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中谍前传：英苏美三角谍战之谁留后手

蝉·神秘来信

1983年4月3日傍晚，伦敦市中心的荷兰花园42号公寓的主人回到家中，他进门前先打开了门口的信箱，发现里面有一个信封不同寻常。

公寓主人名叫阿卡迪·V·古克(Arkadi V Guk)，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秘密身份是克格勃驻伦敦站少将站长。

古克进门后，打开那个信封，里面的东西让他惊讶。这是一份英国军情五处的绝密文件，军情五处是英国的反间机构，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一起苏联间谍案件的案情摘要。

信件落款“科巴”（Koba）。来信人表示，他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军情五处文件，并留下了详细而专业的联络办法：

——古克收到信后，将一颗图钉钉在伦敦地铁皮卡迪利站3、4号站台右侧楼梯扶手的顶端；

——科巴看到图钉后，会在牛津街附近亚当夏娃场路边的五个电话亭里中间的那个亭子留下暗号，暗号是在电话线上缠一圈蓝色胶带；

——古克看到暗号后，就去学院电影院的男洗手间，掀开马桶水箱盖，下面粘着一个胶卷盒，里面是军情五处的秘密文件。

最初的震惊过后，古克少将对这封信作出了判断：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圈套，图谋引他上钩，抓个现行，让克格勃在全世界出丑。

理由很简单，荷兰花园42号公寓作为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宅，肯定处于军情五处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个军情五处的内部人员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根本不可能冒险跑来投信。

古克向莫斯科总部报告了此事，总部答复“静观其变”。于是，古克以静制动，对科巴的来信置之不理。

沉寂两个多月后，科巴又有了动静。

6月12日，古克信箱里又出现了一个信封，里面的东西更有分量，是一份两页纸的军情五处绝密文件，列出 了苏联驻伦敦情报官员的完整名单。科巴在信里重申，愿意提供更多的文件，并附上了一套新的详细联络办法。

古克思考了几天，在6月17日上午，他把伦敦站负责政治情报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中校叫到自己办公室，给他看了科巴的来信，征询他对此事的看法。

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这些“情报很准确”，接着表示，他和站长的看法一致，这更像是一个圈套。

于是，古克把科巴的来信丢到一边，继续置之不理。

古克作为一名资深间谍，习惯阴谋论的思维方式本属正常。只是这一次，他吃了疑心太重的亏，把送到嘴边的肥肉当成了毒饵，错过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这位“科巴”，真名迈克尔·约翰·贝塔尼(Michael John Bettaney)，是军情五处K4分部的一名特工，负责对苏联反间谍业务。

贝塔尼197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加入军情五处，入职培训后立刻被派到北爱尔兰，投入到打击爱尔兰共和军的反恐作战中。很遗憾，贝塔尼很不适应这个严酷的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自卑、缺乏安全感的男人”，在充满危险的北爱尔兰，稍有闪失就可能丧命。工作使贝塔尼十分痛苦，此期间他的父母又相继去世，更使他情感受挫。北爱尔兰的这段经历，在他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回到伦敦总部，贝塔尼在培训部门干了两年后，于1982年12月调入K4分部。

他非常孤独，追求女性屡屡受挫，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和爱情，于是开始酗酒，他十分渴望受人关注。

在对苏反间谍业务中，他逐渐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好感，憎恶军情五处使用“卑鄙和不道德的手段……想要推翻苏联的政府和党”，他鄙视撒切尔政府“奴颜婢膝一般地追随里根政府的侵略和冒险政策”。

他的工作使他对克格勃伦敦站的情况了如指掌，于是，他决定给古克站长的公寓信箱投递信件。

他十分清楚军情五处对古克公寓进行监视的规律，每天午夜时分是一个空档，他就选择了这个空档时间跑去投信，可以保证不被发现。

遗憾的是，对贝塔尼的周密考虑，疑心多虑的古克站长一无所知。

螳螂·紧急电话

贝塔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9年前发生在丹麦首都的一次秘密会面，将很快影响到他的命运。

