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7篇 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2009年度

国家“十一五”以来，在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下，我国考古工作加强了多学科合作研究，促进了考古学科的建设，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在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发掘实践中得到应用，推动了我国考古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顺利结项。2009年1月19日，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在京组织召开“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及课题验收会议。该项目共设立3500BC—1500BC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环境、技术与经济、社会与精神文化等4个课题，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部分重点区域进行了多学科联合攻关。各课题组积极探索、勇于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对14C测年技术的改进，提高了测年的准确度，使我国的14C测年技术步入国际领先行列，并提出了新的谱系年代框架；论证了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环境中，3500BC—1500BC期间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持续发展；利用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方法和手段，对农业、家畜饲养、食性、冶金术、陶制品、生产工具和玉器等技术与经济要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3500BC—1500BC期间的经济、技术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通过聚落形态演变、体质人类学、精神文化等多个角度研究，得出了3500BC—1500BC期间中华文明由各地区多元并进到中原崛起的结论，阐述了这一复杂进程。目前，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89篇，起草行业技术标准草案5项，并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研骨干，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43名。验收专家组对4项课题所取得的成果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各课题已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达到预期目标，一致同意项目及各课题通过验收。项目及各课题采取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研究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开展类似研究项目具有借鉴意义。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研究部署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的要求，科技部召集教育部、财政部、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文物局、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建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决定探源工程的重大工作部署； 负责探源工程的立项实施、经费筹措和组织管理及项目评价等工作；协调解决探源工程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检查探源工程有关工作；定期报告探源工程工作进展。会议议定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工作，明确实施周期为2009年至201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开展了该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工作，提出了项目的总体目标、研究内容和课题任务。项目以围绕良渚、陶寺、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和相关重要遗址为对象，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遥感、地球物理勘探和数字技术的应用，重点揭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状况和特质，提升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保存与展示技术支撑能力。项目实施年限2009年至2015年，采取一次论证，分批启动。2009年11月24日，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组织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项目可行性论证会。专家组认为项目可行性报告注重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在认真总结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找准难点、重点和瓶颈技术问题，确定总体目标，课题设置和经费概算合理，项目实施周期7年，同意立项并启动项目第一阶段（2009—2010）的实施。
加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成果的宣传和展示。为迎接建国60周年，科技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了《早期中国一中华文明起源展》，对探源工程实施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汇报，也为全面推进探源工程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宣传。科技部、国家文物局还组织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出版了第一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3卷4本。2009年8月21日，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美国《科学》（Science）周刊第5943期，以“中国的起源”( China’ s Or igins）为封面标题，在周刊内新闻焦点（NewsFocus）板块以14页的篇幅，介绍了以中华文明起源为核心的中国考古学相关问题，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广泛关注，对于国际学界客观了解我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ont > 此外，考古科研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了大量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多家单位参与的“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考古项目”、“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不仅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建立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在盐业考古、聚落考古、城址考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合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极大拓展。学术风气活跃，中国考古学会和有关考古单位、高校举办的多种形式的学术汇报会、研讨会，以及西部考古论坛、东北三省一区一校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力推进了考古学研究工作。现代科技手段和科研成果在考古工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及体质人类学、年代学等方面科研工作稳步推进，GIS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工作中逐步推广。考古装备不断更新，由敦煌研究院主持研发的“出土文物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车）”将传统的实验室和保护修复室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为最大限度获取考古信息、提高出土文物应急性保护能力提供了技术和装备上的支持。广东台山新村沙丘遗址发掘中使用的沙层加固新技术，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发掘中对出土马骨、车辆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中对大量植物遗存的提取和分析，都体现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国家文物局已批准成立了12个重点科研基地，契合考古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2009年新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正式施行，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全国范围的领队专门培训，确保新规程顺利实施，进一步促进考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水下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国家属性，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下，近两年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迅猛，成绩突出。2009年，结合三普工作，国家组织开展了全国沿海和南海海域水下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家底。目前，福建、广东、浙江等省水下文物普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山东、海南等省普查工作正按计划推进。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有了重大收获，“南海I号”整体打捞和保护项目所采用的整体打捞方法在国内外均属首创，是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