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专家咨询联席会议第二次咨询会议
时间：2017年1月14日 14：00-17：30
地点：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会议中心·大宴会B厅
马秀红：我们下午继续开会，今天上午15个专家已经有7位专家发表了意见，也提出了建议，今天下午还有8位专家发言，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今天下午首先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贾康：谢谢马部长，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第二次参加咱们专家咨询联席会议。这次听了前面一些情况和各位专家发言以后，确实有很多想法。但是总的感觉还是觉得调研不够，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角度来说，自己还是有欠缺的，但还是努力在领会相关信息基础之上，探讨性的谈几点看法吧。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做研究，对于苏州开发创新综合试验这个特定的区域战略来看，我认为其实是体现国家层级的特定考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局里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布局。
我感觉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方面，总体上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思路来，我试着在这方面做一个初步的表述，即总体来说，是要在中央强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取向上“打开放牌，过改革关，搭创新台，促结构优”，有这么四个角度。
什么叫打开放牌？我的理解，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追求的是超常规发展战略。在最开始邓小平作“三步走”设计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苏州附近，一下子待了好几天，反复考虑和反复问当地的领导：翻一番，再翻一番有没有可能？之后，他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当时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超常规的发展结果。后来事实证明，前两步提前实现了。我作为研究者，对这个事情感触非常深。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时候，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课阶段，看到这样一个战略，实话实说也并不觉得有多大把握。当时还健在、但是已经身患重病的孙冶方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篇的文章，标题是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经济技术保证，是从经济学家角度配合这个决策做了一些论证，实话实说也并没有什么数量模型测算等等，主要是邓小平反复思考而认定的中国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能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凭借着这样一个统观全局的、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的综合判断，可能再加上一些直觉，认为总得有一个引领全盘发展的战略构想勾画出来。
以后我做研究过程中就反复回想，觉得不得不由衷佩服这个“三步走”战略规划设计——我们现在正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在第三步上的50年区间段，又确立了一个中间的节点目标，就是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还要配上力求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再形成2020年以后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劲，再对接到整个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按照这样一个大框架，我们苏州工业园区在其中已经明确定位为开发创新综合试验区，按此概念，是要在新的阶段上把进一步提炼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来带出后面的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这里面“开放发展”对于全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研究中经常说：“开放是倒逼改革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中国超常规发展过程中间，得开放风气之先的沿海是增长极区域，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是已成定局的增长极，而苏州工业园区在增长极里面，又是十分突出的增长极，它应该追求比超常规更上一个台阶的“超常规中的超常规”。这应该是一个我们战略构想层面的考虑，不是故意把它渲染起来，而是应该有的一个定位——总体上和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成为一个全局和长远视角结合在一起的定位。如果我们只是长三角增长极区域里面一般的组成部分，可能就没有达到中央的战略意图要求，一定是增长极区域里面突出的增长极，这才真正体现了这个“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战略设计的真实意图。
那么应特别注意与我们园区相伴随的比较优势，就是开放创新有一个弥足重视和珍惜的传统——比较早是说，苏州以自费改革搞了和新加坡结合的试验园区，中央不出钱而允许苏州做，这就体现了一种改革新时代开放创新的意识。开放格局之中和新加坡的合作，到现在实际上对接到整个全球市场的全面开放，这里面的比较优势传统，应该进一步发扬。利用这样一个基础继续打开放牌，我觉得就是要真心实意、义无反顾地在全面开放过程中间形成全球视野，在全面开放、全球视野后面跟着的，就是合作竞争——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大的基调，是承认现在有可能实现共赢式的发展，于合作竞争中间发展，合作竞争中间的和平崛起，是顺理成章的追求。
而这里所谓比较优势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从前面一段的中央决策信息里得到一个启发：美国人那边提出TPP，而我们这边正准备迎接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十八大后非常重要的会议，即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以后，要有新的一轮通盘顶层规划设计，正是等待三中全会召开、出文件的前夜，网上曝出的信息是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启动了上海自贸区。什么叫力排众议呢？报道是说，综合部门都不同意，说条件不具备，这样一个按照真正的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做负面清单管理，后面跟着还有政府正面清单、责任清单，听着原则很好，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现行已有法规与自贸区新规则形成的冲突怎么处理？现在讲的是法治，在这些法都没有调整情况下，一下子就亮出自贸区这个牌子，会有什么问题？听说综合部门就是这些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大道理管小道理”，当时克强总理拍桌子力排众议，就这么定了，一定要推出自贸区概念，后面跟着是中央北戴河会议传来的消息说，与自贸区相矛盾的所有现行法规都要让路，就是从上海先开始，等于说这就是局部的变法嘛。自贸区概念下的这个驱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开放造成的、开放倒逼着的，率先动作、非动不可。当时决策层是要考虑国内以后可能要适应TPP相关的前景，我们以后在国际合作竞争当中的话语权问题，作为规则制定者参与进去互动，这个制高点一定要赶快争取捷足先登。我观察就是这么一个考虑，当时在商务部内部有讨论会，我去参加了，上海同志过去到那个会议上说得比较直率：中央跟他们说清楚了，不要再想搞成一个政策洼地，而是要率先开放、改革，然后可复制，一轮一轮的复制，现在国内是推到第三轮了。
