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陕西宝鸡陈仓区西高泉墓地曾发掘了70多座秦墓，年代约从春秋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其中18座春秋早期墓的面貌特征表明，其文化来源主要应为甘肃礼县地区的两周之际秦墓。结合这批墓葬与同属平阳地区的南阳墓地、太公庙墓地，可厘清春秋早期秦国平民、一般贵族和秦公级大墓分区埋葬的特点和等级规制。与平阳地区墓葬相比，平阳附近的贾家崖、边家庄等同时期墓葬具有更多周余民的文化特征，反映出这一时期同处秦国的秦、周（广义）两族葬俗互相之间并无深入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早期政权对其治下的他族之民施以较宽松的统治方略。秦都平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一带，西起太公庙，东至洪塬村约四、五平方千米的范围内[1]。陈仓区（原宝鸡县）高泉村位于渭河北岸二阶台地北部，村北发现的墓地是较早发掘的东周秦墓群之一，西南距出土秦武公钟、镈的太公庙村仅1千米[2]，钟镈出土地北侧勘探出中字形大墓、车马坑、壕沟等重要遗迹，证实秦都平阳就在这一带[3]。西高泉墓地的18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化特征鲜明，在以往发现的秦墓中较为少见[4]，对认识秦人进入关中之初的文化面貌、丧葬习俗、文化来源等有重要价值。本文对秦都平阳地区早期春秋墓葬进行初步探讨，敬请业内专家批评指正。
西高泉墓地发现于1978年，宝鸡市博物馆（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征集了1座墓（78M1）的青铜器，并清理了暴露出的2座春秋墓[5]。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又发掘春秋战国秦墓71座[6]。这74座墓葬分布在东西约180、南北135米的范围内。78M1出土铜器破坏严重，属性不清，其余73座墓均为较小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未见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器，说明墓主等级普遍低下，属于秦平阳故城的一般平民墓地。笔者通过对墓地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确认春秋早期墓葬18座，其中11座墓为东西向，除1座墓主头部向东，其他墓主头部均向西；7座墓为南北向，墓主头部均向北。均有木质葬具，M36、M42为1棺2椁，其余为1棺1椁。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共计14座，葬式仰身屈肢较多，侧身或微侧身屈肢较少。其余3座为仰身直肢葬，1座葬式不明。墓葬内均无腰坑殉狗及殉人现象。墓内随葬品以陶器最多，组合主要分两类：一类为鬲、豆、罐、盂（盆）等生活用陶器；另一类在生活陶器之外增加鼎、簋、壶等仿铜陶礼器。后一组合见于大多数墓葬内。豆、罐、盂、鼎、簋、壶常会成对出现，且形制较为相似。部分墓也随葬陶甗、陶圭1件或1组。超过半数的墓随葬石圭1件或1组，个别墓出土小铜铃、铜刀、玉玦或石玦及动物骨骼等。西高泉墓葬的形制、葬式、随葬品的种类和组合特点，多与甘谷毛家坪、陇县店子、咸阳任家嘴等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秦墓相似[7]，属于较典型的秦墓。西高泉早期墓葬所出日用陶器主要为鬲、盂（盆）、豆、罐、甗的组合（表一，1～6），除甗之外多是自西周晚期就常见的随葬品组合形式，但形制相差较远，年代应存在一定差距（表一，7～11）。此组合也是小型春秋秦墓的基本配置，但器物形制相似者在陇县店子、咸阳任家嘴等典型秦人墓地中基本不见，只与凤翔孙家南头墓地部分墓所出的鬲、罐、豆等器物相似。孙家南头M168、M111、M81等年代被判断为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8]。西高泉早期墓随葬品器形与孙家南头较晚者尚存差异，说明西高泉早期墓晚不到春秋中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近年发掘的两周之际的秦墓（M31、M32），随葬品组合有日用陶器鬲、豆、盂、罐、甗，或鬲、豆、罐。除陶甗之外，其他陶器多见同形并出的现象[9]。对照西高泉所出的器物，无论组合特点，还是器物形态相似度都较高。陶鬲均为斜折沿、矮直颈、联裆、足较高，但西高泉鬲足尖有刮削痕未饰绳纹则有小异。西高泉豆的柄较细且喇叭状圈足顶更鼓，盂带盖而器下腹绳纹较少，喇叭口罐下腹绳纹减少、罐口略大，甗折肩明显、颈下出现旋纹等等，都反映出与大堡子山同类器近似的细节，并有从后者演变的明确迹象（表一，12～17）。西高泉早期墓的陶器与大堡子山秦墓随葬品器形的差异表明其年代稍晚，大约相当于春秋早期的晚段，不排除个别墓葬稍早的可能。除西高泉墓地以外，平阳地区年代较早的秦墓为南阳墓地和太公庙墓地（图一）。图一 平阳地区春秋早期墓地位置示意
