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方士为了解释《参同契》，画过大量的图形，如《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图》、《三五归一图》、《地承天气图》、《月受日光图》、《乾坤坎离图》、〈天地日月图〉、〈屯蒙二卦反对一升一降图》、《既济未济反对一升一降图》、《金丹鼎器药物万殊一本之图》、《六十四卦相生图》、《易外别传先天六十四卦直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大还契秘图》（其中包括《三十辐共一毂图》）、《采真铅汞图》、《六通图》、《阴阳交映图》、《埏植图》、《炉廓图》、《神室图》、《周易七十二候图》、《胞胎证混元图》、《鸡子石英证含光图》、《瑾瑜证神室图》、《还丹五行功论图》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简易的，就是“太极图”。（见图8）
（一）此图将《参同契》上所说的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九宫、八卦、鼎器、药物、火候全部概括起来了。
两边白黑回互，白色象征阳，黑色象征阴，阴阳不相离，阴中含阳，阳中含阴。按照《参同契》的体系，所谓“阴”实际上指阴中含阳，阳并没有消失，只是潜藏起来了。《参同契》说；“午为蕤宾，阴为主人”，其密义是说，在午时开始以后，阴为主而阳为客，阴气逐渐上升为统治方面，阳气逐渐下降为被统治方面，到亥时而阴极盛，阳极微；所谓“阳”实际上指阳中含阴，阴也没有消失，只是潜藏起来了。《参同契》说：“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微疾，立表微刚，黄锺建子，兆乃滋彰”，其密义是，在子时开始以后，阳为主，而阴为客，阳气逐渐上升为统治方面，阴气下降为被统治方面，到巳时而阳极盛，阴极微。
在《参同契》中以坎
（二）此图标明了八卦与方位（“场”）说明丹家进退行持的火候。阴盛极于北，震
加上辅助线，更可以清楚地看到：震
清胡渭《易图明辨》载：
“或问朱子谓希夷之学源出《参同契》，何以知其然、乎？曰：即其阴阳盛衰之数，以推晦朔弦望之气而知其理有合符节者矣。阳气生于东北而盛于正南，震离兑乾在焉，即望前三候，阳息阴消之月象也；阴气生于西南而盛于正北，巽坎艮坤在焉，即望后三候，阴息阳消之月象也。阴极于北而阳起薄之，阴避阳，故回入中宫而黑中复有一点之白，阳极于南而阴来迎之，阳避阴，故回入中宫，而白中复有一点之黑，盖望夕月东日西，坎离易位，其黑中白点，即是阳光，白中黑点，即是阴魄。东西正对，交注于中，此二用之所以纳戊己也。举《参同》千言万语之元妙，而括之以一图，微而著，约而赅，丹家安得不私之为秘宝，而肯轻出示人耶？”
又载：“自种放之后，儒者受此图，皆有所变通恢廓，而非复希夷之旧，唯蜀之隐者，得其本真，私相授受，以为丹家之要诀，篾叟酱翁之徒是也，故虽朱子之博洽，亦不得见，而必属季通入峡求之，盖即酷爱《参同契》之意。”
根据以上的材料，此图的授受源流及其与《参同契》的关系是十分明白的，另外有三点必须提出。
①此图虽然简要精微，但仅仅是一个平面示意图而已，能量流在人身实际运转情况是很难画出来的，故《参同契》说：“道（丹）之形象，真一难图”，又说“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一再说明这一点。其次《参同契》还打过一些直观的比喻，如‘状如鸡子（鸡蛋），白黑相扶”，“旁有垣阙，状如蓬壶”等，其实，这些比喻也同样不能描绘出实际运转的情况，因为极细微的无形的能量流运转的空间方位与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的空间方位是大不相同的，而且有幽显弛张，升降出入，上下左右的变化和“场”的转换。
②此图把运转的全部情况（时间、方位、消长变化等）．都画出来了，实际上，在一定的时间，只体现为一种情况，而情况又是不断在变化的。
③只有真正通晓《参同契》的全部内容，并有切身体验的人如陈抟，才能画出这样的“太极图”，但是如果看了这个图而没有切身的体验是不可能理解它的涵义的。因此这个图只能在具体实验中作参照，而不是一个讲解和争辩的对象。宋明以来，为数不少的人，引经据典，议论纷纷，多为瞎子摸象之谈，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此情恍忽似之。
方士们为了学习《参同契》而作的“易图”甚多，本来这些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其中有一部分流传到人间，主要有三个渠道：其一是由华山希夷先生陈抟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康节（邵雍），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等。其二是由陈希夷传到西蜀隐者，再由朱熹派蔡季通到四川购买得来，传播出去的，包括“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其三是陈希夷居华山时，曾以无极图刻石，其后辗转传至周敦颐之手，略加改易，并作《太极图说》以己意进行解释。
朱熹作《周易本义》时，蔡季通将这些图的一部分，列于《周易》之前。鲍威特（Bouvet）由北京带到欧洲，送到莱布尼兹手中的，正是这些图中的两个。
朱熹和蔡季通把这些图列于《周易本义》之上，但他们自己对这些图的内在涵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这一点，朱熹的态度是诚实的。朱熹曾经说过：“眼前见得了了如此，但无下手处。”又说：“今始识头绪，未得其作料孔穴。”对于《参同契》的钻研，朱熹异常勤奋，“庆元丁巳，蔡季通编置道州，将别，留宿寒泉，〔朱熹〕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明年季通卒，〔朱熹〕又得所谓策数之法，恨不得与季通讲之。”又二年，朱熹就离开了人世。（以上材料，均见朱熹注《参同契考异》赞序附注）
