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中的辅导员是什么角色？

编者按：5月31日，学吧公众号发表《毕业的时候，你跟辅导员的关系为何越发疏离？》一文，得到不少回应、讨论，也有不少指责和批评。今日作者再就辅导员这一话题进行回应，算是前一篇文章的续篇，补充了一些调研，回应一些评论，重新构建框架。

作者：文天夜，学吧创作组成员

自创立之初，社会学便有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分野，即结构与行动。结构是指规约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行动是指人类自由意志的能动性力量。社会学中行动与结构的分野，其实质是哲学层面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社会学中的结构取向强调社会制度的制约性，忽略人类行为的自主 性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行动取向认为人类行为具有策略性、权宜性和持续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结构性力量的规约分析。两者各有特色，互为补充。

在《毕业的时候，你跟辅导员的关系为何越发疏离？》一文中，我主要是从结构视角来分析辅导员面临的双重困境，即行政吸纳和角色冲突。基于身边案例的观察和逻辑演绎推理，文章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辅导员呈现出技术官僚的色彩，即从一个本该为学生服务的职能（即思想上的政委和生活上的保姆），容易转变为一个“对上负责，对下应付”的技术官僚。这种抽象概括可能有违日常生活的认知，但学术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建立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且不断进行演绎逻辑或归纳逻辑，最后提炼与升华经验概括的过程。比如，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经济人假设，现代管理学的有限理性人假设，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治人假设。同理，前文从结构视角出发认为，在双重困境的结构性力量制约之下，辅导员容易转变为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这种理论假设本身没有问题。存在争议的是，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这类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型辅导员？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即你眼中的辅导员是什么角色？

从前文的评论区来看，不少人认为辅导员不尽然是技术官僚，也具备人文关怀，“是讲感情的”。这些认知当然没有问题，我完全赞同。就个人而言，我本科担任过班长，和辅导员打过交道；研究生阶段，身边有几个朋友毕业后都担任辅导员。因而，不管是从个人经历，还是感情色彩来看，我对辅导员完全没有恶意的揣测，在写作过程中也尽可能克制内心的情感。不过，我克制的情感并非是对辅导员的批判之情，而是对这个群体的深深地理解之情。为了弥补对辅导员工作的认识不足，我与从事辅导员的几个朋友进行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吃饭、闲聊），以此完善对辅导员角色的认识。一番调查思考之后，我并没有推翻原有的认识，相反坚定了预判：辅导员是技术官僚。不过，辅导员成为技术官僚有着其独特的逻辑。因而，本文从行动视角出发，结合访谈资料与观察分析，运用归纳逻辑进行论证。

权威来源：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可能性基础

韦伯较早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在韦伯看来，两者都是统治形式，权威是合法化的权力。（1）权力的实质是强力，采取强制性手段支配对方实现自身意志的能力；（2）权威的实质是规范，无需采取强制性手段而被人自愿服从的情况。因而，权威是一整套得到多数群体成员所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一旦形成了某种权威性统治形式后，群体内部便具有再生产价值规范的基础。比如，如果有人试图反抗权威，其余的群体成员出于维护自身规范的考虑，会迫使越轨者顺从权威。同理，在现实生活中，辅导员对学生具有一定的权威，这表现为辅导员很少或几乎没有采取强制性手段，而是采取更为柔性的方式开展工作，学生却自愿服从。

那么，辅导员权威来源哪里？在前文中，我将辅导员的角色划分为两种，行政性角色与辅导性角色（即思想上的政委和生活上的保姆）。其权威来自于行政权威和社会权威，前者来自于学校的赋权，后者来自于学生的认可。这两种权威共同构成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基础（见图1）。