那是1974年10月1日，在哥本哈根北欧航空酒店（SAS Hotel）的酒吧里，两个中年男人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两人都是职业间谍。一个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哥本哈根站站长，一个是克格勃哥本哈根站副站长。

这次会面，军情六处的站长事先报告了总部并得到批准，而克格勃副站长在事先事后都没有向上级报告。会面表面上只有两个人，但在酒吧的盆栽棕榈树背后，还隐藏着军情六处的数名人员，负责暗中监视。

这个克格勃副站长是由丹麦安全机构介绍给英国人的。丹麦人在对苏联外交官的例行监视和电话窃听中，发现苏联使馆的这名二等秘书其实是名克格勃军官，并发现这名克格勃军官喜爱西方书籍和音乐，而且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厌恶”。丹麦人把他们的发现通报给了英国合作伙伴。

同时，英国人又从加拿大情报机构那里得到消息，说这位克格勃军官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幻灭感”。

军情六处认为大有文章可做，就把这位克格勃军官列为策反目标。几次试探没有遭到拒绝后，他们决定摊牌，于是就有了北欧航空酒店的会面。军情六处哥本哈根站站长在会面时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提出合作要求，克格勃军官明确表示愿意合作，愿意给英国人提供情报。英国人给了克格勃军官一个代号：“阳光”（sunbeam）。

1978年，克格勃军官任期结束，回到莫斯科总部。

三年后的1981年秋天，军情六处总部收到英国外交部转来的一份苏联外交官签证申请，附件注明：奥列格·A·戈尔季耶夫斯基（Oleg A Gordievsky）被任命为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赞，请英国政府发放外交签证。

军情六处大喜过望。这位新任参赞，就是代号“阳光”那位克格勃军官，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很快，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上任，在克格勃伦敦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他立即与军情六处恢复了秘密联系，双方约定，每月至少一次在一个安全屋里会面，传递情报。军情六处把他的代号由“阳光”改为了“诺克顿”(NOCTON，这是林肯郡一个村庄的名称)。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总部的几年里，掌握了克格勃在北欧几个国家政府部门发展的间谍名单，他把这些统统提供给了英国人，英国再通报给有关国家后，这些间谍先后遭到逮捕判刑。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伦敦两年多了，与站长古克的关系并不融洽。在1983年6月17日那天上午，古克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把这位负责政治情报的下属叫到办公室，拿出科巴的两封来信征求他的意见。

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这两封信，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军情五处的这个告密者，会不会知道他的底细？

军情五处负责监视侦查外国间谍，军情六处为了防止五处在侦查中产生误解和冲突，肯定要把戈尔季耶夫斯基是“自己人”的情况通报给军情五处。而这个“科巴”显然是军情五处里负责对苏联间谍侦查的，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底细，那就玩完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站长办公室后，越想越怕，好不容易到了午餐时间，他赶紧溜出使馆，找了一个电话亭拨通军情六处的应急联系电话，要求紧急会面。随后他赶到安全屋，把情况告诉了英国人。

双方分析认为，不论这位科巴是否知道“诺克顿”，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至少还没有出卖他。

军情六处立即通报军情五处，开始调查谁是科巴。军情五处对能够接触到那两份绝密文件的人员逐一排查，很快，怀疑目标集中到贝塔尼身上，开始对他进行跟踪监视。

由于担心被贝塔尼认出熟人，跟踪由军情六处负责。跟踪人员在7月4日第一天蹲守时，就发现贝塔尼走出家门后，先四下打量了一番，明显在测梢。可以断定，此人心里有鬼。

但是，他们的跟踪监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贝塔尼想与克格勃合作的愿望十分执着。在两次投信没有得到答复之后，他在7月10日的午夜时分，第三次跑到古克公寓门口，往信箱里投了第三份情报。

跟踪监视人员居然毫无察觉。

令贝塔尼十分失望的是，古克站长对他的热情仍然冷若冰霜，毫不理睬。贝塔尼不屈不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决定去奥地利。他知道一个克格勃军官在维也纳的联系方式。他开始在办公室向同事放风，说自己打算去维也纳度假。

