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这样一个概念，现在并没有非常严谨的量化标准，但是大家在定性上，还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如果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它首先要有国际性的影响力，一般都是大都市，而且往往带有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比如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法兰克福等等。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大家都认为它能够称得上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如果从学术上的评价，就是它有其城市品牌相当高的美誉度，而这种美誉度使它的消费活动相当繁荣，成为消费资源的聚集地。这可以说是一个最简要的定性的解说。至于说定量的研究，就得做更多的数据处理工作了——对这也可能见仁见智，如果有公认的指标来衡量，还得画一条界线，什么样的量值以上，称得上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他们的取舍就不太一样。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国家的要求是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指导基础较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平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展开培育建设，最后想达成若干能够立足国内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这还是一个双循环的概念，即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它可能就是要内在于双循环，面对一个内需一个外需。
贾康：对，这个认识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背景上必然需要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打造，而这里边要注重内循环为主体，显然这也就对应到现在国务院指导文件里所说的，我们本土要首先有这样五个城市作为培养建设的重点，首先考虑它们在这方面要发展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坐落在我们本土上的、在内循环背景之下要打造的类型化中心城市。记者：您能把这个题结合到双循环再多说两句吗？
贾康：双循环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之下，必然是国内经济生活中供需互动形成的循环，与国内与国外的供需互动形成的循环，两者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叫双循环。而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要求里面，最主要的新意，是强调内循环为主体。以内循环为主体，那就是本土上的供需互动，要更多体现在整个双循环中的主导地位上。这样的一个战略意图，当然可以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对接到中央政府现在在消费这个视角上所说的，我们本土要培育和打造若干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它所形成的消费的供需循环，是双循环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再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您理解的国内五城比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以及目标定位上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贾康：说目标定位，总体来说应该首先是讲共性。咱们前面已经讨论到的，要有国际性影响的大都市、中心城市的特征，要伴随着不仅是本土的人士，还有外面来的旅游者（具有旅游目的地的特征）参加的繁荣的消费活动，这方面都是有共性的，不能说排除其中的哪一个特征。至于城市品牌的较高美誉度，这也是一个共性的特征。至于说特色和不同之处，当然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相对优势，具有国情、文化背景、社会习惯等等方面的个性，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要说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个概念上，首先它强调的还是共性。记者：说到国内的五城跟国际上的消费中心城市比有哪些特点，是否从它培育打造的立意上，可能就不太一样。
贾康：在立意上我愿强调一下，这还是讲的共性，是基本一样的，首先得认识到有共性，所以它是一个有包容性的概念，所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能说有立意上多大的不同，立意上不同，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概念了。记者：国外那种消费中心城市，可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就形成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了，那么我们这种大型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会呈现哪些新的特点，以及它对于国内经济的带动力如何，对整个世界经济共同体有哪些有益的方面？