又，朱熹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说：
“予顷年经行顺昌，憇筼筜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之语于壁间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庆元丁巳八月七日（时朱熹年六十八岁），再过其处，旧题固不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
从上面这一段话，可见朱熹学而未成的惆怅心情。
宋朝的俞琰对这一体系是学习有心得的一个，在他所著的《易外别传序》中说：
“《易外别传》者，先天圆环中之秘，魏伯阳《参同契》之学也，人生天地间，首乾腹坤，呼日吸月，与天地同一阴阳，易以道阴阳，故伯阳借易以明其说，大要不出先天一图。图之妙在乎终坤始复，循环无穷，其至妙则又在乎坤复之交，一动一静之间，愚尝学此矣，偏阅云复，略晓其一二，忽遇隐者，授以读易之法，乃尽得环中之秘。”又书其后说：“尝慨乎世所传丹家之书，廋词隐语，使览者无罅缝可人，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长叹，如蔡季通、袁机仲，尝与朱子共订正《参同契》矣，虽能考其字义，然不得其嫡传，未免臆度而已。”
这一段话，明确地说明了莱布尼兹所获得的两个图的来历，以及朱熹、蔡季通和袁机仲对这个体系的臆度和错解。
朱熹钻研《参同契》考订文字，写出心得体会，并且坦率说明自己没有读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根据明史：“洪武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从此以后，徽国文公朱夫子在学术上处于独尊的地位，士大夫都必须出入是门，对朱熹的错误之点很少人敢加以轻议，因而连同朱熹注《参同契》的某些错误或片面之点，也随之广泛流传。通观朱熹所注的《参同契考异》，就文字的考订而言，错误是微小的，而后果却很严重。因为《参同契》的体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就是在理解中不能有任何差错。好比开自来水龙头，通则全通，闭则全闭；也好比解数学题目，对则全对，错则全非。一有毫厘之差，即成千里之谬。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这种情形，从朱元璋独尊朱注以后，持续了大约五百多年之久，其间虽有独醒之人，终输萧艾之密，以致与《参同契》体系相联系的各个领域，长期呈现出兰芷锄芟，芳荃零落的景象。
读史至此，不免悲金悼玉，感慨系之，因而成绝句一首。
三卷《参同》万古传，
星回斗转月团圆，
朱熹注后芳菲歇，
错解丹经五百年。
当然朱熹本人念不到此，他也不可能预计到后来的发展，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在百年后会处于徽国文公的独尊地位，这种情况是由各种历史因素的加减乘除所造成的。
在这里有必要着重提一提清朝的变化。在清代康熙朝，《参同契》这个体系，由于有朱熹作注，仍然以上游处之，而朱熹在此书注释中的毫厘千里之差，则通过康熙的大学士李光地之手渗透到《性理精义》这一类钦定的书籍之中，这些书反转来又影响到对《参同契》体系的本来面目的理解。
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四库全书》的编者，根据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先天易图》与孔子学派无关。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有事实作依据的，然而他们却因此对《参同契》这个体系攻击不遗余力，认为这是“陈抟以后，牵异学以乱圣经”，这是“以方士之说，淆羲文周孔之大训”（以上引文均见《四库全书总目》）， “以周孔为不足学而更问庖羲，甚矣异端之为害也，不可以不辟”，“学者不鸣鼓而攻，必非圣人之徒”（以上引文均见清惠栋《易汉学》卷八，113页），而当时的一些汉学家对宋儒的批判，其焦点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其中有许多议论，表面上是评宋儒，实质上是批《参同契》；另外有许多议论，则是由于攻击《参同契》而兼及宋儒。总之，其矛头都是指向《参同契》的，其目的都是要鸣鼓而攻之，将《参同契》的体系从孔子的庙堂里驱逐出去。
就《参同契》体系本身而论，她本来就高卧在华山之顶，与世无争。人的身体就是她的殿堂，她不需要任何用凡人的手建立起来的庙宇，能量流的运行无所不在，她不需要任何朝拜圣地的香客；她知道世界上有些人对她不了解，只好带着悲悯的心情，拂掉脚上的灰尘，说一声再见；她知道“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规律，也知道 “花落春仍在”的定理，独立在紫云深处，含情凝睇，等待着“似曾相识燕归来”。
可是回头下看人间的历史，则从此以后，读书的士大夫，钳口结舌，不谈此道。在唐宋时，学者们对《参同契》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以至于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朱熹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在康熙时，只要翻开康熙本人自编的《数理精蕴》，其中从《参同契》推衍出来的图象，尚显赫地居于首章，且推崇为乘除加减之源，尽管隐藏了他的渊源所自。在乾隆后，则《参同契》体系被视为“异端”，划作“禁区”，以免“乱彝伦攸叙之经” （纪晓岚如此，其他人更不足论），因而这个体系，也就渐渐地很少有人问津。
