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相关文章
作者：刘晨，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
当前，甘肃某女学生因为被教师侵犯而选择自杀的事件可谓沸沸扬扬。甚至有媒体还爆出该施害者也有了轻生的念头。而之前，在大学，一些女学生接踵而至的实名举报一些学者性骚扰，可谓是满城风雨。但对于大学而言，有可能是基于利益关系或者权力不对等的原因而存在性骚扰问题，却对于高中来说，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权力不对等原因。我认为，除此之外“信任”却是引发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他们心中，老师并不是坏人，老师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呢？但事实上却是，那只被信任的“魔抓”真的从“窗口”伸过进了，悲剧由此产生。
信任：打开了一扇窗户
为什么说信任是很关键的原因？比如说，二者之间如果没有信任关系，那么就会提防对方，甚至不会让对方靠近自己，这是一种基于人本能地考量。反而，在学校当中，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信任关系不如陌生人建立关系那般的复杂，一个是师生之间有传统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谓“一日如是终身为父”就是典型。另外一个是本身二者就是在一种选择与被选择的“机械性”系统中存在，换句话说，二者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而在一个物理时空内，且彼此生活在一个系统中，那么提防的心理就没有那么大，往往校外和校内是信任关系的一个分界线。老师和学生同时作为校内者，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提防，这增加了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有可趁之机。他们美其名曰是关心，打着“道德高尚”的名义，做的确实失范的、出格的、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情。
在心理学当中，对信任的理解是，“人际信任的经验是由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个人魅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组心理活动的产物。”而在学校当中，这样的价值观与文化因素、结构因素是分不开的，正如上文所述的那种，有了一种传统因素在其中铺垫，那么老师似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关心”学生，而学生对于老师的这种关心的信任是足够的，甚至感激，却给一些人“打开了窗户”，这个窗户又很难关上，尤其是关乎名誉上的一些问题，导致弱者永远是弱者，不敢反抗，即便有不争的事实，也会导致社会对弱者的评价偏向于“鸡蛋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等，可见社会偏见导致一个事情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
性骚扰：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性骚扰的话题一直是学校的八卦新闻之重要主题之一。就在最近，某大学法学院院长因为性侵害女学生而被警方逮捕。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新闻在过去是层出不穷的，甚至在某一个时间内一些存在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实名举报可谓是一个接着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行为到底给学生会带去什么样的烦扰呢？一个典型的、极端的例子就是被侵犯者走向自杀。
在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内，基于这样的案例来讲，可以把该女生这种行为称为“以死抗争”，也就是说，“我”自己屡次抗争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能以死来引起社会地关注，从而为我的尊严和利益受害而进行补偿。无论是否是这个目的，显然都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们处理问题的逻辑往往是“死了人就是大事”，所以有关部门会加以更加重视。
又按照涂尔干的理论，甘肃的这位自杀少女属于“利己型自杀”，因为抑郁实在是太痛苦，且不由自主，身心疲惫，而死了以后，似乎是一种解脱。正如涂尔干继续所的那样：“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很容易陷入沮丧、绝望而难以自拔，进而采取自杀以求解脱”，而作为旁观者，我们显然看到了她自己和父母的“解脱”，但留下了一些巨大的遗憾，比如说，其生命就此完结，家庭悲痛欲绝，亲友痛心不已，但问题依然存在。又比如说个案很难推动整体的进步，以及社会对此问题再发生的杜绝机制建立等。
的确，死亡是最极端的事实，对于自杀的人而言需要很大的勇气，且显得格外沉重。就死亡本身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就是苏轼在《乞常州居住表》里所运用到的那样，“岂独知免於缧絏，亦将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但对于“沉重性”来说，无非是“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富有自主权”，可是，这样的“自主”是真正的自主吗？不是，而是在伦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不合理的外力所致，这就更加加重了沉重的社会心理负担，甚至，“谁来保护我的女儿？”成为了当今非常重要的一个绕不开的制度性、社会性的话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当初这位老师的“深情一吻”，没有他的“出格行为”，那么我相信不久后她应该是和今天的学生一样，也会填写高考志愿，也会结婚生子···可惜，事实不能假设。