贾康：你说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也被称为信息革命，带来的是数字化“新经济”，这是内在于全球化浪潮里的，也不能区分地说别人抓住这个，中国却可以不抓住这个。事实上美国的硅谷是引领新经济、数字经济潮流的，从硅谷开始的信息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潮中，我们是追赶人家、跟随着人家的创新潮流的，这仍然是共性。但是也有中国特色，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创新所形成的这些头部企业，所提供的有效供给，使我们现在的扫码支付，在外国人眼里看来，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从经济运行的草根层面，使供需便捷地沟通对接，也从而支持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支持了繁荣，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了。我们在追赶的过程中，要肯定我们有这样一些“后发优势”，并结合了“中国特色”的我们的一些创造。但是这些创造，现在还称不上是原创，像扫码支付的原创技术，是国外首先形成的，但我们拿来以后在中国场景之下的运用，就体现出有我们的成功之处，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全局的升级发展。那么以后中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当然就要继续在中国特色之下的“相对优势”上，把文章做好，但这绝对不是否定共性，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潮流，我们在这方面，一方面有进步，另外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短板和不足——包括在追赶的过程中间，我们现在碰到了互联网头部企业必须整改纠偏等等这样新的考验。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总体而言的前景，是汇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拥抱全球化”，“拥抱数字经济时代”追求共赢的升级过程。记者：我们以国际公认的消费中心城市为标杆，主要有哪些短板？差距在哪里？
贾康：一般讲，这个“公认”，即为大多数人、各国的人士，都觉得这个概念可接受。比如我举的几个例子：没有人会否认纽约、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等这种城市可以称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但如你要说到另一个，比如大家知道的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是开过冬奥会的地方，虽然它有知名度，但人们不会认为它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就是差异了。共识上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最基本的认定上来说，一般争议不大。我们现在讲跟他们的差距，具体分析，可以从至少以下的几个角度来看：第一，我觉得这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的一个必要特征，就是它的人气非常明显，即所谓中心城市特征里，首先要有相当成规模的消费者群体介入。在这个场景中，本土的人们居住、从业和享受生活，同时又包括着很多的旅游者动态地、不断地在城市区域里给它的人气加分。这样一方面是以它自己本身的规模和发达程度作为底盘，另外一方面，有它对外部人流的吸引力，对更广泛区域的和产业链、供应链配合呼应上的辐射力——，是以这些来支持着这个城市区域所形成的消费活动。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一些城市虽然也有“自己跟自己比”较为突出的一些高地，但是与我们大家都比较公认的这些国际上纽约、巴黎、伦敦等等城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北京的人口规模比纽约还大，但还只能说它是以大规模的人口以及有特殊的首都地位而形成的这样一个中国无可争议的中心城市，你如要说它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却在其他的一些特征方面，还是要逊色于我们大家公认的那种城市的。广州等地也有这样类似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北京、广州都是区域性的消费中心城市，这个大家可能容易接受，但你如说它们已经成为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有些人认为还是不太扎实，不够分量，所以国家层面才要求了“培养建设”。这种比较很重要，在消费的总规模数据上，可以比一比，但更重要的恐怕应是按人均消费、或者说总体的人次概念上的消费（因为还有很多旅游者加入进来）所形成的消费水平，以及这个消费水平里边要再加以考虑的一些质量因素。我们现在虽然还一下拿不出系统化的量化指标，但可以说，一般的判断上得要承认，我们的北京、广州，还比不上纽约，比不上伦敦。中国的社会成员这些年收入提高、消费意愿增长里边，从人们都盯着的名牌来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的消费者，要考虑跑到境外去购买这些名牌呢？到纽约，到伦敦，自然而然地很多消费者愿意在那边出手买名牌，而这跟不同地方整个消费场景里面的各种要素的综合，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北京、广州在这方面还得承认，实际价位上明显高过国外，所以竞争力上不行，近些年也仿照式地搞什么奥特莱斯等等，但是这些比人家，还有明显差距。海南有特殊政策，叫离岛免税，这方面它的人气在上升，但是它的其他一些因素放在一起考虑，很显然，还是无法跟纽约、巴黎等这样的城市相提并论。