先从辅导员的行政权威角度展开论述。辅导员受聘于学校，在各个院系开展工作，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辅导员的行政性角色。不管是集体时期的政治遗产，还是当前官僚制的自然延伸，高校普遍出现了行政化趋势。在行政化趋势不断强化的进程中，高校面临着较大的事务性工作，如各项年度（季度）报表、学生信息统计、项目申报与科研成果登记等文字材料。作为直接面对学生的行为主体，辅导员容易被学校所整合进入行政体系，承担大量的政治性任务与行政性事务，如为了应对高校对院系就业率的考核，辅导员不得不催促毕业生赶紧就业的现象。对辅导员自身而言，他们确实不愿意承担这一职能（几个朋友吐槽颇多）。但在两种动力机制下，辅导员必须承担这类费力不讨好的行政性事务。这两种动力机制分别是：（1）官僚体系的考核标准。官僚制内部是以正式规则为核心的，具有明确的分工、分层的权力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辅导员如果想要在体制内继续待下去，必须承担这些费力不讨好的职能，否则只能引咎辞退。（2）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辅导员，必须具备职业荣誉感，承担相应的职责职能；不管是上级还是学生对辅导员都有一定的职业角色期待。因而，面对复杂多样的事务工作，辅导员则会将部分权限下放到班级，由班干部来承担职责，分担自身的压力。这就导致辅导员主要和班干部打交道，与普通学生实则一直是相互疏离的。由于相互疏离，对于普通学生而言，辅导员具备一定的神秘性，更加代表着高校的权威。因而，身处行政体系末端的辅导员，可以借助行政权威开展工作。

再从辅导员的社会权威角度进行分析。伴随着职能的漂移，辅导员需要承担“必须帮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硬性任务 ，这就使得辅导员除却扮演行政性角色之外，还需要扮演辅导性角色。辅导性角色为辅导员强化自身权威提供了渠道。辅导员大多愿意了解所有学生的信息，关心学生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辅导员难以关心所有学生，也无法满足学生的所有需求。那么，如何调解学生需求的无限性与辅导员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矛盾？据观察与访谈得知，素质能力较强的辅导员主要是通过资源反馈与人情往来两种方式调解矛盾，增强自己的社会权威。（1）在资源反馈上，辅导员作为行政体系的末端，掌握的资源总量是较小的，但也具备了影响甚至决定资源分配的能力，如在学生评优评先方面，辅导员可以秉公办理，一视同仁；也可以利用自身地位，对关系较好的学生进行诱导性分配。（2）在人情往来上，辅导员不管于公于私，都愿意和学生交朋友。但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这结构性约束条件下，辅导员会依据性格偏好或职务需求的标准和学生交朋友，但不可能出现辅导员和所有学生都保持私交甚好的情况。不过，辅导员也不需要和所有学生做朋友，只需要与部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做朋友即可。因为这些学生一旦认同辅导员的权威，便会自觉维护规范体系，制止越轨行为，确保辅导员工作的顺利完成。

因而，正如行动视角所指出的，辅导员并非是机械的角色，而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策略性和权宜性的行为主体。依靠行政权威和社会权威，辅导员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在行政权威方面，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性事务，辅导员会选择班干部分担职能，并与班干部维持较好的关系往来；在社会权威方面，为解决自身能力有限与学生需求无限的矛盾，辅导员主要采取自愿反馈和人情往来的方式团结部分学生开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专职辅导员更倾向于运用行政权威，而兼职辅导员更喜欢采取社会权威。

工具理性：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必要性条件

张虎祥（2004）曾在《技术官僚与现代性的两面性》一文中指出，身处科层制度内部的技术官僚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取向。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科层制成为了国家或社会组织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强调手段的技术与效率，排除任何形式的目的与价值。工具理性以科层制的载体，会导致技术官僚人格进一步的异化，也会波及到社会的整体层面的人格异化。韦伯早已指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都会走向科层制，最终科层制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这便是他所说的“铁笼”。

那么，技术官僚是什么？技术官僚其实是一群介于“政治官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人，一方面会考虑政治理性，另一方面也会考虑技术理性。从教育、职业和职务等方面考虑，技术官僚则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专业技术背景的职业，以及担任国家政府重要职务的官僚（段伟红 2012）。这表明，技术官僚其实是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型官僚。对应辅导员群体可以发现，辅导员其实是介于行政性角色和辅导性角色之间的主体。本文借鉴“国家自主性”的内涵，将专业自主性表示为辅导员行为不受行政性因素干扰的强弱程度。以辅导员的专业自主性强弱程度为标准，将行政性角色和辅导员角色作为连续谱的两端，则得出的辅导员的角色连续谱（见图2）。在光谱的两端，理想型的行政性角色具有最弱的专业自主性，而理想型的辅导性角色则具有最强的专业自主性。