南阳墓地位于西高泉墓地东南约2千米处，1998年抢救性清理墓葬4座[10]。M1破坏较严重但能确定为竖穴土圹墓，追回随葬的鼎、簋、壶等青铜器9件。M2、M3保存较好，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圹墓，墓主头部向西，仰身直肢葬，墓底均发现腰坑殉狗。分别出土青铜器3鼎和5鼎，及戈、铃等，各另有仿铜陶礼器鼎、簋、壶、盘、盉一组，及日用陶器豆、甗，石圭、贝等。另一座残墓形制不清。南阳墓地的形制及出土青铜器、陶器的组合、形制、纹饰等，与礼县大堡子山M32、宝鸡姜城堡等两周之际或春秋早期墓较一致，M3的陶甗形近西高泉M42:27甗等，故简报将南阳墓地年代判断为春秋早期[11]。太公庙墓地位于西高泉墓地西南约1千米处。2013年在出土秦公钟、镈的乐器坑东北，又探明1座带东西向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大墓东南还发现祔葬的大型车马坑1座。并在大墓、车马坑和乐器坑的东、西、北侧，分别探出疑似兆沟的较长壕沟1段。根据大墓规模形制、所处位置和乐器坑出土的青铜钟、镈铭文，报告判断“中”字形大墓的墓主应为秦武公[12]。故该陵园的年代在春秋早中之际，即秦武公卒年（前678）或略晚。太公庙墓地有长180～460、宽7～3.8、深2.6～4.5米的3段沟道，宽度和深度差仅在0.4～0.9米、0.7～1.6米的范围，极有可能为人工开凿而成。北侧东西向壕沟长达380米，与中字型大墓、车马坑均保持平行，没有受到北高南低地形的影响而偏离，更有可能是人为开挖的陵园兆域界线。《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13]因此，太公庙大墓应有不少从葬者。已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M2和M3的殉人数量分别为19和7人，中型墓M31、M32分别殉1或2人[14]，可见墓葬殉人是秦人生活于陇山以西时就已有的葬俗，时代不会晚于两周之际。那么，秦武公“初以人从死”的记载则有一定谬误。依据大堡子山大型墓均为东西向、有殉人、带腰坑并殉狗，推测太公庙大墓也有类似迹象。从西高泉、太公庙等墓地的发现中可见秦都平阳地区存在以墓主等级高低分墓域埋葬的规则，目前可确定者已有三类：第一类，埋葬普通平民的西高泉墓地，全部为小型竖穴土圹墓，除了形制、性质不大清楚的78M1之外，随葬品均为陶器，不出青铜礼器。第二类，埋葬一般贵族的南阳墓地，中型竖穴土圹墓，随葬数量不等的青铜礼器，以及仿铜陶礼器等。第三类，带有东西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秦武公墓，有附属的大型车马坑及青铜乐器祭祀坑，并可能有兆沟及陵园。这些相关的设施，共同构成了秦武公陵区兆域的内涵。西高泉墓地文化特征鲜明，以东西向竖穴土圹墓为主，未见腰坑和殉狗，也未见殉人现象，普遍有木质棺椁类葬具，墓主骨架多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墓葬形制、葬俗，以及日用陶器或搭配仿铜陶礼器的随葬品组合，与关中西周晚期墓葬有较大不同，而与甘谷毛家坪、陇县店子、咸阳任家嘴等地的小型秦墓相似，这些特点也为西高泉墓地其后的墓葬所继承。毛家坪早期墓葬可早至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15]，店子等其它秦墓地点年代均稍晚。因此，西高泉早期墓的形制、葬制、葬俗等，显然源于陇山以西的毛家坪早期秦墓。随葬的日用陶器组合与毛家坪早期墓以及关中地区西周晚期部分墓葬相似。尽管同形对出的现象更类似关中，但陶器的形制、纹饰等特点，与礼县大堡子山M31、M32所出者尤为相似，而与关中西周晚期墓随葬器物差别较大，故日用陶器所代表的文化因素主要源于礼县地区。但西高泉多数春秋早期墓的随葬品还有鼎、簋、壶等仿铜陶礼器，且成对出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等的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的秦墓中，尚无任何仿铜陶礼器的发现，可见这一特征并不是陇山以西秦人故地的葬俗。现知少量西周墓葬在青铜礼器之外，也有以鼎、簋、尊、卣等仿铜陶礼器随葬的现象，如扶风齐家79年M19、沣西91年M1、92年M33等，年代主要为西周中期或略早[16]，一般认为属于殷遗民墓葬特点。但到西周晚期除个别墓或有陶簋外，绝不见其他器类，说明此时已无仿铜陶礼器组合随葬的传统。因此，秦墓中随葬仿铜陶礼器的风气，应是从秦人进入关中以后开始兴起的一种新的葬俗，不宜直溯到时代较早的殷遗民。西高泉常见的鼎、簋、壶等仿铜陶器基本形制（表二，1～5），分别与大堡子山鼎M32:6（深腹、蹄足）（表二，6）、南阳鼎M2:8（表二，7）、姜城堡墓出土鼎（浅腹、蹄足微外撇）、南阳带盖铜簋M1:4（鼓腹、双耳略上翘）（表二，8）、南阳铜壶M1:6（表二，9）、姜城堡墓出土铜壶（高领、鼓腹、圈足）（表二，10）等特征相似。南阳、姜城堡墓的年代都属春秋早期，说明这些有代表性的仿铜器物形制主要仿自春秋早期或两周之际的秦国青铜礼器。
