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地，研究罗马史的每位历史学家都曾被要求说明，在罗马的衰落周期中，我们如今所处的位置。历史学家们说不定对人们企图这样利用过去感到不是滋味儿，但是，即使历史不会重演，也不会纳入道德教训，它还是可以加深我们对身为人类的意义和对社会脆弱程度的理解。
在二世纪中叶，罗马人控制了从英国北部到撒哈拉沙漠边缘，从大西洋到美索不达米亚这样一片幅员辽阔，地质结构多样的地区。总体富裕的人口达到了7500万。终于，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难怪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这个时代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快乐”的时期——然而今天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罗马文明的进步在不知不觉中种下了自己覆灭的种子。
五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君士坦丁堡控制的小拜占庭残余国家，其东部省份因伊斯兰入侵而失利，其西部土地被日耳曼王国支离破碎的领土所覆盖。贸易减少，城市萎缩，技术进步停滞。除了这些年来积聚的文化活力和精神遗产，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人口下降，政治分散，物质复杂程度降低。当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创造了一个广泛适用的社会发展指数时，罗马的覆灭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挫折。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比比皆是：1984年，德国古典主义者亚历山大·里克特编列了200多个假设。大多数学者都在关注帝国体制的内部政治动态或帝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些帝国的邻国逐渐在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技术上赶超别国。但是新的证据已经开始揭示自然环境变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发展的悖论和大自然自身的不可预测性共同作用，导致罗马的灭亡。
气候变化并非始于工业化废气，而是人类生存的永久特征。轨道力学（地球轨道倾斜轴线，旋转以及离心率方面的细微变化）和太阳周期改变了从太阳获得的能量的数量和分布。火山爆发将反射性硫酸盐喷入大气中，有时还伴有长期影响。现代人为的气候变化如此危险，因为它正在迅速发生，并与地球生物圈中的许多其他不可逆转的变化一起发生。但气候变化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历史学家有必要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这一直大有用处。地球科学家为寻找古气候替代物已经搜遍了这个星球，这是过去环境的自然档案。试图将气候变化置于罗马历史的关注重心，这来源于一些新数据以及对物质环境高度敏感的刺激。
事实证明，气候在罗马文明的兴衰中起着重要作用。帝国建设者从无可挑剔的时机中受益：特有的温暖，潮湿和稳定的天气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经济增长的获益为罗马帝国控制其广阔领土的政治和社会交易提供支持。有利的气候环境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融入了帝国最根本的结构。
这个气候体制的结束并没有立即或以任何简单决定性的方式预示罗马的厄运。相反，当这个帝国被更危险的敌人——德国人，波斯人——所威胁时，一个不太有利的气候破坏了它的权力。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气候不稳定情势在六世纪达到顶峰。
利用树木年轮来研究气候记录的研究学家及冰芯研究专家的工作指出，与过去几千年中的其他情况不同的是，火山活动在公元530年和540年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这种猛烈的火山爆发引发了现在所谓的“近古时代小冰期”，那时寒冷的气温至少持续了150年。气候恶化的这个阶段对罗马的解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与另一个更伟大时刻的灾难密切相关：第一个腺鼠疫的大爆发。
生物环境的破坏对罗马的命运更为重要。因为在20世纪中期，整个帝国的超前进步和预期寿命都伴随着传染病这一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罗马人所憎恶的一系列疾病并不是静止的，而且在这里，新的敏感性和技术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理解进化历史动态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物种，还是我们的微生物盟友和对手。
高度城市化，高度相互关联的罗马帝国对其微生物居民而言是一个福音。胃肠道疾病，诸如细菌性痢疾和伤寒，通过食物和水的污染传播，在繁忙密集的城市肆虐。在排干沼泽和铺设高速公路的地方，疟疾可能以最糟糕的形式被释放，即恶性疟原虫，这是一种致命的携带蚊虫的原生动物。
罗马人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陆路和海路连接起来，带来未曾想到的后果，即细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着。诸如结核病和麻风病这样缓慢的杀手在罗马发展带动的互联城市网络中享有鼎盛时期。
然而，罗马生物史的决定性因素是能够引起流行病的新细菌的出现。这个帝国受到了三次洲际疾病事件的打击。安东尼瘟疫恰逢最佳气候制度的结束，可能是天花病毒的全球首发。帝国恢复了，但从未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之后，在三世纪中叶，一种名为“塞浦路斯瘟疫”，起因不明的神秘苦难使这个帝国的情况不断恶化。
尽管恢复了，但帝国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新型的皇帝，一种新型的金钱，一种新型的社会，很快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的新宗教也出现了。最显著的是，在六世纪，由查士丁尼率领的复活帝国面临着一场腺鼠疫的流行病，这是中世纪黑死病的前奏。死亡不计其数——也许有一半人口被疾病击倒。
查士丁尼瘟疫是对人与自然系统之间极其复杂关系的个案研究。罪魁祸首鼠疫耶尔森菌，并不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克星; 4000年前出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中亚地区，当它引起第一次瘟疫时，它还只是一个进化的新生儿。
在社会洞穴啮齿动物如土拨鼠或沙鼠的群落中，这种疾病一直存在。然而，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是包括至少5种不同物种溢出的大型事件，分别是：细菌，水库啮齿动物，扩增宿主（靠近人类的黑鼠），传播细菌的跳蚤以及交叉火力中感染的人们。
遗传证据表明，造成查士丁尼鼠疫的耶尔森氏鼠疫菌菌株起源于中国西部附近的某个地方。它首先出现在地中海南岸，并很可能沿着南部海运贸易网络偷偷蔓延，这是向罗马消费者运送丝绸和香料的通道。这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意外。一旦细菌进入殖民地啮齿类动物泛滥的区域，在帝国的大型粮仓上繁殖，死亡率是无人能挡的。
瘟疫流行是令人惊讶的生态复杂性事件。它需要纯粹的机会连接，特别是如果中亚地区水库啮齿类动物以外的初期爆发是由之前几年的大规模火山爆发引发的。它还涉及人造环境意料外的后果——比如将细菌带到罗马海岸的全球贸易网络，或者帝国内部老鼠的泛滥。
这一流行病让我们在结构与机会，模式和偶然性之间的区别上产生困惑。这就是罗马的教训之一。人类塑造自然——首先是进化发展的生态条件。但自然对我们的意图熟视无睹，并且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不遵守我们的规则。气候变化和疾病演变一直是人类历史无法预测的部分。
现在，我们的世界远远不同于古罗马。我们有公共健康，细菌理论和抗生素药物。如果足够聪明，能够辨别周围的严重威胁，并使用所掌握的工具来削弱它们，我们就不会像罗马人那样无助。但是，在罗马的覆灭中自然占据中心地位让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物理和生物环境能够使人类社会的命运发生倾斜。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与其说罗马是古代文明，和我们的现代文明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如说是它造就了我们今日的世界。他们建立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全球网络，新兴传染病和生态不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罗马人也以为他们在面对变幻无常的自然环境力量是占据优势。历史为我们敲响警钟：他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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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How climate change and disease helped the fall of rome
原文链接：https://aeon.co/ideas/how-climate-change-and-disease-helped-the-fall-of-rome
原文作者：Kyle Ha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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