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本次论坛期间陈香美院士的专场问答：
向陈香美院士提问：
△ 中国工程院 陈香美院士
肖飞教授：陈院士，您说透析的病人在疫情期间没有被旁置和忽略。那么，其他的慢性肾病病人，下一次疫情的话，怎么样来避免被忽略呢？
陈香美院士：好，这个问题非常好。血液透析，就是尿毒症的患者，不透析就会死亡。但是其他的慢性肾脏病病人，确实被忽视了一些，因为门诊不能全面开放，患者也不能到北京来。所以，有一点就更体现出来了——智慧医疗。在智慧医疗里面，最重要的是慢性疾病的长期随访和人工智能的治疗，在这样急剧的疫情到来的时候，智慧医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的经验来看，因为疫情肆虐，病人不能够到医院来就诊，这是现实，比如武汉当地的很多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他不能到医院去。
我认为疾病的分类还是必须要分成传染病和非传染病，这样大的方向，当然在这下面，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但总的来讲，非传染性疾病将来在疫情肆虐的最紧急的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这次疫情来了以后，更加使我们思考的。
以前大家总觉得智慧医疗、人工智能是不是剥夺了医生的能力？以后医生就没用了，网上看病、云里开药。但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有偏差的。因为智慧医疗、人工智能，确实能帮助我们对疾病的风险和疾病的预后有一定的预测。当然预测准到什么程度？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建模型，不断地修正，这就需要大数据，所以说精准的大数据对临床来讲非常重要。慢病，包括慢性肾脏病的大数据我们虽然做了一些，但是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我今天为什么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赶来了呢？是因为肖飞，他每次做的《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都非常有前瞻性，对我们这些临床医生有用。因为我们临床医生是非常典型的，见到什么病人就治什么病，简单地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是肖飞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对现代科学和古老的、传统的临床医学的结合点有很多思考，也促进交叉，产生新的火花。近几年我越来越觉得，智慧医疗通过风险的、预后的预测，可以帮助病人。因为中国现在才有注册医生100多万，助理注册医生160万，所以加起来360万。虽然360万数量也很大，但是中国的病人没有完全按照三级诊疗。所以每天门诊量，一个医生一个上午就要60个病人，一天要坐那要看120个病人，这样的看病时间，如何能够看得精准呢？所以这就更需要大数据。
大数据我们现在都有，但如何精准、如何医学生物学分析？我们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做好了，我们才能更好地预测。另外，更好的是这种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给我们国家制定医疗保障政策，尤其医保。所以，随访非常重要。现在全国虽然有些大学科、大中心做了一些随访，甚至达上万例、几万例、几十万例，但中国的病人群体极大，糖尿病、慢性肾脏病1亿多，这么大的群体根本没有在做随访。别说是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随访，如果把其中1000多万随访起来，我们就好预测，也给政府提供什么时候应该给什么样的医保，应该保证到什么程度，包括医疗卫生改革建议。疫情来了，也就不用着急，好比说IgA肾病，这一年内预测疾病没有进展，就维持当前药物治疗就可以了。所以，疾病的慢病管理，好在哪呢？是手机上能够管理，病人可以自己管理。这点风湿免疫性疾病的这些专家做得更好。
肾脏病比较复杂一点，但也不是不可以做。病人自我管理要靠360万的执业和助理执业医生从疾病的治疗到健康管理这么大的跨度全做，那健康中国实现就很困难。如果要把慢病管理做好，长期的随访管理做好，那么不管什么疫情来了，你都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药物进行治疗，再配合智慧医疗，再配合一些处方去买药就可以了，因为有些药物不需要一定要到医院来开。
从这次疫情中，我也更重视了慢病的管理，我一个老的临床医生整个地转变了理念。我们医生当然是要以看病为主，但我们的理念必须改变。从疾病的治疗到健康管理，这是全链条的。如果只关注你到医院来看病，那永远看不完。
我多次提过建议，医生应该有一个医疗助理，靠他们去采取、抓取精准的数据。这次的疫情突如其来，要比当年的SARS要猛烈得多、肆虐的程度也更大，2020年2月份到3月初，整个北京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学科，除了急诊以外，虽然没有关门，但是执行值班制度，这种情况下慢病的病人等待多长时间呢？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现在美国也正在这样，他们的慢病怎么控制的？我也在思考，但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
