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搭创新台”，我们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总结了有十条，其实还有其他的。咱们的领导和有关专家给出的数据（杨主任也专门说了一些数据的对比），看起来在很多创新指标上，在全国遥遥领先。但还有潜力，因为创新一旦成为势头，不用跟别的地方比，就应该乘势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比如说硅谷，他的指标一定比别的地方遥遥领先，但还在追求继续上台阶呢，没有必要等别人怎么跟上你，你就是要继续一鼓作气往前冲，这个潜力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就充分发挥到什么程度，这就是邓小平说的“第一生产力”，在某些增长上可先做充分的表现。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可以继续探讨的可做的文章？已经有了创新的气氛，创新的成果，指标看起来不错，有没有可能再凝聚一些有可能带来颠覆式创新的主攻点？这个我没有更多的调研，但是我注意到，有时候是突如其来就出现的现象。比如前几年没人能设想BAT这三家互联网公司现在这么辉煌，前几天的信息是腾讯市值超过了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大市值公司，早一点儿谁能想象呢？就在若干年前，马化腾想把他的QQ以100万人民币卖给别人，都没人接盘。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在国务院层面座谈的时候，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讲她搞的摩拜单车（mobike），是把城市区域已经有地方政府做出来的方便市民的单车以公司的方式来做，不像原来政府做的都是固定地点，这个摩拜车随便停，任何区域，你见到，扫码以后就可以骑，到了地点就扔在旁边。它的工艺是全铝的，不会担心风吹雨淋，出现什么锈迹斑斑的情况，已经考虑了很多的细节。这就是创新方面形成共享经济的一个新的案例，出现过去大家没有想到的一种新状态。由民间的公司，跟政府合作，就如虎添翼，既提供城镇区域清洁低碳的代步工具，又给宜居城市建设里增加一份亮点，顺应了大数据时代共享经济发展的潮流。
如果有了网约车，又还有单车方面的整个城镇区域的共享机制，这也是过去谁也想象不到的。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创新环境，有若干个案例的示范效应，会带出后面的创新文化，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就有可能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成气侯了。
“促结构优”，这就回到我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中国现在决策层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突出特征，就不是需求侧的总量问题，而是要面对复杂的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在实际处理的时候的挑战意味就非常明显。
比如说大家都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抓“三去一降一补”，这算是它的切入点，地方，企业，行业，都需要考虑自己怎么具体落实它。如果处理得不好，这个机制上是可能有偏差的。去年有关管理部门讲，去产能最突出三大行业是钢铁、煤炭和电解铝。去年一季度的时候，钢铁行业在困难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一下子有回暖兆头了，二三季度，回暖已成定局，再到了三季度以后，煤炭跟着回暖，而且来势迅猛，这当然似乎是去产能有效了（有关部门宣布去产能指标2016年是提前实现了），但它说的提前实现是什么呢，是由官员整个计算了钢铁、煤炭全国产能以后，认为要砍掉多少，是说这个砍掉的任务提前实现了。实际上的机制偏差是什么呢？是不是充分淘汰了所谓落后产能呢？很难讲，宣传上只讲过剩产能我认为是没有说到位的，因为这个产能过剩还是不过剩，它可以瞬间改变。
像北京地铁四号线，这是引入PPP加快建设的一个具体公共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北京公共交通体系动不动就半瘫痪，必须学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等城市那样，尽快建成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而四号线不得已在压力之下用了外资，这是PPP创新。现在十六号线已经明确，再次引进外资用PPP方式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新的机制，没有PPP签约，这个十六号线再拖多少年很难讲，现在签了约，马上启动项目建设，跟着一大批对钢材、建材、施工机械以及后面的投入品的订单就发出去了，这不是瞬间把原来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一下子转成有效产能了吗？中国真正实施去产能，不应是简单落在去“过剩产能”上，去过剩产能是表面的，应该落在一个行业里面高高低低排在一起，去最靠下的“落后产能”。过剩不过剩可以瞬间改变，而落后不落后呢？要靠对成规模的企业，政府用技术准入标准、环境准入标准衡量以后，认准哪些是确切无疑无可救药的落后产能，来关停并转，解决这部分成规模的企业中的问题，而剩下大量的、成千上万的中小微企业，政府就没这个本事了，一定要靠市场优胜劣汰，由政府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把落后产能挤掉，这本来是正路。但是去年间我们听到的问题是，靠行政指令压指标，靠官员自己去甄别，说这个指标压到这里，这个区域里面非完成不可，那谁算是去过剩产能的对象呢？往往就是捡软柿子捏，还说提前完成这个指标。
