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创新中率先优化上海的环境条件，提升综合竞争力，服务于到2050年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
我们的通盘发展战略全局和前景，是要考虑从现在经过2020年的全面小康这个节点，连通“中国梦”，完成“三步走”，到2050年，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在2050年前瞻视角之下，考虑上海整体的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争取形成最有利的环境条件，支撑我们的几大中心综合竞争力提升，包括进一步保持和发扬一系列上海特色等各种要素；另一方面要与全国统一市场和全球市场充分互动，在互动中实现上海作为中国增长极的率先现代化发展。
二、过去30年内上海领跑全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城市标杆。未来30年、35年中，结合环境概念和上海发展空间，需要以全球城市概念或者国际化大都市概念来打造上海
可考虑一个参照：中国现在走到总量的世界第二，但美国作为老大走在前面这么多年，上个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占据头号强国位置，现在也会在很长时间段内还毫无疑义地继续保持前列位置，他有一个代表性的中心城市，就是纽约。中国已经到了总量第二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间，是不是就只有“东方纽约—上海”这么一个概念上的可比性？我印象里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的上海更多是在发展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后来中央在80年代后期给上海一些特定的支持政策，90年代小平南巡和浦东新区的建设启动，实际打开了上海发展的新阶段。从浦东建设到现在，20年过去以后，可以讲，上海发展过程中在全国沿海发达地区领跑，率先实现现代化方面，形成城市标杆地区的特点越来越有信心和气势了。而且和香港相比，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上海已经处在强势超越香港的过程中间。当然，金融中心这个概念之下，需有更综合性的追求，这个概念可能还得客观评价，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恐怕在一些具体的金融前沿领域上，跟香港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势头上我觉得这几年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上海这种强势的追赶，越来越让人可期待、增加着信心。以后按照全球城市概念或者国际化大都市概念来打造上海，国内其他区域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总体定位上来说，都不可能和上海简单对比这种大陆上各个城市中排第一的地位。这是可以设想和预见的。
比如，北京那边也有这些年特定的发展，但是最主要的“经济中心”这个概念上，在国内上海是当仁不让的，而且北京也不能简单对比。80年代初中央就非常明确要求（当时北京市总体规划文件中央给予批复），在北京放弃产业中心这个概念，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没有产业中心之说了。当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很有意思的现象，北京无论怎么表述其发展，毕竟又有了中关村概念。中关村概念，实际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高新产业的概念，潜台词是要在北京打造我们“中国的硅谷”。但放在通盘的产业发展“经济中心”上说，北京的结构跟上海就不是一回事。这样看下来，值得讨论的就是未来30年、35年中，结合环境的概念，再抓住一些特别通过主观努力方面可以打开和利用的空间，上海首先要坚定地做全中国的第一经济中心。我是从这个视角上试着从几个角度来做自己的观察，谈谈初步的感受。
三、上海总体的城市环境打造和提升，有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城镇区域建设有望加快并且精细化，但是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方面还有明显不足
上海总体城市环境的打造和提升，应该讲有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这些年全国城镇区域大家都在加快建设，而上海总体来说已经在通盘规划之下把升级渗透到很多细节上。各种功能区、某些大学校区、连接到的居民住宅与社区，所有这些感觉都是越来越精细化。当然，有些东西已形成的改变是没有办法的。比如我认为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说到建筑风格的高水准和协调方面，已经造成了原来粗放发展里的一些遗憾，这个没办法。但是再往后，可能会越做越像样了。但是我看，还是有一个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方面，上海必须抓住的优化取向和现实必要性。虽然现在是在进步，但是不仅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化大中心城市相比，在公交体系、宜居水平上仍存在明显差距，而且未来上海是不是还应该追求一点后发优势、后来居上？