△ 主持人 肖飞教授
肖飞教授：这是一个世界难题，谢谢陈院士。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有学术带头人，而且是一个思想的转变，叫paradigm shift。而且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从sick care到health care这个转变，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思维转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在座的几位都来回答，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计划，2030年要将本领域的慢性病减少1/3的死亡率，您有信心吗？陈院士？
陈香美院士：你这儿写的是50%，这是没有希望了。因为今年都2021年了，到2030年就有九年的时间，那是不太可能的。
有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提的目标是很高的，目标也是准确的，但是这个率的问题，我也对它有一些想法的。他把全球都要控制在1/3，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虽然同一种类型的疾病，在某些区域或某个层次达到什么水平，这还是有可能的。要把全球实现了，好比我们全国肾脏病死亡率九年的时间下降了1/3，就看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体系是怎么做？另外，我们医生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大的循证医学的证据，现在也都是用国外的循证医学证据来参照着执行。所以国家要对临床医学加大力度，我不敢说世界的问题，我们国家虽然临床研究跟以前比起来大有进步，也得到了很多高水平的证据，但是还远远不够。要是有了很多的循证医学证据，那降低1/3，我们作为临床医生还是有信心的。
嘉宾研讨
肖飞教授：杨教授，你觉得咱们风湿科领域能做到吗？
杨程德教授：目前来讲，我觉得风湿科领域做不到，为什么？还有九年时间，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或一类革命性的药物，这种革命性的药物会改变现在我们治疗风湿性疾病的模式，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大幅降低50%。按现在的我们手头上能用的药物，仅仅是在程序上、在理念上或者用药的方式上做改变，我觉得已经达到了相对极限，所以说改变不了50%。
肖飞教授：黄教授您觉得呢？您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吗？
黄安斌教授：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率应该还是要分层，看是什么病，比如说类风湿，致残率要达到降低5%，可能还有点希望对不对？死亡率可能难。
肖飞教授：沈教授，您从肝癌这个方面有这种信心吗？
沈锋教授：无论国际学术组织，还是国家政府的政策，当推出比如慢病的重大研究计划时，都要给一个率，比如说降低1/3，降低50%。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200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重大专项推出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陈院士那时是评委，推出的时候，国家卫生部一定要求肝癌的总体生存率下降12%，这是下达的目标。后来，有一天在办公室，几位前辈——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顾建人院士，好多院士都在一起商量，怎么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在临床上，生存率要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地域来判断，有很多影响因素。后来，几位老师们想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他们说“肝癌5年生存率，在部分单位下降12%”。后来，顾建人院士又提出来，“部分单位”卫生部听了要不开心，就换成了“主要单位”，“肝癌生存率在主要单位下降12%”。
△ 论坛现场
陈香美院士：后来在2017年，工程院让我参与重大传染病，我代表工程院向国务院提出来你们的最大成果是什么？最后我说，还是在“示范区域”，就是在你们研究的那个区域死亡率下降了多少。我们国家确实是乙肝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应该这样讲，40岁以下几乎看不到乙肝相关性肾脏损害的病人了，这是最大的成绩。以前病房里住院，可能10个病人里面有30%都是乙肝相关性肾炎，现在40岁以下几乎是没有了。因为从得了乙肝到肾脏损害要有十几年的时间，现在30岁以下，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对乙肝的防控，尤其出生婴儿的防控是做得最好的。
肖飞教授：这让我们非常兴奋，所以闻院士也非常欣慰，您一直推动我们国家乙肝的预防和治疗。
△ 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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