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发刊词指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
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我党即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党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反腐倡廉建设运动，探索建立并严格实行了一整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反腐败监督机制，使得苏维埃党政机关内的贪污腐败行为得到及时的遏制和惩处。在这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红色中华》则是中央苏区时期监督最有效、成果最显著的新闻舆论监督媒体，在我党的反腐倡廉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作为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后开办的第一份政府机关报，作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红色中华》开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中舆论监督的先河，起到了我党反腐倡廉斗争舆论监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我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1933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的张闻天同志即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在苏区的工农劳动群众的面前受到唾骂、讥笑与污辱，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红色中华》正是这样一件“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对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中的官僚腐化贪污浪费分子进行了“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进行了最无情的彻底的监督，在端正党风政风、树立正气等方面，发挥了特别的功效。《红色中华》报在我党反腐倡廉建设初期即发挥出新闻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对我党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深切的昭示作用，给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以深刻的启迪。
第一，必须始终十分重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谈到防止腐败周期率和人亡政息的悲剧时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建国初期，他明确要求发挥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同时“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和分析，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174页）。邓小平也指出，领导干部“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版）。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反腐败监督机制中的重要方面。通过舆论工具，置贪污腐败现象于公众之下，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搞好反腐倡廉建设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红色中华》与许多报刊一起积极配合这一形势，直接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具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担负着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职能，对党政干部中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和批判，为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线索，在反对消极腐败，帮助苏区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苏维埃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中，我们党探索建立了党政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审计监督等诸多方面，舆论监督和其他监督一道，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殊工具的效用。随着时代进步，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传播媒介的先进和普及，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十分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牢牢把握舆论监督的主动权，引领好舆论监督的方向和着重点，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是揭发抨击贪污腐败行为、促进廉政建设的利器，成为针砭时弊、监督政府的利器，成为表达民意、化解矛盾的利器。
第二，必须始终十分重视充分发挥好人民群众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加强舆论监督，置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于公众之下，遏制不廉洁行为，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提倡廉洁政治的一项重要措施。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即人民群众通过传媒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不仅每个普通民众能揭发、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一般干部也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中央苏区，凡经发现的贪污腐败分子，群众会通过舆论武器，使之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可见，反腐败斗争实效的真正取得，既要有政府领导的支持与鼓励，也要有基层人民群众的响应与参与。自上而下的党政监察与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密切配合，实现专业反腐败与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对接，最终实现全民反腐，才能共同构筑起一道坚强有力的监督网络。能否发挥好人民群众在舆论监督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监督网络，要让群众、媒体、舆论监督有个顺畅便捷的表达渠道。
第三，必须始终十分重视发挥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其他监督共同作用。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了达到使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行驶，监督主体要运用法律和纪律等赋予的权力和手段，对客体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进行检查、评议、督促等活动。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监督，必须充分发挥各个监督主体的合力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卓有成效，除了制度建设外，就是发挥了党的监督、司法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监督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红色中华》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所特有的营造气氛并进而产生推动与激励的作用，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但是，舆论只有与其他诸多方式综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方位进行监督，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着力构筑源头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坚固防线，发挥好惩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整体效能，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使官员从不敢腐败到不能腐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加大舆论的宣传示范教育与威慑作用，以达到最好的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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