军情五处此时已经对贝塔尼的办公室实施了秘密搜查，在他的文件柜里发现了在维也纳的一个克格勃军官的材料。

军情五处决定立即审查贝塔尼。9月15日，贝塔尼接到总部的一个会议通知，他走进大楼后，立刻被带到顶层的一个房间。审讯进行了两天，贝塔尼招供了一切。

贝塔尼被捕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却在苏、英双方都混得风生水起。一方面，英国对他源源不断的情报赞许有加；一方面，由于英国也喂给他一些经过伪装处理的“情报”，使得他在克格勃的情报业绩相当抢眼，得到上司青睐。1985年4月28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任命为克格勃伦敦站站长。

春风得意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想到，就在他忙于为英国人捕蝉的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有一只黄雀盯上了他。

黄雀·口头情报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对苏情报组的负责人。在1985年年初，他受命参加了一项查证工作，这项工作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司主管下达的。

军情六处与中情局合作密切，英国人把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中与美国有关的，经过处理，隐去情报来源后，不断地提供给美国人。中情局发现这些情报的内容非同一般，很想知晓情报来源。但是英国人守口如瓶，纹风不露。

于是，中情局苏东司主管决定自己动手，查找这个情报来源到底是什么人。他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此事，埃姆斯就是其中一员。

专门班子里都是行家，很快理出了头绪：

第一，从情报内容看，此人应该在克格勃工作，而情报的内幕性极强，说明此人级别较高；

第二，这些情报是定期提供的，说明英国人能与情报来源经常会晤，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在英国；

第三，情报内容基本不涉及技术与军事领域，大多是政治情报，说明此人在克格勃内部负责政治情报；

第四，一个克格勃军官投靠后，必然会提供一些潜伏间谍的情况，近几年，在几个北欧国家揭露出了数名克格勃卧底，最近，英国又逮捕了军情五处要投靠克格勃的贝塔尼，而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分工中，英国与北欧国家同属第三处负责，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第三处的官员；

第五，美国从丹麦安全机构了解到，丹麦在对苏联外交官的监控中，能够发现哪些人是克格勃官员，并会将这些人员名单通报给有情报合作关系的西方国家，当然包括英国，但是，英国在1981年，对名单中的一个人申请签证不仅没有拒签、反而痛快发放了外交官签证，此举非同寻常；

第六，丹麦安全机构透露，在70年代，他们曾配合英国人策反了一个在哥本哈根的克格勃军官。

以上条件最终指向了一个人：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克格勃军官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美国人对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也对英国人守口如瓶。

埃姆斯虽然参加了专门班子，但不是核心成员，所以，他知道找到了那个人，但对具体身份却知之不详。

埃姆斯此时正处于中年危机之中。事业上晋升无望，生活上因为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支付赡养费带来财务紧张。而第二任妻子又生活奢靡，花费无度，导致入不敷出，个人财务状况日趋恶化。

埃姆斯决定，出卖情报给苏联人，换取金钱。

就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任站长12天前的4月16日，埃姆斯把一封投靠信直接送到了苏联大使馆。他的工作允许他与苏联外交官公开交往，所以他敢这么干。

5月15日，埃姆斯投出信件刚过一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任站长不过半个多月，苏联使馆派员与埃姆斯见了面，埃姆斯正式成为克格勃的卧底。

就在这次见面中，埃姆斯告诉苏联人，克格勃内部有一个负责对英国情报的高级军官，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

第二天，5月16日，克格勃伦敦站站长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总部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莫斯科，克格勃主席和第一总局局长要召见他，进行就任站长的重要谈话。

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寒而栗，电报的内容和语气都极不寻常。他与军情六处紧急磋商后，最后决定冒险返回，或许这真的是一次正常的任职谈话。

克格勃总部在等待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到来。在得知内部高级官员中隐藏有一名英国间谍后，克格勃反间谍部门一时无法确定此人到底是谁，只能列出一个怀疑名单，伦敦站新任站长嫌疑极大。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家里已经遭到秘密搜查，自己也被跟踪。克格勃主席与总局局长的任职谈话无人提起，倒是有几个负责内部审查的官员以不同方式找他谈话。接着，他被通知，不能再返回英国任职，将被调到一个不能接触机密的非职能部门坐办公室。