表二 西高泉墓地出土仿铜陶礼器与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青铜器形制比较此外，南阳M2、M3出土仿铜陶礼器鼎、簋形制与西高泉墓所出有近似者，但南阳M1:6显然仿自西周晚期青铜圆壶杨姞壶等[17]（表二，11），与西高泉仿两周之际的椭方铜壶明显有别。盘、盉为两周之际铜器墓组合的基本配置，南阳墓仿铜盘、盉基本为两周晚期青铜盘、盉的特征。西高泉早期墓尚未见这两类陶器，时代较晚（春秋中期）的78M3才出现了陶盘、匜。由此说明，仿铜陶礼器在秦墓中的出现以南阳墓地的低等级贵族墓为最早，约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影响到西高泉部分平民墓，春秋中期以后遂成秦国小型墓葬的普遍习俗。南阳墓地中型墓的形制，主要为东西向的竖穴土圹墓，但墓底设腰坑殉狗、墓主为直肢葬的现象，与西高泉墓存在明显差别。这种墓葬形制和葬俗的差异，正是学界以“南阳模式”和“西高泉模式”分别代表春秋时期嬴秦宗室贵族和其他秦人墓的主要原因[18]。南阳墓的渊源被认为与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大、中型墓有关。现知大堡子山M31等为东西向竖穴墓，有腰坑殉狗，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进一步证实南阳模式确源于大堡子山的埋葬习俗。太公庙秦武公墓为东西向中字型大墓，乐器祭祀坑置于西南，车马坑处于东南，几乎可以认为就是大堡子山墓地布局的重现。这一发现补充了南阳模式的大墓形制，证明其为大堡子类型嬴秦公室大墓特征的延续，疑似兆沟的发现则是墓地规制有所发展的结果。陈仓区贾家崖遗址东距太公庙、西高泉墓地约10千米，处于相连的渭河北岸二阶台地上，2013年发掘中小型竖穴土圹墓140多座，分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两期[19]。两墓地距离较近，年代部分重叠，但墓葬形制特征、埋葬习俗、随葬品的器类、形制等均大相径庭。贾家崖墓地除一座墓为东西向外，其余均为头朝北的南北向墓，无殉人及带腰坑殉狗现象，可辨认的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少量为仰身或侧身微屈肢。随葬品主要是陶器，组合为一鬲一罐、单鬲或单罐。木质葬具有一棺一椁，或只有单棺。被判断为春秋早期的26座墓的随葬品仅陶器存在式的差别，所以其应该是自西周晚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一处墓地。与南阳、西高泉秦墓中小型墓的形制、葬俗、随葬陶器等相比，整体内涵迥然不同。贾家崖墓地性质尚未明确，鉴于其所处的宝鸡一带是西周王畿范围，遗物、遗迹与周原、丰镐并无二致，其应是一处较为典型的周文化遗址。所见的春秋早期墓葬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文化特征，说明是西周遗址的自然延续。遗址位于虢镇（现陈仓区）东北侧，文献记载与西周虢国始封地相关[20]，有可能是虢国东迁后滞留故地的普通平民墓葬。换言之，即为一批周余民的墓葬。《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六年（前750）“以兵伐戎，戎败。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而有之。”[21]秦文公所居的汧渭之会一带，距贾家崖遗址约6～7千米，但贾家崖墓地特征和秦都平阳的平民及低等级贵族墓差别极大，故该遗址的居民大概率为归附秦文公的虢属周余民。发掘者认为贾家崖墓地下限在春秋早期晚段，说明不少墓主应与西高泉等居于平阳地区的居民同时生活在秦国的统治之下。但在贾家崖墓地实际并未反映出秦文化因素，即使有部分下肢微屈的人骨，也与秦墓的蜷曲较甚差异显著，可知秦对周余民的管控应比较松弛，对其基本生活并无明显干预。实际上，以往的发现不乏周余民墓葬的线索。凤翔孙家南头春秋早期墓M121为墓主头部向东的竖穴土圹小墓，下肢微侧屈，随葬品除小件铜铃、玉、石饰件、玛瑙珠等外，另有仿铜陶鬲1件[22]。以仿铜陶鬲、玉器、玛瑙和蚌鱼等饰件作为随葬品在小型秦墓中较为罕见，因此，该墓主可能为周余民。陇县边家庄墓地曾发掘春秋早中期的中型墓20余座，均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圹墓，没有腰坑殉狗，未见殉人。多数墓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组合有5鼎4簋、3鼎2簋、1鼎1簋等形式，另有青铜兵器、车马器以及玉石器、铜翣、玛瑙珠串饰等[23]。其与大堡子山、平阳地区南阳、秦家沟[24]等地的大、中型秦墓特征明显不同，已有研究指出其代表了春秋秦墓形制的边家庄模式，渊源应属周文化的范畴[25]。因此，边家庄墓地应为一处等级较高的周余民墓地。边家庄墓地处于文献记载襄公居汧的范围[26]，位于秦人沟通西垂与关中的重要通道上，墓葬延续时间从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葬俗等仍保持较强的一致性，同样证明秦国统治者与周余民融洽相处的历史事实。