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离婚》赏析

 

顾　农

 

　　对于鲁迅最后一篇现代题材小说《离婚》历来似乎多有误读，例如有一种曾经流行的意见说：这篇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婚后被欺凌、起来反抗夫权压迫又遭到失败的故事，表现了旧中国妇女在婚姻问题和家庭中的无权地位。主人公有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和泼辣性格，但是她对地主官僚存有天真幻想，终于在这些狼狈为奸、专横乡里的反动势力的沉重压力下被迫屈服。

　　这里说爱姑是“普通农村妇女”，还有不少论著上说她是“劳动妇女”，可是细读原作，不对了。此人并不普通，是否劳动也不得而知。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当地的一位名人，甚而至于是小小的一霸。胖子汪得贵一见到庄木三就说：“我们虽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知道的……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姘上了寡妇，我们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带了六位儿子去拆平他家的灶，谁说不应该？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怕他们甚的！”庄木三的身份由此可见一斑。汪胖子为人圆滑，也许信口开河，他的话固然未便全信，但我们看庄木三父女二人上船时，“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个人的坐位来了”，庄木三摸起长烟管准备抽烟，马上有人给他打火，处处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平常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这个人物显然并不普通，他的女儿也就不能说是“普通农村妇女”。

　　旧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爱姑的丈夫施家“小畜生”姘上了寡妇要与爱姑离婚，爱姑不干，施家请出乡绅慰老爷说和，调解过多次没有成功，双方“闹了整三年”，由此正可见施、庄两家都不怎么普通，所以须由比慰老爷级别更高的七大人出面来解决问题。这位大人吸鼻烟，玩“屁塞”，家里的少爷有在北京洋学堂里读书的，总之其人地位很高。如果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遇上这一类纠纷，怎么会闹上三年，又怎么会惊动这样高档的头面人物？

　　当然也不能将爱姑的社会地位估计得太高，庄木三到底尚非“高门大户”，同慰老爷不在一个量级上，更不必说七大人了。有人说庄木三是头面人物，至少是一个土绅士，未免太高看他了。庄木三父女二人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只能站着（施家父子也站着）说话。至于到了七大人家，爱姑的土气更明显了，她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面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鼻烟，对于“屁塞”以及上面的“水银浸”，更是一无所知，闻所未闻。爱姑土气可掬，完全不像一位绅士家的千金小姐。庄木三显得有些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有六个儿子，在那个时代，单凭这一条他就可以较少受人欺而可以欺负别家了。庄家有这样的本钱，于是爱姑的离婚就闹得旷日持久了。

　　爱姑是否反封建？施家“小畜生” 姘上了寡妇，要遗弃爱姑，这是她难以忍受的，她不肯就这么“离婚”，乃是人情之常，她敢于和丈夫闹，“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客观上也许有一点反夫权的意味，但在她本人思想上并不反封建，恰恰相反，她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七大人面前她据理力争道：“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爱姑理直气壮，她所依据的正是封建主义之理。爱姑自称她的闹事是“赌气”，然则她之并不反封建可知。按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条文，施家“小畜生”与滥婊子姘居尚可，要抛弃明媒正娶的老婆则不可；封建主义里只有“休妻”，没有离婚。公婆不喜欢，把媳妇赶走是可以的，但据爱姑称：“自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并没有赶走的理由。从整个小说的描写看去，“小畜生”与爱姑的离婚不合封建主义的正道，爱姑的闹将起来并无反封建的意味，她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泼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积极意义。

　　然而爱姑终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也并不是什么“对地主官僚存有天真幻想”，事实上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封建教条，她对大老爷如七大人之流，对封建官府，都是坚信不移的。爱姑失败的关键是七大人的两句话，一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不管你是否“一礼不缺”，封建主义的夫权、族权固然表现在相关的条文里，而它的精神却不为那些条文所限，乃是夫权、族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一权威面前妇女只能俯首帖耳，不受任何法律条款的保护。七大人作为地位比较高的绅士，把这一点吃透了，用一句话就讲出了全篇的道理。先前慰老爷大约仅作一般的民事调解，难怪不能奏效。七大人还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这当然是吓唬爱姑的话，但倒也不是随便说的，原来爱姑还有些不服气，赌气说“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针对这一态度，慰老爷的对应是“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拿七大人个人的地位来压服，显得比较低能，结果压而不服，爱姑反抗道：“那我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七大人则不同，他首先指出公婆对媳妇有绝对权威，接下来又说官府完全站在公婆这一边。这也是那时的硬道理：你爱姑把官司打到哪里都不管用，你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败人亡。这番话对爱姑乃是致命的打击。爱姑本是封建教条的信徒，七大人告诉她，光知道那些条文还不够，你得深刻领会那精神，一个小媳妇，只有完全俯首听命，闹死了也没有用。

　　鲁迅在这里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揭发得何其深刻明快！

　　七大人这些话训得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她的失败至此已成定局。先前爱姑还以为道理在自己这一边，现在才明白事情恰好相反。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大转变，等到七大人发出一声莫名其妙的“来兮——”她就立刻缴械投降了。

　　爱姑的投降并不是她突然间失去了反封建的勇气，她从来不曾有过那样的勇气；也不是她曾经有什么幻想，只是她先前有些误会，对伦理规范理解得不够，现在她终于觉悟了——

　　她这时才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她非常后悔，不由的自己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

