
第一层次，即帝陵石围界内的114座，其中，74座为长条结构，由坡道和坑体组成，另5座呈曲尺形。值得注意的是，在陵园西南的垫土层下，发现了平面呈长方形、竖穴土圹结构的小型外藏坑35座，从其开口层位、形制、规模来看，这些小型外藏坑与长条结构的外藏坑在内涵、时代上应有明显的区别。
第二层次，应为帝陵陵园之外、大陵园内的外藏坑。这些外藏坑共计33 座，其中23座，集中于江村大墓西南、窦皇后陵东南的区域，规模庞大，和阳陵南区外藏坑的排列几乎一致。因此推断，这些外藏坑的属性与阳陵南区外藏坑相似，或象征“南军”。
第三层次，应是分布在霸陵外陵园之外的外藏坑，共67座，主要位于陵园之外的西、南侧。这些外藏坑大多都在6~7米，深度可达5~9米。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南陵西北区域发掘小型外藏坑39座，出土金丝猴、丹顶鹤等动物骸骨［21］，与1966年的发掘情况相类似。这些小型外藏坑，应该是霸陵的动物殉葬坑［22］，是皇家“苑囿”在地下的再现。
从时间节点来看，相对于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外藏坑的分布而言，霸陵陵园的外藏坑，从分布、规模、形制上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规律。尽管第二层次中还有少量的外藏坑分布较为零散，但并不影响外藏坑层次化的分布趋势。如果把汉景帝阳陵的外藏坑群视作一个系统的话，汉文帝霸陵的外藏坑，应该是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发端。
最后，出现了陵园内祔葬墓的出现。按照《释名》记载，“又祭曰祔，祭于祖庙，以后死孙祔于祖也”［23］。与墓主的合葬行为，应为所谓的祔葬。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认为，祔葬实际上是“族坟墓”的一种新形式，是以“家”的成员葬于父祖的墓地［24］。焦南峰先生指出，西汉帝陵近年来发现了新的一类“陪葬墓”，这些墓葬多位于内陵园之外，外陵园之内，有别于陪葬墓［25］，应视为祔葬墓。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中后期，出现了外垣内、帝后陵园之外集中埋葬的墓葬，形成了以封土、墓葬、外藏坑、建筑遗址、墓园（夯土园墙、壕沟）为基本形制要素的祔葬墓群（系统），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有可能是皇帝的高级嫔妃或者皇帝眷属。而汉文帝霸陵陵园内发现的祔葬墓，也为我们探寻西汉帝陵祔葬墓及其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陵园与陵邑的分离
除了上述考古材料所反映的三大创新点外，霸陵的陵园和陵邑出现了分离，也是西汉帝陵制度变化的重要体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26］。汉承秦制，西汉早中期皇帝、太上皇，因故独葬的皇太后、皇后，均设置陵邑“供奉陵园”，晚期的汉成帝亦效仿祖制，修建昌陵邑。结合已有的考古资料，不难看出，西汉早期的帝陵陵邑，如长陵、安陵基本与其陵园相连，存在陵邑垣墙与陵园垣墙共用的情况。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27］无独有偶，汉景帝也在前元四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28］。如果从陵邑的选址方式来看，西汉设有陵邑的几座陵墓中，霸陵和阳陵，是利用了秦的县（乡）治旧址修建陵邑。其中，阳陵邑遗址位于陪葬墓群的东部，东西长4.3千米，南北宽1千米，整个遗址以一条东西向道路为轴线，两侧有东西向道路11条，南北向道路23条，将遗址分割成边长、面积不等的里坊数十座。对于这一位置，焦南峰先生认为，汉阳陵地处咸阳原东端，原面不足以陵园和陵邑南北布局，陪葬墓区北侧也无法设置，只好退而求其次，利用秦弋阳县旧址，将陵邑安置在地势较低的泾渭三角洲靠近泾河的北侧［29］。至于景帝时陵邑选址的方式，是否参考了文帝霸陵，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对于霸陵邑的位置，目前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霸陵邑在霸陵以北10里，灞河东岸的田王村一带［30］，也有观点认为，霸陵邑位于今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办新寺村附近［31］。虽然霸陵邑的具体位置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芷阳”作为陵邑的选址地，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史记》中的“以芷阳乡”、《汉书·地理志》中的“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都说明了汉文帝都是在秦芷阳的范围内修建陵邑。无论是利用秦的旧城，或者在芷阳县范围内扩建新城，这样的选址方式在人力、财力方面都会略有调整，不但能够达到“欲为省，毋烦民”的初衷，同时也避免了在白鹿原上修建城邑对“山川”造成的地貌破坏。
其次，芷阳位于灞河东岸、背靠洪庆原、白鹿原，北临渭河。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与文帝有关的礼制建筑，无论是文帝二年的“萩竹籍田”、还是文帝四年的“顾成庙”、文帝十六年的“五帝坛、渭阳五帝庙”，其基本位置大致都位于“宣平门—长门—浐灞之交—灞渭之交”，即今天汉长安城东一线。由此表明，文帝似乎对长安城东郊（或略偏南、北）情有独钟［32］，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陵的确定，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观点。
作为和陵墓密切相关的陵邑，论其选址，除了皇帝的个人情感之外，文帝初年的政治形势，使得霸陵和陵邑的选址，不但需兼顾扼守交通要道、还要满足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33］。虽然白鹿原居高临下，扼守交通要道，在此设立城邑可防卫长安城东区域，但笔者认为，受文帝对“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的影响，使得陵墓形制要素之一的陵邑，在选址时不得不照顾到文帝的意愿。因此，霸陵邑的位置，或略远于白鹿原上霸陵陵园。那么，对于长安城东郊偏南、近函谷道和武关道交汇处的“芷阳”，无论是文帝本人的喜好，还是军事要冲的有利位置，在这里“置霸陵（邑）”，也就更符合情理了。
最后，从地貌角度来看，霸陵的外垣墙北段北临江村沟，东接灞河河谷，南临薄太后南陵，只有以江村为中心的西侧区域似乎能够满足陵邑安置的地理条件。已公布的资料表明，在已存的东、北、南侧的几处外垣墙外并未发现成系统的道路、建筑遗址等有关陵邑的重要线索；即便霸陵西外垣墙因人为破坏不存，能够确定的也只是陪葬墓区和陶窑遗址，这些现状，也印证了霸陵邑与霸陵陵区有一定的距离。当然，霸陵邑具体位置，有待今后考古工作进一步的落实。
五、结语
涉及霸陵的研究，此前多以是否“薄葬”为关注点。尽管文献中已有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不得以金银铜铁为饰”的“薄葬”表述，当下的考古成果其实也未能与文献记载完全印证。韩国河先生曾言，虽然逝者生前对自己的丧葬有过安排，但是不能排除丧葬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意愿的影响［34］。这样的观点似于王子今的“景帝不从诏”一说解释霸陵“非薄葬”问题。
笔者认为，在未对其墓室、外藏坑大面积考古发掘，掌握正、外藏系统内涵的前提下，霸陵的“薄葬”，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在了“丧礼和葬礼”的这一环节，而陵园及其形制要素 （封土、石围界除外）所体现的“制”，与西汉中、后期陵墓相比，并未呈现“缩减”的趋势。可以说，霸陵陵园形制布局的确定，弥补了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围绕帝陵分布”，以及外藏坑系统的三个层次、陵园内祔葬墓的出现、以及陵园陵邑分离等现象，是西汉帝陵制度中重要的创新阶段，为后期的阳陵、茂陵日益完善的陵园布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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