这些发现对于了解秦国早期对待不同族属、人群的政治策略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等颇有意义。西高泉墓地发现的春秋早期小型秦墓特征鲜明，是秦人初入关中阶段普通平民墓葬的典型代表。墓葬以墓主头部向西的东西向竖穴土圹墓为主，没有腰坑殉狗和殉人，屈肢葬占绝大多数。随葬陶器普遍较多，除鬲、盆、豆、罐等日用陶器外，往往还有成对出现的鼎、簋、壶等仿铜陶礼器。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组合等方面与关中地区西周晚期的墓葬均差别较大，却明显带有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等西周晚期和两周之际秦人墓葬的许多特征，其文化来源明确指向了甘肃东部，并与秦人早期活动于西垂的文献记载吻合。西高泉墓地随葬仿铜陶礼器，不见于甘肃东部。与两周之际周秦墓铜器形态对比可知，该墓地的仿铜陶礼器当是秦人进入关中后模仿铜器而制作的礼器代替品。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仿铜陶礼器出现在邻近的南阳墓地低等级贵族墓中，与组合不完整的铜器搭配随葬。随后被秦都平阳地区的西高泉普通平民效仿，形成与日用陶器相配随葬的风气，并在春秋中期开始迅速流行，成为各地秦墓的随葬品使用的常见现象。结合太公庙、南阳等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秦都平阳地区的墓葬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了依据墓主等级的高低分区域进行埋葬的特点。目前可分为埋葬一般平民的西高泉墓地、埋葬中下等贵族的南阳墓地以及最高等级的贵族秦公陵园三类。第一类，墓葬较狭小，墓主葬式以屈肢葬为主，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其它则少见；第二类，墓葬形制略大，墓底设腰坑殉狗，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铜器和陶器；第三类，墓葬形制最大，可与大堡子山、雍城秦公墓比肩，有附属的车马坑、乐器坑等设施，可能会有殉人，或有陵园的兆域。与平阳地区春秋早期秦墓相比，平阳附近的陈仓贾家崖、凤翔孙家南头、陇县边家庄等春秋早期墓葬，以头朝北的南北向墓最多。中小型墓随葬品极少，种类只有陶器1件，部分为鬲、罐各1。中型墓的形制较大，但无腰坑殉狗，也无殉人；随葬品比较丰富，多有鼎、簋、壶等成套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还有玉器、铜翣、串饰等。无论中型铜器墓，还是中小型陶器墓，诸多特征均与平阳三墓地存在较大差异。鉴于这些墓地年代与平阳三墓地存在时间重叠，所处位置在秦早期几个都邑附近，可知均属于春秋早期带有周文化属性的墓葬。因此，这几处墓地的入葬者，均应该属于归附于秦的周余民。这是秦文公十六年“收余民而有之”的考古学实证，更是秦早期政权对其他族群管束宽松、关系融洽的反映。致谢：本文的写作得到张天恩、田亚岐老师的帮助和指导，特致谢意。［1］张天恩，庞友华．秦都平阳初步研究［G］//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博物院院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4－63．［2］卢连成，杨满仓．陕西省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J］．文物，1978（11）：1－3．［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陕西宝鸡太公庙秦公大墓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1）：3－7；张天恩，庞友华．秦都平阳初步研究［G］//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博物院院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4－6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陈仓区西高泉春秋早期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23（4）：3－10．［5］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博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J］．文物，1980（9）：1－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宝鸡市西高泉墓地1981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2（5）：24－39．