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的身体：是什么和怎么看

地铁空间一方面是前台性质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需要去扮演一个合格的乘客角色，也就要遵守诸如“往里走，挤一挤”的身体规约；但流动匆匆的地铁又是一个匿名的场景，赋予了我们相对随性而少些顾忌的自由，身体在其中或倚或瘫，也鲜被评议。

“挤地铁”的“挤”字，实在显得有趣而生动。它既是动词，传递出你推我搡、人山人浪的“暴力”运动；也是形容词，描摹着拥塞不堪、生无可恋的“悲催”体验。

地铁可谓是社会学的富饶田野，想象力在其间旺盛蓬勃。譬如，被“剥夺”得习惯了，地铁上人少点、站得宽松些，就要抚掌庆幸，遑论再得一座位，更是预期之外的酬赏。再比如，原本是偶然且临时地聚合、采取无焦点互动的集群，如何由意外的摩擦而互起争执，这冲突又是如何被化解以回复到常态秩序的。如此等等。

特纳提出了身体悖论：一方面我们占有身体，但在特定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身体。身体的呈现和经历，与个人的认同与实践息息相关。

地铁上的身体表现，传递出主体的态度观念。如针对地铁中一些男性，旁若无人地叉开双腿、多占空间的身体行为，就有分析认为这或许体现了霸权式男性气质的运作。

地铁上的身体感受，也影响到自我的情感心境。有次在地铁上听到一位北漂在拥挤的车厢中泣不成声，感受如草卑微、如蚁辛忙的物质身体，直观遭遇着城市化带来的梦想和残酷。

谢林等认为身体是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文化持续互动的产物。换言之，身体是不可捉摸的自我和外在于我的社会之间交流、交汇与交锋的实体存在，身体之镜折射出自我的认同、管理的技术和社会的符码等多层面内容。

地铁这种交杂前台与后台、模糊公共和私人的质素就为身体的在场表达提供了有意思的剧场。在这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或者说不仅是身体的being，更是它的doing。

最近挤地铁的时候，想起一桩旧文：去年二月份时，一张据称拍摄于上海地铁站台的图流传在微博，批评两位蹲着等地铁的女性“不懂得教养”“难看”。

在发帖者看来，蹲在地铁站台的行为是不雅观、没素质的，与之相对，站着的行为才是应该的。想想在地铁这样的公共区域，身体的区分似乎不在于“好”或“不好”，毋宁说它是在“正常”与“坏”之间，划下了差别和等级：

正常的身体是可被接受的，遵守站着等地铁的不成文规范并不会因此而得到额外奖励，或者说，得到的奖励就是正常地被对待，身体不会被拎出来难堪；坏的身体是冒犯了常规习俗的“破坏性实验”，不论蹲着还是喂乳，对它们的批评也就是为之赋予意义、作出解释，通过这反面例子来重申、强化、再造广为（不假思索、未经反省地）接受的“正常”。

换言之，地铁中充斥弥散着“规矩的身体”，规训的身体想象背后是规范的连续不停运行。当“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冒出来，我们看到了经由交往的身体而具象化了的人，和塑造“正常”身体的话语、技术、制度、实践乃至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就是“社会建构的身体”。

不过，身体的社会性和自我性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在“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时代亦然。当我们被一股莫名而强大的力量推挤着上上下下地铁时，大时代里的个体命运似乎获得了直观到有些残酷的隐喻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