　　于是事情便急转直下，“离婚”一事立刻以九十元成交。

　　是不是可以说，爱姑本无所谓失败，她的变化仅仅在于由“闹”变化而为不闹了。作品的结尾写爱姑离开慰老爷家时，心情很平静，应酬也从容，高高兴兴地告别而去。

　　在这里，鲁迅对封建主义流毒的深而且广流露出极其沉郁的义愤，作品对爱姑的深刻讽刺正表达了作品彻底反封建的主题。

　　爱姑并不反封建，而作品则是彻底反封建的。

这一出离婚喜剧发生的时候，中国早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的传统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金钱的力量也很不小，所以与这一离婚案纠缠在一起的，有一个价码的问题。施家本来就准备出一笔钱来了结此事；庄木三先前为女儿的事同施家大闹，为的是保全自己的面子，显示自己的威风，现在施家的灶已被拆过一回，连七大人都出面调解，面子和威风全有了，现在准备接受一笔钱和这一份离婚。他的态度本来就比女儿更松动。在船上谈话的时候，他已经表示出对这一场纠纷的厌倦，爱姑分明看出“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唯其如此，所以进了慰老爷家的客厅以后，庄木三竟然很少说话，并不给女儿帮腔，他的态度似乎是等着女儿碰过钉子以后就范。爱姑一个人在那里据理力争，庄木三无所作为；而一旦女儿表态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之后，慰老爷高兴地说：“对呀，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又对庄木三说：“老木，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她自己已经答应。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那么，大家都拿出来……”可知事先庄木三已经同意女儿离婚，他和慰老爷业已通好了气，这次是专程来拿钱的。施家自然也与慰老爷谈妥，早已将包着钱的蓝布包袱放在茶几上了。庄木三一俟慰老爷宣布事情了结，便立刻打开包裹取出钱来，并且“好容易”才“点清了洋钱”。他打开包裹的动作很迅速，数钱很细致，与刚才的一无所为恰成绝妙的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庄木三点钱时，“慰老爷从那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一点来，交还了老畜生，又将两份红绿帖互换了地方，推给两面”。互换红绿帖表示已经办完了离婚的手续，慰老爷主持这一手续自然也得到一笔钱。看来施家准备了两笔钱，一笔送慰老爷、七大人，一笔给庄家（不止九十元，防止要价过高，可喜的是略有节余）。一旦三方点清了洋钱，就“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了。由此倒推上去，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庄木三在去慰老爷家赴会途中心情有些烦躁不安——那无非是怕有什么节外生枝以及到手的钱不够多而已。

不管爱姑有多么勇敢、泼辣，她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她的致命伤，于是只能成为别人算账时的一个筹码。先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讲演中讲到妇女解放必须先取得经济权，这一层意思在《离婚》中也流露得相当明显。

鲁迅自己说过，《离婚》“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展开几乎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进行的，很少有作者的叙述和分析。开篇就是在船上的一番对话，读者明白庄木三父女此行何去，前因又是什么；到了慰老爷家以后，又几乎是全用对话来展开，一步紧似一步，终于逼出高潮来；矛盾解决以后又是一番对话，故事就在对话中结束。其间略有心理描写，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全篇很像是一组电影镜头；鲁迅先前的小说还不曾用过这样的写法，在当年的文坛上也很少有人这样写过。

主要用对话来推进情节困难很多，而艺术正是克服困难，鲁迅在这里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典小说家几乎全用分析的方法展开故事，到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开始有人尝试着主要用对话来推动情节。英国著名小说家兼理论家伊丽莎白?鲍温（Elizabath Bowen 1899～1973）曾经谈到过这一点，她写道：“如何使读者不断看到人物继续表演，参加活动，并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或者通过分析，或者通过对话。分析法是过去一贯使用的方法……作者走进书中来，进行干预，对他笔下的人物的行动进行解释，自己出头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大约三十年之前，作者普遍使用的是分析性的表现法。这种方法多少给人以模糊、迟缓的感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另一种表现手法终于冲破了这种絮絮不休的分析法的迷雾，这就是明快、锐利，近于争吵般的对话表现法。年轻的海明威是当时这种表现法的伟大的代表人物”（《小说家的技巧》，傅惟慈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鲁迅不但是首先采用此法的中国作家，而且比海明威（1899～1962）青年时代诸作更为纯熟。海明威早年的作品几乎全写打鱼、狩猎、斗牛、拳击之类，其优秀的作品问世较晚，如《战地钟声》（1940年）、《老人与海》（1952年），都已在鲁迅身后了。

《离婚》显示了炉火纯青的讽刺艺术。鲁迅先前的作品中讽刺往往只涉及部分人物，命意也较为明显，如《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离婚》则对其中的全部人物一概予以讽刺，这里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更不必说英雄人物了。即使是作品中偶一露面的很次要的人物，例如受到爱姑驳斥的八三、信口开河的胖子汪得贵、哼佛号的两个女人、瘪得像臭虫似的少爷、七大人手下像木棍的仆人等等，在鲁迅笔下都显得那样丑恶、荒谬、不堪。鲁迅的行文婉而多讽，往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即以老、小畜生为例，作品中写道——

（爱姑）便偷空向四处一望，只见她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虽只一瞥，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了。

他们忙“离婚”实在忙得很辛苦。在慰老爷家的客厅里，老、小畜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只有小畜生在形势危急之际向七大人告发了几句爱姑的劣迹，也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到最后，红绿帖互换了，洋钱也数清楚了，慰老爷宣布“事情是圆功了”，又说要请大家喝酒，实际是宣布送客，于是——

“谢谢慰老爷。我们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庄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这里将施、庄二家合写，表现的是他们这些一丘之貉在办妥“离婚”之后如释重负的欣慰之感，写得实在很是含蓄有味。讽刺无须锋芒毕露。“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至今仍然大有可以借鉴之处。

　　(作者系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