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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指出当局者眼光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就谈得更详细了：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打牌底下打点料酒……
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吧！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陌生化的眼光可能是新奇有趣的、灵光一现的，也可能是误读的、莽撞的、恼人的……一方面勾勒出别样的国土形象，另一方面映射出独特的作者印象。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堡仔就带你透过异国人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
书目预览
中国漫行记：清末西南及蒙古之行印象（1911）
伊丽莎白·K·肯德尔生前是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伊丽莎白·肯德尔女士踏上中国西部旅程的因由，从根本而言在于其对新奇特异、与自身背景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的兴趣。“凡曾前往世外之地，感受捕捉异域异族印象之愉悦的旅者，从此便不再自由，他必然日夜受到感召，希冀再度上路求索。”她也老实承认自己“并非刻意追寻任何知识，而仅仅想收获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印象”。旅途之中，她得以跋涉逶迤蜿蜒的山川溪谷、穿越宽广美丽的平原沃野、置身繁华喧闹的城镇市井、露宿广袤无垠的蒙古大漠。因此，书中既有对风景和民俗的描绘，也有对时局和政务的评论，还有对人性和宗教的比对。至于刚好在辛亥革命爆发数月前成行，沿途目睹新旧时代间之冲击、转换、并存、融合等种种景象，既是作者心之所愿，也属偶然所得，为其回忆再添一笔。（来自译者）
穿过蒙古大草原（1918）
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美国探险家、博物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哺乳动物学硕士，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的足迹遍及亚洲，以20世纪初对中国、蒙古等地的科考探险而知名，多次面临生死关头，但也从中得到许多重要发现，包括首次发现了恐龙蛋化石。 作家Douglas Preston（他曾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对其评价：安德鲁斯简直就是电影里印第安那·琼斯的原型，总是能够高超地展现自我，他对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形象设定，并毫无偏差地生活其中——他的盔甲上找不到半点污痕。安德鲁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一名追寻恐龙、训练有素的猎人，他严守盎格鲁-撒克逊美德，与蒙古强盗抗衡，是他，让“外蒙古”成为偏僻远方的代名词。
为了获取亚洲哺乳动物的样本，罗伊和妻子开始了在蒙古及中国西北长达一年的探险经历。书中作者写到了草原上的羚羊和狼群，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的寺庙祭奠仪式（今天已经消失不见），还有草原上的骑马经历和森林中的打猎故事。
毛姆看中国（1919）
毛姆说：“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他的一生有过不少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诸多国家，所见所闻构成了毛姆作品中的东方素材。
1919年，毛姆游历中国，自海港华都到内陆乡镇，顺黄河而下或跋涉山间，途中信手写就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中国背景下的浮生录。借着英国小说家的视角走近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那是当时的另一番景象，所得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1921）
1921年的春天，芥川龙之介来到了中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过度。中国的古典诗词小说早已烂熟于心，他甚至模仿《聊斋志异》等志怪笔记，搜集整理了一部日本志怪《椒图志异》；可受过新式教育后，本来的文化之旅变成了满腹牢骚，想象的古典之美在惨淡的现实中轰然崩塌，傲慢与鄙夷之情溢满弊端。此时的芥川就像他笔下的皮埃尔·罗蒂，那种对所谓落后异文化的讽刺俯拾即是，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洛蒂自然咸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然而芥川却有其自身的分裂：他既接受了西方文明，却又不满于西方人的自大及其蔑视日本人的态度，甚至“燃起了比水户浪士还多十倍的攘夷精神”；此外，她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在中国旅行便时不时掉入古典小说的幻想场景中，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被拉回现实，尖酸的话语鲜活刻画出彼时的芥川。（来自译者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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