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的医学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登了芝加哥大学的Katherine Baicker和哈佛大学的Amitabh Chandra联合撰写的“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康复·生命新知》采编总监肖飞教授对此进行了评论“从循证医学到循证施策”，刊登于本刊8月刊。而其实早在2014年，他就提出了相关观点-“循证施政”。
下面就是“循证施政”这篇文章啦！
从以个人经验为思路的随意型临床诊治，到以研究证据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是20世纪临床医学领域的最大进步。循证医学是基于可获得的科学证据，结合医生个人的经验及判断，制定及实施符合病人价值的诊疗方案。其中，科学证据源自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又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选取，包括：个案报道、病例串报告、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研究、荟萃分析等，以及研究过程的控制，包括：试验设计、实施、总结、应用。但最关键的要点之一，就是认识到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
不论是新药、新的治疗方法，还是新的检验手段，在论证他们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时，研究者均不应事先确定结果，而应以不确定性作为前提假设，等待研究结果的产出。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临床均势或科学研究的“等同效应”（equipoise）。
医学曾经是等级森严的“王朝”。经验医学时代，在回忆及分析了以往经历的病例后，高年资医生往往根据自己的直觉，做出最终的决断，因没有平行的对比，无法挑战及评判方案的合理性或有效性。
现代循证医学打破了经验权威，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为的随意及偏差，降低了对病人的伤害率。
现代社会学仍处于医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政策的制定多基于片面的证据，依据经验的判断，怀着美好的初衷，想当然地制定及实施新的政策。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其实就是遵循回顾性的病例对照研究，这种研究往往时过境迁，偏差大、误导性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以突发事件为线索，制定或改变政策，这同个案报道或病例串观察相似，偶然性极高，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将政策于小范围内试点，应该符合干预性研究，但由于政策的制定者们往往忽略不确定性，常常在研究开始时就得出了结论，并没有在选择样本上科学规划，过程也常常走过场。
现代的社会学决策体系多采用汇报制，领导拍脑门，一竿子杵到底；一些国家采取所谓“民主”的方式，通过少数议会成员辩论和大范围公民投票的方式，赞成或否决新政策的实施。前者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很快误入歧途，无抗衡力量纠正；而后者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效率低下，没有结果。另一些地方政府常常组织专家论证，以专家之口通过或否决政策的实施，而论证会上很少系统地循证。
因此，社会学应该积极地向医学学习，推动循证施政。首先要承认任何政策导致的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无论政策的初衷多么美好，其产生的效果需要实践的检验。特别是在改革时期，改革本身就是一系列试验。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伟人邓小平明确的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充分反映了他的智慧，坦诚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其次，制定者及执行者应该了解及掌握循证方法学的原则，以科学代替经验、情感、推断、权威及专制。同时，要了解循证医学的方法也有其先天的缺陷——离真实世界较远、昂贵、耗时，对于任期只有几年的政治家，要有耐心。要克服“必须做点什么”的心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见行为。
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有偏差，尽管代表性局限，常常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但包括随机对照研究在内的循证医学方法仍是最科学的。
真理往往埋在现象的深层，在我们无法寻找到真理的时候，应忠实地描述现象，并不断调整政策。实施科学的试点，就是采取“循证施政”，邓小平开放深圳，就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他坚信要变，但不设定结论，鼓励大胆尝试。他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就是提倡循证。如果不去循证，只有靠时间将一切浮沉洗刷，让真理浮现。
作者：肖飞
毕业于二军大、医学博士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客座教授、
《康复生命新知》杂志采编总监、上海市科技创业导师
苏州市抗炎免疫药物工程研究技术中心负责人
健身及马拉松执著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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