四、通盘基础设施支撑方面，应该优化和细化，提升便利、宜居、生态和人文要素。新型城镇化以人为中心而且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综合环境打造方面，需把公共交通体系、相关的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作为重要任务，并且应将其对接到另外一个核心概念上：上海自贸区是在全国“一马当先”的现代化区域
前段时间我去过纽约，出乎意料，在前面若干年纽约市长主持之下，纽约的进步非常明显。一些脏乱差的因素得到了很好的改造，有很多的新规则，比如出租汽车，严格规定你从市区到机场无论远近，就是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改进，但在过去知道纽约有许多没规矩的情况之下，能这样做下来这是出乎意料的。进步就是落实到这些细节上。诸如此类，有很多国际经验。如果上海有了这些细节的考虑，回到整个通盘的基础设施的支撑方面，我们自己现在要提升城市生活便利程度，宜居程度，生态和人文的要素，是不是应该更有一个通盘的高水平的设想与规划？新型城镇化现在说到不光是以人为中心，不光是城乡一体化，还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上海旁边没有什么山，不能强求，但是有水，有我们过去的特色。这种综合的环境打造，我觉得最基础的，首先必须把公共交通体系、相关的所有的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看作一个不可回避的建设任务。这个建设任务，应该对接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对接到上海自贸区是在全国“一马当先”率先现代化区域的核心概念之上，可以认为这个概念代表上海以后率先发展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多是强调社会上直观的、以及背后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会带来口碑的发展空间。看得见、摸得着的种种优点，应该和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结合、融汇，应该是全国一流的“软环境”、“综合实力”，与此配套的是一流的基础硬件支撑和产业支撑。
五、借助自贸区先行先试，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下决心建成网状、立体化一流公共交通体系
我参加了市里的课题研究，就是自贸区概念给了上海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财税政策支持？中央有个基调，上海不要想搞政策洼地，更多是要下决心改革，在改革方面要可复制、率先带动。这个政治家给出的导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并不等于说这个发展过程中就什么政策的特定倾斜支持都没有了。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支持的。到我们自贸区，在有关部门调研、访谈之后，我有一个印象，觉得上海同志想到的空间还窄了一点。可能注意到中央说的，不能再搞政策洼地，也注意到现在更多实质性要求是我们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可复制，但实际上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区域必然需要合乎逻辑地配上一些政策支持。我问自贸区的一些同志，哪些地方现还感觉发展水平不够，可以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他们想来想去，说没有明显的短腿的地方。我是这么想，上海自己跟自己比，确实有很多进步，包括公共交通体系，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是如果按更高标准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设想借着这个自贸区核心概念、借着这个先行先试，我们心里有数，也积极争取特定政策支持来把与商贸、产业、金融、物流等相关的另外一些要素搞上去，给上海来一个通盘的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我觉得很有必要。