跟着，是相关行业回暖过程，是不是就猛了一点？到了煤炭行业，就来得更猛了。煤炭行业的情况还更带点荒唐意味，是说有关部门规定所有矿井生产不再按照接近365天连轴转的方式，强制要求一年只能开工276天，这是一个硬指标，行政命令，它是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的。365天分摊的那些固定成本，现在要摊到276天上去，是人为地行政性地压低了整个综合绩效水平，看起来控制了一部分产能，这里面落后产能和先进产能是一起被控制的。哪里是真正去了落后产能呢？限产而已，而且还带来副作用，把整个行业综合效益压低的同时，生产的安全系数也降低了：矿井中那个煤层气是要不断抽取的（我过去在煤矿工作过，我有体会，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要不断地抽气），只开工270多天，剩出来七、八十天怎么办。一线的管理者肯定说，那先停了抽风设备吧，但什么时候要复工，抽风抽得充分不充分？抽风不到位情况下，就使瓦斯爆炸等等矿难发生率提高，这个综合成本又会高到哪里去了呢！等等这些问题上，不尊重经济规律，就带点荒唐意味，我觉得这个就值得我们警醒。在促结构优化的角度上，一定要总结经验，尽可能充分地让市场起作用。当然我不是说苏州工业园区已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在有关管理部门指导思想上，看来还得进一步合理化认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间，怎么样促进结构优化的机制问题。
产业政策，技术性经济政策肯定要有，不应像张维迎教授所说的那样全盘否定，没那么简单，但是他抨击政府在这里面做，很容易出偏差，确实是有重要启示的。政府不是简单地说，这些产业政策设计对不对的问题，其实改革方向较容易认定，中央说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加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可能再加一个现代服务业，八到九个重点，方向上是很清楚的，产业政策设计上难度并不太大，关键是靠什么机制去执行。
比如像产业引导基金，在湖北已经设立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省财政出了400亿元，说得很清楚，这400亿母基金不许对项目，它只是放在这里，引导非政府主体进来以后，第一期2000亿的整个资金规模形成以后，以一批子基金去做市场化的运作，由面对市场的专业人士团队，他们去挑选项目，挑选项目后面，还要求个人以跟投的方式与基金运作捆绑在一起，这就是市场化机制了。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再形成杠杆式放大，这就是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一定要跟市场机制打通所应掌握的要领。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苏州工业园区可以考虑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之上，面对新一轮任务，来优化一些定制的方案，因为具体到我们园区碰到的结构优化、实施产业政策与技术经济政策问题，放在一起也算得上千头万绪，理性的供给侧管理的特点，就是定制化，并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套用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深信在苏州工业园区其实已有经验，在已经形成这么多亮点的基础上，一定力求有更好的发展。
我试着总结了这么四点，仅供各位参考，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马秀红：谢谢贾康所长，我觉得还是非常宏观的对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工业园区进行开放创新综合试验进行了一个内涵表述性的总结。当然是紧紧围绕着市场改革取向上以供给侧为中心来要打开放牌，过改革关，搭创新台，促结构优，然后他也注解了每一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国务院批准五个大的方面内容是非常多的，但是你总要有一个比较简洁的脉络进行阐述，贾所长提出来的这个应该供苏州工业园区再进行认真的研究，能够给他再梳理一下，而提出一个非常简洁的，但表述非常贴切的解释，就是对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
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是开放创新，所以一定要把开放放在首位。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提出来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现在因为是创新驱动化发展，把发展是创新驱动作为我们的中心战略，所以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把它要作为非常核心的理念来推进开放创新综合示范。
（全文完）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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