再有一个，在消费这方面，所谓人气因素的旁边，我们还得具体考虑这个区域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合在一起，人们的收入对于消费的支撑：消费主体需要于收入方面形成“有效需求”，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它成为一个前提条件，才能够实现消费。如果说大家愿意过好日子，这是普遍的人性，但是你手上如果没有“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那是空有欲望，而没有实现欲望的现实支付能力，也就无法变为实际形成的消费活动。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然是在经济的一定发达程度上面，达到了它那边的常住人口和所吸引来的外来流动人口，有比较稳固的收入水平支撑，而形成不断体现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这使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在现实生活中间进入交易，支持交易地的一种景气状态。这样等于说，一是要有人气因素，二是要有它于这个场景中间的收入支撑因素，还有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它在“有效供给”的方面，是利用它自己的城市品牌的美誉度和它的吸引力、辐射力，形成了不仅是本地、而且还有外地——全球化意义上来讲，是来自整个世界的在供给侧有可能形成的物流支撑。这样的有效供给，可以满足有效需求，这就是咱们说的“循环”概念了——供需之间能够对应上，而且不断地循环起来。像纽约、巴黎，他们除了有本城市提供的一些有效供给产品之外，实际上是把全世界很多的名牌供给都吸引到他们本土上面，形成了集散地，这种有效供给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我们中国的一些城市，如要努力把本地培养和发展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显然也必须形成这样一个面对全球的、有效的物流支撑着的有效供给水平。这样我觉得前面三个大的角度合在一起，对所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中央政府已对其这么重视，加以指导之下，还是合乎逻辑地对应到中国要推进现代化，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间，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基本的命题，来进一步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繁荣，也就会使这些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这些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九大非常明确指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处理这个社会矛盾，就是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所说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那么在现代化的大概念之下，从消费视角上来说，这些有重点意义、要培育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地方，就必须有一个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既承认国际上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些共性，又要结合自己的个性，来处理好相关的顶层规划问题。北京、广州肯定不能按一个模式套，要各有各自的差异性，要有合理的一套规划，而且这个规划应该是着眼长远，力求以后在基本框架、思路要领方面，不出大的错误的情况之下也承认还需做出必要的动态优化。比如这方面，在广州以后形成的综合性城市品牌里边，自己有什么消费特色，跟北京不能够简单强求一律，没有必要做这种一律性的要求。北京在自己的城市品牌效应之下，它的消费特色跟广州肯定会有一些区别。但是这些区别绝对不是说否定共性，综合的城市品牌美誉度，所伴随着的人类文明发展中间的消费文化，以及包括以后一定还会注意的理性消费、包容性的消费等等，都必须纳入这种建设过程。最基本的支持，还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从我们总体的生产力解放的底盘上，支撑在中国本土的一些重点区域，率先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记者：针对广州来说，它的供给侧，以及供需两方面，应该发挥哪些优势和特长？因为广州毕竟明代之后是开放门户最早的一个城市，一直是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它比较开放，又天高皇帝远，从古代开始就不受那么多束缚。
贾康：是的，广州的特色，咱们可以说它是比较早跟海洋文明对接的一个带有港口特征的区域，它虽然自己市内没有大港口，但它跟旁边的出海口、物流枢纽非常靠近，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在近现代过程中间，中国的南方，应该承认跟外部的要素流动，比北方热度更高，像很多的华侨，他们“走出去”又“带回来”的这些活动，更多发生在南部的沿海区域，广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口岸。再加上的是全球瞩目，广州及附近区域最初开埠以后所形成的物流（当然也有我们在历史上很纠结的外国人想打开中国外贸大门，但那时候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形成障碍，然后以鸦片来作为敲门砖，有了鸦片战争这样的冲突），这些东西综合在了一起。