因为还没有确凿证据，克格勃暂时没有逮捕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心知大祸即将临头。在他返回莫斯科前，英国人告诉他准备了一个逃离苏联的秘密计划。虽然他觉得这个计划不很靠谱，漏洞百出，但是走投无路之际，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秘密通知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他打算逃离。

1985年7月19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把在克格勃培训时学到的反跟踪技巧，用到了师傅身上，居然相当管用，摆脱了克格勃的跟踪，从莫斯科跑到了苏芬边境，然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躺进一辆英国外交牌照的小汽车后备箱里，经过一系列险情与巧合，闯过了苏联边防和海关的检查，越境进入芬兰，再经过挪威乘飞机到达英国——梦想真的实现了！

尾声·黄雀之后

命运相互纠缠的这三个间谍当中，贝塔尼最早被捕入狱。1984年4月，他被英国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国罪等十项罪名，判处徒刑23年。1998年，他在服刑14年后，获得假释，走出了监狱。

戈尔季耶夫斯基虽然逃出了苏联，却没有逃掉审判。1985年11月，苏联一个军事法院以叛国罪缺席判处他死刑。

几年后，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英国被暗杀，他说：“从技术上讲，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2018年，俄罗斯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Andrei Lugovoi）因一起谋杀案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必须杀掉一个人，那他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直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他也为此与军情六处闹翻了。

那是2007年1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昏迷被送进医院，出院后，院方始终拒绝透露这位著名间谍住院的病因。

半年后的2008年4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英国《星期日邮报》说，他住院是因为有俄罗斯特工要用铊对他下毒。

但是，英国生化战研究机构的法医检测表明，在他的身体内并未发现任何毒素。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十分恼怒，他指责军情六处处长下令掩盖此事，他说：军情六处“抛弃了我，我明白它不希望对这项罪行大事声张”。

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化名居住在英格兰一个普通郊区的一座独栋房屋里。他的房屋四周立着高高的围栏，一旦有人靠近围栏，警报器就会被触发，发出尖利的鸣响，透露出房客身份的不同寻常。

在三人当中，埃姆斯是最后一个暴露的。他在给克格勃当了9年卧底后，于1994年2月露馅被捕。他暴露的原因，按照中情局官方的说法是因为埃姆斯露富。埃姆斯出卖情报赚到了250多万美元，于是大肆挥霍，购豪宅，买豪车，消费与收入严重不符，引起中情局怀疑，最终导致暴露。

1994年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埃姆斯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1997年，有个叫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美国电视新闻记者突发奇想，先跑到英国采访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拿着录像带又跑到美国监狱里放给埃姆斯看。屏幕上，戈尔季耶夫斯痛斥了这个出卖他的人：“埃姆斯是一个叛徒……他就是一个贪婪的混蛋。他到死都会受到良知的折磨。”埃姆斯看后表示：“这个被我出卖的人做出了和我相似的抉择，并采取了相似的冒险之举。”言语之中，显然对屏幕上那位的指手划脚很不以为然。

只是，那位被出卖者却逃脱了牢狱之灾，而他这位出卖者，至今还穿着40087-083号囚服，在印地安那州的特雷霍特（Terre Haute）联邦监狱里苦捱他那没有尽头的漫漫刑期。命运有时真的很诡异。

那么，埃姆斯真的没有遭人出卖吗？他真的是因为露富而暴露的吗？埃姆斯入狱数年后，一种与中情局官方版本不同的说法流传开来。说是在苏联解体后，克格勃内部有人看到了给埃姆斯支付报酬的档案存底，然后提供给美国人，导致了埃姆斯暴露被捕。而中情局之所以编造出埃姆露富的说法，目的是为了保护给他们提供情报的这位克格勃内线。

孰真孰假，外人只能雾里看花。

如果后一种说法靠谱的话，那就表明，在这出谍中谍的连环剧里，埃姆斯并不是最后的那只黄雀，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捕食者，暗中潜伏，无影无形，伺机待动。

这，将是另一个新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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