［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359－39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57－159；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82，283，图259．［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72－276．［9］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J］．文物，2018（1）：4－25．［10］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县博物馆．陕西宝鸡县南阳村春秋秦墓的清理［J］．考古，2001（1）：21－29．［11］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县博物馆．陕西宝鸡县南阳村春秋秦墓的清理［J］．考古，2001（1）：21－29．［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陕西宝鸡太公庙秦公大墓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1）：3－7．［13］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3．［14］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J］．文物，2005（8）：74－8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72－276．［1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359－396．［1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J］．文物，1979（11）：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J］．考古，1994（10）：895－9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J］．考古．1994（11）：974－985．［17］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60，16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2）：4－21．［18］张天恩．早期秦文化特征的初步形成［G］//《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秦文化论丛（第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261－277．［19］种建荣，张天宇，陈钢，等．宝鸡贾家崖遗址两周陶器分期［G］//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5－81．［20］秦武公十一年，“灭小虢。”正义引括地志，载“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唐岐州陈仓县城为今宝鸡市老火车站周围及以西。车站东到今虢镇约20千米，亦近贾家崖遗址。见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2，183．［21］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45－148．［23］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J］．考古与文物，1986（6）：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8（11）：14－23．［2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秦墓发掘记［J］．考古，1965（7）：339－346；王志友，董卫剑．陕西宝鸡市洪塬村一号春秋秦墓［J］．考古，2008（4）：93－96．［2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J］．文物，1979（11）：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J］．考古，1994（10）：895－9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J］．考古．1994（11）：974－985．［26］“襄公二年”条下正义引括地志“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唐陇州汧源县在今陇县县城及千河南岸的郑家沟一带。见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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