辛亥以后，一九四九年以前，动乱相乘，干戈不息，从此《参同契》这个体系就从绝大部分上层知识界的记忆中消失。
然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尚护花”。《参同契》这个体系却因此与处于中国这颗大树的根部的最下层的人最接近，而她的一部分精英则保留在中国医学这一个伟大的宝库之内，救死扶伤，忍辱负重，“年移代革”，“慈惠无穷”（唐王冰《内经序言》中语），而不为人所知，当然，她也不求人知。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以事实表明：鲍威特在北京时，正值清朝初期，这时对《参同契》的批判，还只在少数上层知识界中进行，尚不为世人所知。因此，他只知道《周易本义》上的图形排列，而不知其他。故这个真正有价值的图象才能随鲍威特之船，到莱布尼兹之手。李约瑟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很幸运的机会（见该书英文本第二卷342页）李氏的这一判断，是具有卓识的。不过还有一点，可能没有注意到：莱布尼兹获得这些图，固然很幸运，但他的更大的幸运，却在于认识中国字不很多，决不可能达到读懂中国的《易经》及其注疏的程度，而只能反复玩索和推敲这两个图象，“于羲皇心地上驰骋，而不于周孔脚迹下盘旋”（陈希夷语），且不会受某些误注的蒙蔽，故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从而变通恢廓，别开生面，自铸伟词，显标新学，成为世界科技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而莱布尼兹的不幸之处，却似乎也在于识中国字不很多，对于这两个图的另一些奥义，似乎尚未完全领悟，这一点，下面再谈。
综上所述，李约瑟博士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朱熹，这是尚待商榷的一个论点。
诚然，朱熹对《参同契》体系的价值是知道的。他酷爱《参同契》，派他的朋友蔡季通去寻求《参同契》的图象，不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难。托名“空同道士”，又号“云台真逸”，而与陆象山的信，竟自称“希夷直下诸孙”，足见他的向往之诚；学而未成，临歧怅惘。直到晚年，仍与蔡季通讨论，终夕不寐，足见他的钻研之苦。虽然他“有志不就”，对于此道没有真正通晓，而且一差百错，有误后人，但朱熹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先天易图》置于《周易》之前的人，起了重要的传播火种的作用。否则，这些《易图》将长期高卧在中国华山之顶或隐没在四川的烟云飘渺之中。远在欧洲的莱布尼兹是不可能见到这些图象的。
唐朝的草圣张旭有诗说：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究竟谁是这一个体系的真正创始人，谁是真正从天上盗火到人间来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严肃认真的科技史作者尚需作进一步的寻觅。
最后，还有一个远远比历史的考证更为重要得多的问题。在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中所说的那个《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在中文原名为《伏素六十四卦方位图》。在英文中“Arrangement”的意思是“排列”，与中文“方位”这个字的意义相差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根据本文前面第四部分《〈参同契〉象征性符号释密》的分析，“方位” 这个词实相当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场”（ field）。
当时莱布尼兹是否认识“方位”这个词，鲍威特和他究竟怎样翻译这两个字的，我们不得而知。根据李约瑟博士提供的材料判断：莱布尼兹确实是从这个图的排列（Arrangement）中悟出二进位制的，但完全没有反映出莱布尼兹对于此图中的“场”的观念有任何理解。
人所共知，爱因斯坦在人间的旅程是以对“罗盘” 的惊讶为起点而以“场论”为终点的。在这条路上，尽管攀折了许多奇花异果，实际上都是一些副产品，他所寻求的真正的最后的目标是“场论”。爱因斯坦在一九五五年去见上帝以前，不是正在努力钻研“统一场论”而没有成功吗？
莱布尼兹从《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看出了数字排列的意义，和其中体现的二进位制原理。爱因斯坦生在德国，沐浴过莱布尼兹的智慧的光辉，不知道他有机会亲见此图否？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注意到这个图中所体现的 “场’与“数”的关系。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更不知道是否有继莱布尼兹和爱因斯坦而起的英材特达能够从这个图中看出更多的东西？这也许正是李约瑟博士从三十年代开始，历时将近半个世纪，一直不断深入寻求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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