但总的发展来说，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广州所处的珠三角，是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区域，它在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促进自己本土的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繁荣过程中，消费的基础应该讲比中国其他一般的地方要更为优越，这就是“比较优势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把广州选为五市其中之一的最基本的客观原因。我们需要继续分析、认识和把握好广州自身的这些相对优势。比如说在消费文化这方面，广州是相对包容的，而且有自己很好的特色。消费最开始的第一个概念，“民以食为天”，广州的美食早已经有它的美誉度。但是你放在国际眼界里来看，香港这些年它的美食一般评价起来，和广州至少不相上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人还认为香港是很好地把粤菜这些传统在那里做了更好的提升。如要说到法国大餐，大家也觉得虽然套路不同，但至少跟广州的早茶、粤菜，是毫不逊色的一个高质量等级的标志，一说法国餐大家马上就想到那是美食。广州在这方面要继续用好已经有的基础，还要在这样一些特色上，保持共性取向的同时，个性上要升级发展，适当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广州的旅游，这些年应该讲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要说到以广州旅游跟巴黎旅游来相比，我们马上相形见绌，毕竟还达不到巴黎那样的旅游目的地水平。我们也不强求说一定要在这方面跟巴黎等并驾齐驱，但方向一定是要提高——广州在旅游目的地这方面要提高国际影响力，逻辑上是一定可以认定的。而且美食也好，旅游目的地也好，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就是有没有可能以后广州在市场建设这方面，更多借鉴国际经验，要在新供给经济学特别推崇的“守正出奇”这方面，做好定制化解决方案。我有一个印象，只是一个比喻：伦敦过去已经有很明显的全球知名度了，但是去欧洲的旅行者，特别是中国人，都知道到了那里，它的旅游信息里会介绍，在靠城市边缘的地方，有了一大片奥特莱斯。为什么要开发这么一片呢？还是考虑在已经有的发展基础上，要进一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把一些国际上声誉好的名牌产品集中到一个区域，形成规模效益，发挥聚集效应。广州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不是在这方面要借鉴类似这种经验呢？我认为显然是必要的。诸如此类，因为调研不够，我现在也说不了一个完整方案，但我认为广州一定要下决心，抓住中央给出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尽快形成一个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个规划一定要政府牵头，吸收借鉴所有的专家团队可能贡献的智慧，来尽快地形成一个规划先行的推进方案、行动方案，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零敲碎打着去做，让市场主体、企业集团、社会团体他们各自出些主意以后，分别试错式地去创新、去发展，不是说完全否定他们这样行动的意义，但绝对不能够适应现在说的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战略需要。顶层规划下面，也要对接自下而上的一些试错和探索，但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规划，罩着所有这些活动。记者：您觉得如何激活消费端？供给侧不用激活？
贾康：您说的这个问题，在表述上做个纠正：既然是双循环，供需两边的潜力都要激活。关于供给侧，我们在研究里也特别推崇供给创新可以引领消费，就是萨伊定律的合理内核：“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像在没有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之前，大家想不到还有这种层次的智能手机消费、这种用户体验，一旦进入市场，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感受到用户体验升级、消费升级的实际福利，这是供给创新带来的。当然对消费方面的潜力，要把它进一步发挥出来，但还是要注重把握为一个系统工程，要让老百姓有就业、有收入、有收入的提升，还有理性消费的引导，消费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所以供给端、需求端的潜力，都需要得到激活。记者：这个又可说到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问题，就是创新创业的这一块。在新经济新消费的模式下，广州如何更好更快跟上时代的步伐，优化提升相关业态？
贾康：您这里说的主题词是新经济，新经济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数字经济，数字化的生存和数字化的发展，那么就不限于广州本土已经提供的供给，它一定要面对全球。这方面我们也得承认，虽然广州前些年的发展应被人们所充分肯定，但广州本土似乎并没有像在深圳、在杭州形成了的那样若干数字经济平台总部，这方面的吸引力和辐射效应，我们不如深圳，不如杭州，当然也更不如美国硅谷带出来的那样一些全局影响力。但我们应该乘势在全球化情况之下，抓住广州的一些可能的增长点和机遇，要充分运用“拿来主义”这种方式，对接国际国内一些数字化经济发展高地上面的能动作用，把广州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地融合到这些高地所产生的新经济发展的互惠、共赢的潮流中间去。这其实是新经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新经济并不是说哪个头部企业的总部那个地方，决定了只有所在地受惠，它带来的这种受惠，从经济价值到社会价值的综合和上升，是迅速地可以跨越行政区划概念的。像“双11”，这样带着狂欢节式特征的促销，它一旦形成一个消费热潮，绝不只限于这几个点状的城市，而是全球人们可共同参与的。广州在这里边，可以在参与的过程中间提供自己什么独特的积极因素？