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再审程序的争议问题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区分“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这使得再审程序经常发挥“继续追诉”的功能。尤其是在原审被告人被作出无罪裁判或者被作出罪轻裁判的情况下，法院自行发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促使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而法院经过再审，竟然可以将无罪裁判改为有罪裁判，将罪轻裁判改为罪重裁判。这就使得法院成为事实上的追诉机关，违背控审分离的原则，破坏了司法裁判的中立性。同时，原审被告人因为同一行为而承受重复的刑事追诉，这也使其陷入不利的境地，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第二，在刑事再审的启动方式上，一旦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甚至提出启动再审的检察建议，法院都要自动启动再审程序。而原审被告人以及其他当事人即便反复提出申诉，也难以启动再审程序。显然，控辩双方在启动再审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对等状态。本来，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或者提出相关检察建议，法律应当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应当给予一定的特殊保障，由此才能彰显“平等武装”的精神，维护程序的正义。但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却“本末倒置”，赋子检察机关更为强大的再审启动权，而对当事人的申诉权则作出了极为苛刻的限制。

第三，刑事再审程序的重中之重在于立案审查程序，但这一程序却被设计成一种“暗箱操作模式”，使得再审程序的启动受到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制约，而无法被纳入诉讼的轨道。经过一系列力量的博弈，法院一旦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本身几乎都会流于形式，纯属对再审决定结论的一种确认而已。很显然，在再审审查和再审程序启动方面，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难以做到独立行使职权，而不得不屈从于多方面的外部压力、干预或影响。

——陈瑞华：《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