前一段时间说，特朗普要废了这个TPP，有人说这对中国是利好，我却不这么看。TPP本来倒逼着我们义无反顾开放来推进改革的攻坚克难。改革是太难了，没有点压力，大家都知道，如履薄冰同时就是步履维艰，很难实质性推进。有了开放逼着改，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优势，是一个有利条件。我自己感觉苏州工业园区在这方面作为“打开放牌”，就是在开放创新中应可以大张旗鼓地特别强调我们的前沿位置，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的最前沿的全面开放。我听马部长说到，前些年她在工作一线里的体会，我觉得像马部长这样的领导同志有非常明确的“全面开放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得到比较有效推进”的战略意识，具体到苏州工业园区工作中，我觉得这可列为第一条。
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的倒逼，我们很多攻坚克难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在取得共识的方面相对顺利一点？我们自己超常规发展里的超常规，是不是有可能更成气候？现在第二轮，第三轮自贸区跟进怎么样，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可认为我们无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自己的意识就是应该放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全面开放，与狼共舞，和平发展，这是基本思路和宽阔视野上必须有的一个战略思维。
“过改革关”，内容也是很实在的：咱们这几年已经积累了48项改革方面的亮点，这里面都有很实在的内容，中午听杨主任说到（也是我特别关心的），在我们这里“大部制”和“多规合一”都已经做得像模像样。我注意到在全国，有些地方政府层面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们园区是靠着管委会这个特定的体制，没有五套班子，另外允许你“特”，允许有一定的“试”，（现在一般人也不敢说邓小平那个“闯”字了），“试”中央是承认的，态度上是要继续允许地方先行先试，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具体看大部制，倒不是什么自己全新的探索，是中央早定的基调，就是“怎么做”的问题。横跨两届政府一直在说大部制改革，就是做不出什么特别像模像样的推进，只走了一点小碎步。在前一段时间似乎听到风声：国税地税之间要优化关系，马上想到说了多年的国税地税合并只是政治决心的问题，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结果后来看到的，主要就是走形式的优化两边的协调关系，不敢真的把国税地税并到一起。连国地税都不能合并，那么想想大部制改革还能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啊。
但是要看看其他的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他们走的路，早已经在这方面有实质性推进了。比如，韩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经济起飞的明显势头，也正是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那时候我去韩国考察就知道，我们去见财政部的官员，人家不叫财政部了，叫做规划与财政部，原来他们的计委（就是规划院）已经跟财政部并成一个大部了。那时候韩国社会上还很热闹，一方面是GDP高速增长，景气集聚提升；另外一方面是学潮不断，工人还闹罢工，动不动还上街形成群体事件，韩国不得不动用军警上街打催泪弹，以这种方式平息事态。他们也调侃地说，因为有这种需要，韩国形成了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催泪弹生产工艺——这种看起来很紊乱的情况下，靠这种方式做到基本不流血，去走过比现在“阵痛”特征更明显的那样一个混沌阶段。到后来，人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考验以后，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稳稳在高收入经济体里面坐定了。又比如法国，我们过去也知道，人家的财政部规模很大，但是全称叫做经济、产业与财政部，早就在大部制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像模像样的安排了。中国到目前为止，能设想这样的大部制改革吗？我们如果在中国宏观层面设想，在某些讨论会上已经说过的，能设想把发改委跟财政部合成一个部吗（有人调侃叫“发财部”）？，现在想都不要想，那么，但是地方的试验，我觉得就特别有价值了。
既然这个大方向没有人否认，其实并不是全新的设计——就是大家过去理论上、概念上、改革思路上都认同的东西，但谁做起来呢？那我看苏州工业园区做得就特别有价值。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特定情况下，很坚定地认准大部制改革，在大部制后面跟着几个口归在一起，加上其他部门，也就二十几个局委办，这后面“多规合一”就可以做得非常像模像样了：发改委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城乡建设部的城乡建设规划，国土资源部的国土开发规划，交通部的交通体系规划，环保部的环保规划，教育医疗等也都有它的规划，财政还有预算收支中期规划，这么多规划过去也都认认真真在做，就是缺少有机协调这个机制，九龙治水，非旱即涝，就是衔接不好。现在大部制后面跟着，顺理成章就是“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又是在咱们开放的比较优势后面，跟着这个“过改革关”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已经走到前沿位置。这个十分难能可贵，应该在这方面继续观察，十九大中央能有什么新的要求。
如果今年十九大文件出来以后，看这个框架相对更清楚以后，我的建议是咱们苏州工业园区领导层、决策层和相关部门，可以再好好讨论一下抓什么重点。也不可能全铺开、齐头并进，这个说实话做不到。突出重点，可以看在我们已经有的大部制、多规合一、规划先行这方面，还可以形成什么乘势继续发展中的超常规支持力量。
过改革关，实际上最后要走到“决定性成果”——中央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我们工业园区不用等2020年，十九大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们2018年就取得决定性成果是最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市场体系上面的上层建筑，如能够跟它匹配上，比较成型地打造出邓小平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在我们这里首先实现，那么解放生产力的效应，不光对本地区有莫大的意义，对全国的示范意义也将非常明显。这样一个前景，我是觉得很值得期待和争取吧。
后面跟着的苏州工业园区创新点，我注意到里面已有很多亮点，比如说国有资产分类管理，已说了多年了，实际上就是对接混合所有制怎么推进：少数领域里边的国有独资，就说不上混合，更多的领域里，其实混改是有空间有潜力的，就是一个一个企业法人，内部产权结构中把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都充分混起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包容性发展机制，使市场经济的潜力在这里面得到调动，这些我觉得在工业园区都大有可为。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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