同时，“性骚扰”带去的不仅仅是心理的沉重，还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人际关系淡默，自我自闭，不信任其他人，痛苦，心理焦虑等。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心理干预和社工辅导，但更需要的是“自我走出”，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性骚扰对她者所造成的伤害和代价是何等的惨重！可是，施害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只是“一时之快”，“眼前利益”，至于说造成的危害性他们或许会有估量和算计，但远远没有想到“她者”的承受底线和“痛苦程度”。施害者没有这样的心理自觉，甚至缺乏自我自律和社会责任意识。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人。
而且，性骚扰还会对于被骚扰者今后的婚姻和感情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些是短时间内我们无法看到的。比如说，“受到性骚扰的女性很可能产生盲目依赖感，下意识地想置身于某个男性的保护。这种过分企盼安全的不安全心理使她容易产生“急于求成”或“速战速决”的婚姻错误。一旦成婚，发现自己一心托付的男人并不比性骚扰者好多少，甚至那个男人在得到她以后还会用她曾经的伤痛再度刺伤她。”所以，看似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却是丁瑜所说的“肉身”和“欲望”之间的一种角力，欲望对肉身的吞噬，带来了前者的悲怜和苦闷，带走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完结与“灰飞烟灭”，以及其家人之心理极度痛苦。
人，不可承受的东西态度，何况是对身体的随意侵犯。那是底线。
别碰“我”的嘴：除了制度，个人能做什么
一般来说，性骚扰往往会发生在比较信任的两者之间，因为长期的接触会给对方制造一种可趁之机，恰好，这样的机会就为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美其名曰的关怀对方的渠道。同时，对方也不好意思拒绝（在不知道对方会做出失范的行为之前）。从而，一旦发生性骚扰，这就势必会造成对弱者一方的困扰。到底是反抗，还是默认？如果默认，对方继续性骚扰怎么办？如抗争，则我的名节放在何处？对方又是强势的一方，我作为学生，我该怎么办？
的确，这些都是需要被伤害者考虑到的问题，但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来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制度的层面。2005年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该法律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刑法》也规定有猥亵、侮辱妇女罪及侮辱、诽谤罪。同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加上，一些学校也有自己对此行为的规章制度，而且社会舆论和道德也有谴责此类行为。问题是，为何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我个人认为，因为性骚扰没有造成瞬间的巨大伤害，而且精神性伤害很难看出，这就导致了一些法律上的评议困境。它不如拿刀杀人造成的危害更加直面，或者自杀与死亡来的“直接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的规则是否可以来予以弥补，这也符合我国法律设定的弹性规则。我认为，学校的相关规则应该直接对这样的人进行开除，而后再对其造成的伤害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处理，而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想尽办法的袒护和掩盖，做一个有责任的校领导，首先得有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否则，学校再好，把生命及其尊严放在第二位，显然是不值得肯定。
第二，个人层面。个人是具备能动性的，比如说许知远曾说：“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你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从这段话完全可以看出来，个人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候的作用性。
再回到本文当中来，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当中为何没有对弱者的相关“教育”呢？尤其是哪些地方不可碰，哪些场合注意自我保护等。这些是我们社会教育和父母的失职，而且，对于遇到此类情况，应该言辞郑重地予以拒绝，并将此事反映给学校或者司法机关，这是制度化的一个“抗争”表现，更是对“二次伤害”地预防。如果个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提供给个人的投诉渠道，以及社会文化没有给予弱者性个人的社会网络支持，那么个人就会因此而受到不良强者的“施害”。所以，“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但化解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制度上做文章，甚至学校可以成立“委员会”来评判这样的事情，以免误伤。
赛涅卡曾说，“不相信信任何人和相信任何人，同样都是错误的。”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也是个人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对于一些跃跃欲试且图谋不轨的师者。而且，如此看来，如今的一些师生信任关系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悲切，我认为：第一，“制度空转”和“制度性不作为”是始作俑者；第二，处理性骚扰时搅和了其它东西在里面，而不是性骚扰本身。所以，“制度”就对“性骚扰”惩罚的太轻，且制度无法“落地”。那么，人最终就只能靠运气而活？凭什么？
更多相关文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