这是我前面说到的顶层规划里要重点考虑的。可能我们无法面面俱到，什么都想争第一，但这里边能不能够抓住一些经过调研以后提出的试错与创新的重点，几个重点领域里如有一两个突破，可能带来的就是整个局面的改观。前些时候在媒体上已见报道说，山东那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叫曹县，这个地方电商非常活跃，结果就成了一个网红城市了。很多其他地方还愤愤不平，说你有什么特别，怎么一下就出了名了？大家就得想想这里头的道理，它也是对接新经济，各种因素合在一起，结果它率先成名。这些经验我们不是说拿来就套用，但是对我们都有启发。记者：还有抓住“双区”建设，中央说到广州和深圳的“双区”建设有重大机遇，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进一步增强连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与深圳在新高度上双城联动，比翼双飞。针对广州而言，如何为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贾康：这段话里边，我体会最主要的精神还是讲求广东和深圳间不要简单地、像有些人认为那样形成很多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消费繁荣带来整个局面的繁荣、以及数字经济的运用和创新带来一系列共赢的视角上来讲，广州和深圳现在更应该考虑优势互补，一体化式地来共同寻求共赢前景，这是非常有希望的。现在高铁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使人们的流动非常方便，其他资讯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以后如果说消费活动从旅游者这个角度来说，他去了深圳就有可能去广州，去了广州也可能就要去深圳，这些都是可以在优势互补和共赢的同时，形成一体化的相互促进、潜移默化的共同繁荣这样一个态势的。产业上面，可能以后在有效供给这个方面，珠三角会越来越多强调大家共有的产业集群对于消费的支撑力，广州和深圳当然也是这里边的两个高地，完全可以在共赢这方面，把文章做足。记者：如何充分发挥广东这种千年商都、商贸中心城市的优势，持续完善现代物流体系，高水平地能办好广交会、茶博会，提升全球资源高效配置的能力？
贾康：已经有的品牌效应显然是非常可贵的，广交会是咱们国家过去传统体制下就已经对外、于几十年间形成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效应还要进一步提升，这是非常正确的。物流一定是要有全球眼界。内循环为主体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按照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国本土上这些年要努力提供出一些新的支撑力，但同时也绝对不放弃密切跟踪世界市场，双循环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方案，我还是强调：如只说一样两样，只是举例而已，合在一起，一定应是个全套的通盘规划，我愿意把它称为“战略性的顶层规划”。什么是最适合广州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政府牵头一定要做的，而且现在应该是紧锣密鼓赶快做好。它要涉及一系列的要点，要把它理解为一个系统工程，一开始框架上可能会粗线条一些，有些能够精细的，则可以把它精细化下来，也得承认动态中间也可能要有调整，要有弹性调整的空间。记者：请再说一下北京吧。
贾康：北京首先是有首都这样一个特别的概念，别的城市跟它不可同日而语。但首都对于消费繁荣如何形成特别的支撑效应，那就得具体分析、具体设计。国际经验里边，并不是特别强调首都概念，比如美国的首都就是个特别行政区——华盛顿特区。但英国它就不一样了，伦敦就把首都跟它的消费中心城市合为一体了。北京可能在这方面，就得更多地借鉴英国的经验，当然还要有自己的独特设计。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总结一下，对于国家试点五个城市，先行先试，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您对这个事情整体持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贾康：总的观点还是应把它放入对于贯彻中央要求构建发展新格局、双循环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的背景中，内在逻辑还是一定要强调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央强调我们现在需克服社会主要矛盾，要特别注重结构优化，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怎样以制度创新带出我们总体的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等，打开潜力空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逻辑。这里边的一些“硬骨头”就得啃下来。硬骨头是什么呢？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让所有的社会主体有稳定的发展环境方面的安全感，对未来有希望感，对于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去实现高水平的和平崛起和伟大民族复兴这个总体的方向感。不光要民间有认同，还要有一种得到法律保障的稳定性方面的充分条件。这个大环境对于打造我们的消费中心，是潜移默化的，但这是从龙头因素上，首先要抓住的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扭住发展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系统工程里顺理成章的一套大思路与基本要领，然后落到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操作的要领上。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