辅导员处于两种角色之间没有争议，问题在于辅导员是不是技术官僚？前文从结构的视角认为，在面临行政吸纳和角色冲突双重困境之下，辅导员容易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这个判断与从行动视角的分析并不冲突。这是因为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可能性基础是行政权威和社会权威，其首要基础是自身是辅导员职业，才有可能采取资源反馈与人情往来建立社会权威。相对而言，在日常生活中，部分辅导员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辅导员体系之中，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权威，而主要依赖行政权威开展工作，这就是前文所指称的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在此，本文将这类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又称为行政性辅导员。同理，一些素质能力较高的辅导员，借助职业的便利成功地建立起社会权威，这类辅导员被称为非典型意义的技术官僚。在此，本文将这类非典型官僚称为自主性辅导员。这两类辅导员都是技术官僚，都必须采取效率优先、目标导向的工具理性，两者的区别在于专业自主性的强弱程度。

从行动的视角出发，需要了解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必要性条件。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表示，即辅导员需要具备何种素质能力？素质能力除却必须懂得基本的办公软件操作，公文审校能力以及材料收发能力等。根据研究归纳发现，辅导员还必须具备两种素质能力，（1）话语转译的能力。这里的转译并非是翻译，而是将一种话语体系转化成另一种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操作化的过程。那么，辅导员需要具备将政策话语转移为日常话语的能力，这是辅导员群体的基本要求。因为辅导员主要承担思想教育工作，也需要应对行政体系的任务要求，这些职能任务需要理解充分理解政策，且能够和学生准确传达的人。当然，也需要能够及时回应上级，讲究策略地完成任务的人；（2）人情世故的能力。我们常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这反映了关系运作与做人之道，其实质是亏欠的逻辑。辅导员也不例外，但更多表现在熟知院校的各类关系网络，娱乐八卦以及小道消息。这点也极其出乎我的意料，在谈起院校发生的教工子弟、领导八卦、师生关系等方面，几个朋友竟然了如指掌。这种人情世故能力足以帮助辅导员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类复杂的情境。从上述两种素质能力来看，辅导员的专业技术含量并不低，对于部分人是难以逾越的门槛。这便是前文末尾所说的，“越来越多具备了'技术官僚'色彩的高校毕业生，挤破脑袋也想进入高校辅导员体系，这类人员也助长了辅导员非人性化的色彩。”总之，从行动的视角发现，辅导员确实是技术官僚。除却少数缺乏专业自主性的行政性辅导员，大部分其实是自主性辅导员，后者除却具备一般性的素质能力，还必须具备话语转化与人情世故的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自主性辅导员为我们所熟知，但并不排除行政性辅导员的存在。两者都以工具理性为手段开展工作，但自主性辅导员会采取更具有人情味的方式，而不会让学生觉得冷冰冰、难以接受，如自主性辅导员和学生通知事务上总会采取更委婉的语气，而行政性辅导员则惹人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类辅导员在工作之外也有其他的活动空间，也有着共通的变通行为。通过归纳发现，主要存在两种行为逻辑：一是以公谋私的行为逻辑，这类辅导员具有较强的关系运作能力，可以通过体制内资源合理配置为自己或他人谋取适当的利益，如小到辅导员可以发动学生为某个参与校级活动的老师或同学拉票，大到为某同学争取助理岗位等，这类师生关系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也可能赢得人心；二是以私对私的行为逻辑，即纯粹是和某些志同道合的学生谈心做朋友，建构出私人关系，这类亦师亦友的关系或许比“塑料姐妹情”等更为持久。

结论

前文从结构视角指出，辅导员面临着行政吸纳和角色冲突的双重困境，却没有提及辅导员如何调适自身角色以缓解或摆脱困境。本文接续前文的思路，从行动的视角指出，辅导员在应对双重困境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策略性与权宜性，不至于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官僚。本文以专业自主性的强弱程度为标准，将辅导员划分为行政性辅导员和自主性辅导员。从辅导员开展工作的角度切入发现，在可能性基础上，辅导员只有基于职业之上的行政权威才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威；在必要性条件上，辅导员必须具备话语转译和人情世故等工具理性能力。总体而言，不管是行政性辅导员还是自主性辅导员，都具有专业自主性，都可能会营造自由空间以应对高校不断强化的行政化趋势，这表现为以公谋私和以私对私的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