因为我心目中的公共交通体系，应该首先是轨道交通密度足够、四通八达，而且立体化地连通到各种社会生活场所。从中心区到周边要有包括过江隧道、地铁、城铁等的各类交通基础条件建设，浦东浦西应该由一个面积足够大、节点足够密的交通网络覆盖，有效缓解我们现在上下班高峰期动不动就拥堵的状态，不敢说未来绝对不拥堵，但一定要大大缓解。另外，网状的交通体系还要立体化，我观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东京，那里的立体化，可以说形成从轨道交通出来哪怕是残疾人，坐着轮椅，四通八达到立体化地下地上各层面的便利程度，都是高水平的设计与联通，想去一个酒吧、娱乐场所，还是去一个什么商场、理发店，都有全套连通的社会公共场所毛细血管式的通道。残疾人的盲道、标识、扶梯，不敢说完美无缺，但至少人家都想到了。已经立体化了东京的街道，一般的看，就是没有特别宽的道路，但是基本不堵车，不会出现严重拥堵。上海进一步往前看，好几十年的发展中，为什么不结合自贸区这样一个主牌，想得更加全面一点、胆子更大一点，不动声色地把整个基础设施，从公交体系开始，把立体化的、毛细血管化的通盘的体系来个提升，成为世界一流？
如果要提升，会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上海的机动车有没有可能以后就没有“最贵的铁皮”这个限制？为什么上海一定要使机动车牌成为最贵的铁皮？（上海最贵的铁皮这个机制，比北京好，北京现在还是不敢用经济手段，那里买机动车摇号已经是1/100以上的中签概率，前一段报道说升到1/40概率，已经是“轮盘赌”状态了，现在加倍再上去，不得已，弄成现在这种被动状态）上海如果放开设想，若干年以后，不管十年以后还是二十年以后，如果能在中心区和周边地区使立体化交通网四通八达、特别便捷的条件下，那时候如果放开让大家买机动车，境界就跟纽约一样了：纽约机动车保有率非常高，但是机动车仍可以随便买，在家庭成员来看主要是应急和周末往外开，一般不往中心区开，上班族是驾车停在中心区周边节点上的平价停车场内，转入轨道交通到达目的地。前提就是必须有看起来并不一定特别气派、但是真正特别管用的整个基础设施支撑的公共交通体系。
我看来看去，中国有一大批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没有别的公交发展道路可走，要下决心赶快建这种轨道交通网和实现它的立体化。怎么考虑相配套的机动车停车场？周边的节点上要后来居上，包括搞便捷的立体停车场。当然这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算起来资金量非常可观，但值得我们做多年，可以结合PPP机制创新调动社会资本来做。中国现在有一些“过剩产能”，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用起来，便不再是过剩，如果规划得好，用钢铁、用水泥这些产能，会支撑以后三五十年更快更好的发展。这是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而且追求后来居上的一个特定角度。从基础设施来看，便利、宜居、生态、人文，跟这些建设都有关。因为中心城市主要的通勤方式，必然是轨道交通，是最少污染、少烦恼、最有准时的可预期性，再加上周边节点的大型平价便利停车场，居民享受自己的机动车，选择住在更远的郊外，开20分钟到停车场进去再坐十几二十分钟的轨道交通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一天往返加在一起，一个小时出头，市民都可接受，这个出行不是就健康多了吗？但是相伴随的这些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投入，特别是这里面从规划到设计管理的水准，是一定要升级的。
六、上海产业发展：关注高新科技方面
上海产业升级这方面的想象空间，我觉得是有的。为什么不跟着自贸区这张牌，在这方面做个更像模像样的、能往前前瞻五十年、一百年的规划？当然这里面的重点，首先就是未来30-50年。
上海产业的发展，有原来的基础，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能都求走在前列。比如家电，上海已没有什么像样的家电品牌了。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有一个事我不太甘心，就是高新科技方面，上海有没有可能再想方设法争取往上冲？比较早北边有中关村，南边有上海张江，这些年好像听到的报道比较少，张江我感觉势头上似乎不那么令人振奋。倒是看到另外一些地方，比如武汉东湖，现在打造中国光谷，跟高科技、互联网时代要打通。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存在你追我赶的竞争，如果这种压力变动力用得好，还是可以促一促我们这边的。有没有可能更有意识地融合进来一个高新科技重要的产业成分？不说是“中国硅谷”，至少这方面应该有试探和开拓。这方面要再进一步调动相关的专家来打开眼界，再全面考虑一番。
北京80年代初放弃了产业中心概念，但现在还不得不打造一个“中国硅谷”式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心。北京20几个分散的、合在一起称为中关村管区的这些片区，这个中关村的概念，其实就是想打造中国硅谷。能不能如愿是一回事，还是值得努力。那么上海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应该说有其他很多地方不能简单比照的一些相对优势。这也是一个观察点。退一步说，上海哪怕不求高科技第一，但是争取以后在上海有分量的高新科技区，与以后的信息产业发展和上海早已经有的文教方面的优势，高校、研究机构的力量等，完全可以互动，当然也会和我们的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等都产生很好的互动关系。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强调一点雄心壮志。
