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为抑郁后，我想说……

按语：本文的叙述者在研究生三年级时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之后诊断又陆续修改为双相情感障碍(躁郁）和精神分裂症。时隔一年多，经历药物、化学、物理和心理等疗法，虽仍未康复，但已能够较为客观地陈述自己的病程。现将其叙述分主题记录如下，作为对一个群体的观察和触碰。至少在今天，给予这个“小小的群体”以温暖。

态度：并非友善

“出院后，我听到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敌对’，‘有什么过不去的’，另一种是‘友善’，‘善待这部分群体’。我出院后，也是渐渐对这两种声音都不相信的过程。于敌对者，你没经历过胡咧咧啥，谁有资格轻易评判别人的选择，那么容易就活着、就有价值了么？于友善者，就我自己的经历和与病友的交流，其实看不到那么多善意的表达(之前有个公益性的活动，每晚给登记了的患者免费发送晚安短信一个月，这让很多患者觉得温暖不已）。

“拿我的体验来说，刚出院之后的一段时间最难捱。因为住院受着护士老师的照顾，刚出院知道内情的人们也会关心一二，这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复正常的日子了，但是出院的病人把我住院那段日子的经历惯性延续下来，最后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只能自己消化。我说不好这是不是人世淡漠，只能说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吧，情分不是本分，个体化让每个人都拥有可以剥夺掉对别人义务的可能，也赋予了我们以重新定义义务的权力。

“不信任与不期待友善，不是对旁人表达不满，我对这一事实(出院后人世上的疏远）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说关系变动、角色分化也好，说生活节奏错位也好，说个体的结构性位置和主动性实践不契合也罢，有太多造成你与身边人‘不合拍’的因素了。所以我觉得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关心可遇不可求，善待可来不可索，虽然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是在完全不理解和完全地包容两端，更为常见的状态。”

共同体：老乡不被信任

“当子女住院，父母无疑是最揪心的。青少年患者由家属送来接走，父母对他们病程的介入也要多一些。孩子的病有些类似‘反结构’的阈限，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周期的生活状态。这时候家属聚集起来，成立共同体的意义就显露出来，比如外地来的家属们会组织起来去观光名胜，也会建立各种微信群聊。

“家属共同体的意义至少有两点：一是工具性的交流信息，二是表达性的情绪寄托。老乡们作为地缘和病缘的双重关联，就更有了戚戚之感，但‘危险’也在这里，有些同乡为了回避信息泄露，会特别拒绝与对方的沟通。这些‘危险的熟人’或许折射出我们现代人的社交隐忧：在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来自‘他地’的熟人最危险。其实不论说不说话，都证明了群落对于患者家属而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好像特别反感‘标签’，但标签不只会化约个体形象，减化交流，也可能迅速突出个体的某一属性，从而使沟通变得快捷与高效。”

精神病院：超越“监狱”隐喻

“对于精神病院，有两个普遍的概括是‘全控机构’和‘全景敞视监狱’。是，每天早晨护士长要查看监控，每天定时定点的遛弯也有护士老师监管，但我感觉(封闭）病区还是比较宽松的，说实话，与我们在外面的环境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有人会干预你的自伤自杀行为。

“这也引出我一个感受：医院是最把病人当正常人的地方。在外面，人们一听你是精神病，下意识地就会回避啊戒备啊，但是在医院，都是精神疾患，医护老师的容忍度反而高一点，你和医生吵了架、冲护士老师生了气，他们都不会往心里去。当然这也与医护老师的职业操守有关，但我总觉得职业人格不能够解释全部，因为我遇到过脾气很温和的护士老师，也碰到过脾气暴躁会训斥病人的护士老师。是不是说，职业期许和自我定位，通过个人认同、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三种方式，以协调的方式共同作用于职场中人。

“另外一个关于精神病院环境想说的是，我刚出院时，动不动就想回我们区去，因为住院时候的环境可以用‘快乐’来形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内化了医院的凝视呢？我觉得倒也不尽然，因为我不是按凝视的标准来评价自身的。

“而是因为医院的区隔属性，即医院是一个与外界无争的环境：没人说你，没人逼你，就你每天傻乎乎、乐呵呵地，在一个简单的环境，遇着那么多好人，谁不开心。但外界不会给你这样的‘优待’，所以出来又不正常了。要说这也就是一个社会适应的问题，我想也可以拆解成(社会）环境变异度和(适应）资源可得性两个部分吧。”

“面对病情，从最初的到处瞧病、挣扎来挣扎去，到现在想着必死时限(我给自己定了个死前的‘小目标’）前不死就够、结局认定是死。从典型性、挑战性、难治性抑郁到快速循环双相、精分，这些标签象征着病情如同一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也越来越让人失却了把控它的能力。

“就好像一个气球，一点点泄了气，他人拍不响，自己懒得动吧。但真的希望同病者能够好起来，以前在患者群里作志愿开导等工作，后来考虑到自己的积极能量有限就退出了，于此既有背叛同道人的愧疚， 也希望大家能够和齐心来，越来越好。”

祝福。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