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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开放,艾滋病发病率升高:保持健康这几点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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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约有170万新发艾滋病感染者,69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其实,这个日子更应该被称为“艾滋病患者关爱日”,因为这是一个被歧视、被忽略、被误解很深的群体。


当一个人被贴上“艾滋病”患者的标签时,他的人生似乎就全完了。他可能会失去一切:失去所有的社会关系,失去工作机会,最终可能会失去生命。
 
不过,最近《新京报》记者与两个HIV携带者分别相处了一天,发现他们迎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来自农村的小刚在被查出感染HIV之后,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后来自己染病的消息被父母得知后,原以为父母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没想到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臭骂,这背后是家人深深地耻辱感与愤怒,是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丢了全家人的脸。
 
做完检查后的第二年小刚第一次回到家乡,结果被亲戚们当怪物一样嘲弄,父亲更是用竹竿把自己痛打了一顿,连竹竿都碎成渣了。
 
小刚万念俱灰,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活下去。在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父母也从未打过电话。即便这样,小刚的父母仍然想为了自己的面子逼迫他赶快结婚生子,这让小刚完全无法接受,他不想再祸害别人。

 
但同样感染HIV的松鼠哥则幸运的多。他说:对我来说,感染HIV不算是一件坏事。起初他并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人,只想一个人扛下来。
 
没想到他周围的人都充满了善意。感染后他第一个告诉的是房东,房东没有歧视他,反而一个劲地开导他,还开车送他去医院复查;在医院他遇到了善解人意的医生;朋友也没有因此而疏远他。
 
最让他感动的是,妈妈和继父在经历最初的情绪崩塌后,反而给了他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反而努力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其实,因为对艾滋病的过度污名化,以及艾滋病的高死亡率,会让不了解的人产生过度的恐惧。

这种恐惧情绪的蔓延,不仅让真正确诊的患者生存空间被挤压,还让那些并未确诊却怀疑自己染上HIV的人在忐忑中备受煎熬。他们所遭受的心灵痛苦,可能并不亚于HIV携带者。

 
 
某成功商务人士C去外地出差,发现酒店房间门下塞进了一张小卡片。出于好奇,他加了卡片上的微信。结果没有经受住诱惑,他那晚跟一个陌生的女性发生了性关系。
 
这次性体验他感觉非常不好,一方面,作为朋友、妻子眼中的模范丈夫,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既感到羞耻,又有些内疚,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这样的性行为很脏,身体上也有些不舒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手机推送的有关艾滋病的消息,突然有些担心,自己那一次的冲动行为会不会恐上了艾滋病?他立即预约了医院的性病科,做了抗体检测。检查结果拿到的那一刻,他长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是阴性,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晚上当妻子要求性生活时,他突然又心里一惊,这个检测的准确率是98%以上,万一自己是剩下的2%呢?不行,绝对不能。他找了个身体太累的理由给搪塞过去了。

 
第二天,他又换了一家医院,检测的结果仍是阴性。他觉得这下自己可以安心地去上班了。
 
可不知怎么的,每当他快忘记这件事时,就有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跳了出来。估计是他前段时间经常上网搜索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被网络记录了下来。每次看到艾滋病这三个字,他的内心就会被扰动,就开始有各种担心。
 
在那之后,他拒绝跟妻子过性生活,也很少去跟孩子亲近,在单位也总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这让他压力重重,焦虑不安。妻子甚至起了疑心,盘问他是否外面有人了,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
 
他能做的好像只剩下再去医院检查,再次听到医生跟他宣布“检查结果是阴性,你没事”。
 
恐艾也是病
 
其实,像C先生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不断地去医院检查,不断地确认,让自己长时间处在一种高度焦虑中,这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进一步会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比如尽量减少与人接触,害怕上班,直至完全将自我封闭起来。
 
恐艾其实与临床上的焦虑症、疑病症、强迫症等疾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他总是害怕传染给家人,将灾难扩大化,想像未来自己会多么凄惨,可能会被亲人抛弃,前途一片灰暗,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让他极其焦虑。
 
其次,经过多次检查,虽然结果是阴性,但是他总能找到其中的漏洞,他总能找到那个“万一”,也就是内心的怀疑始终无法打消。

这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一旦遇到有关艾滋病信息的侵袭,就会再次勾起他的怀疑。
 
另外,因为不断重复检测,确认,再次怀疑,周而复始,让他感到极其痛苦。在理智上他也会认为医生说的很对,肯定没有问题,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应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猜疑,不去做检查。

强迫与反强迫两股力量就这样不断交替,让他无法自拔。
 
所以,假如像C先生这样有了上面的困扰,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心理服务了。


恐艾形成的因素
 
1、社会文化因素
 
据统计,艾滋病是死亡率位居第一的传染病,而且至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无法获得拯救生命的治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近32万青少年儿童感染艾滋病,其中有11万死亡。也就是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的青少年感染HIV
 
高死亡率,低龄化,再加上性获得更加容易,让染病与死亡的机率都大大增加。

同时,因为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这会激活文化中对性的羞耻感,以及人们的死亡焦虑,这直接导致了人们谈“艾”色变。
 
2、家庭环境因素
 
其实大多数有过无保护性行为的人并不会出现恐艾的情况,每个人对此的反应不同,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家庭养育环境的不同。
 
通常在家族中有过精神障碍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是恐惧焦虑的易感人群。


另外,假如父母在早年的养育过程中,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满足,孩子未跟父母形成安全的依恋,或者父母总是告诉孩子“外面的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孩子就很难建立起对他人以及对世界的安全感。某个生活事件,也就可能成为了安全感崩塌的诱因。
 
当然,假如父母自身的安全感不足,也会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孩子,他们会对孩子有诸多的限制,孩子害怕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未知的部分越多,也就越恐惧。
 
3、行为因素
 
艾滋病大多数是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的,而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性的获得变得更容易,但婚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与多个性伴侣发生关系的行为也有所增加,这会让染病的机率大大增加。

摆脱艾滋病恐惧,
让每个人都能在阳光下有尊严地活着
 
无知会放大恐惧。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当我们掌握了它的病理,对它有更科学的认识,就会更有掌控感,那么,恐慌的极别就会降低。
 
每年的艾滋病日,把大众的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个疾病本身,也是一次向全民科普的机会。
 
当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些人时,当我们可以尝试去看见每个生命背后的痛苦与挣扎时,我们也许能更接纳包容这个群体。
 
他们只不过是得了一种强度不高的传染病而已,他们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也想有尊严地活着。一个宽容的社会,是让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

 
当然,除了全社会的包容之外,艾滋病或者恐艾人群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匿名自助群体,类似于美国的戒酒互助协会,在群体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这样,一方面可以去积极地治疗,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去为社会做些贡献,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让尊重与包容,从我们自身做起。


编辑 | 王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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