七、总之，从总量、营商环境、自贸区、基础设施、互联网等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方面看，上海综合发展环境建设的一个粗线条的前景应落在一个动态优化的发展战略规划指导上
总之，我这些是讲了比较直率的想法，没有更多的调研和数据分析的依据。我试着简单小结一下。面对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既然说到要瞄准伟大民族复兴2050年现代化目标，现在还在赶超，到那个时候有可能在综合国力，不光是总量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至少营商环境的法治化、高标准方面，跟美国一比高下的时候，上海应以他的发展作出对全局的影响和贡献，这是从现在的自贸区概念这个主牌，联系到整个基础设施后来居上，产业活力和几大中心幅射力强劲，能不能设想，人们以后说，全世界这方面基础设施最被人称道的，已不是东京，不是纽约的某些区域，而是首先想到上海。再配合上我们有可能和互联网对应的高科技要素，现在已很明显的金融、物流等等当仁不让的这种领先地位，统统结合在一起，是最值得考虑的上海作为综合发展环境的一个粗线条的前景，这就需要落实在一个动态优化、可实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指导上。
问题：您怎么看待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关系理顺？
我简单呼应一下。您提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简要地说，我的理解就是1994年财税改革解决的问题，是把前面几十年，包括传统体制下探索的行政性分权走不通的问题，转到了靠经济性分权来走通这条道路上。这方面也是存在争议的。1994年是建立了跟小平南巡匹配的一个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框架，做了“经济性分权”的改革。现在的问题，从源头上梳理应该从政府事权开始理顺。十八届三中全会逻辑上是表现出来了。首先是合理事权，后面跟的才是税改和支出绩效。但是财税改革方案里，却把这个事权和相对应的理顺体制关系放在第三位，说了一些笼统的话。
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就是划清事权给出明细单的难度比较大。中央地方说事权合理化清晰化几十年，我们内部一直说，为什么不形成相对清晰的可操作的明细单？各级事权或支出责任到操作环节就是跟预算的收支科目对接的操作问题，设计一大套明细单，不就可以更清楚了吗？但现在主要难点我观察是两个，一个就是政治层面都不点破的，四中全会有一个比三中全会相对充分一点的涉及的司法管辖权。三中全会隐晦地说试行司法管辖权和行政区域适当脱离的改革，四中全会开始提出司法管辖权垂直这个概念。实际解决的什么问题？比如经济案件的司法审判权上看得很清楚，逻辑上不该给地方。楼部长的论证我认为是对的，就看浙江一个吴英案，无论审判涉及的利益关系是跨区域还是哪怕不跨区域，要建立司法方面的公信力，地方主持审判确实不顺。更合理的安排应该是一个司法的垂直系统，摆脱地方层面的所有利益纠葛和“瓜田李下”之嫌。但这个事情现在还说不到一起去，仅在试点。另外一个事情也有几十年说不到一起去的，是投资权。李克强总理明确说了，地方政府不要做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只关注公共职能，这应该算共识了，但这个意思几十年来始终就没有写入带有法规性质的文件中去。领导人说话可以，写不进去。1994年改革的时候业务部门说事权上投资权问题我们是知难而退了。本来以为这次预算法修订应该涉及，又是绕着走。现在的财税配套改革在90年代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逻辑上本应是从完善法规、理清事权开始往下理顺，但实际把事权和相关要理顺的东西放到财税改革排第三位作了笼统表述，前面是技术性的先解决，如预算管理改革的问题、税制改革的问题。实际这个排序就很尴尬。预算管理改革的内容很多，您说的税制改革，实际是要配合事权进一步合理化财权配置，现在已有一些要求营改增，看起来有利于专业化细分；中央把流转税更多按照现行体制拿走以后，跟着第二个改革就是把消费税让地方多拿一块来形成自己可以支配的替代财力。第三个就是12月1号开始的煤炭资源税改革，这涉及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真正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电力改革，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那么啃垄断硬骨头就有了示范样本，但是现在看起来，困难还不小。后边当然还有上海先行、重庆也试点的房地产税，充满争议，要加快立法。到现在为止，今年“两会”表态以后就没有说什么时候转到人大立法程序。我估计年底之前应该有交代。再就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现在是有要求，没有时间表。还有相对简单的费改税、环境税等等。被称为看得最明白、想得最明白、最先动作的财税改革里面，其实还有这么多的纠结。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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