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决心彻底关停北京的妓院。他对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根据毛主席指示，罗瑞卿亲自指挥，1949年11月21日晚8点，解放军士兵和公安持枪坐卡车到八大胡同口，下车后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所有244个妓院就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
在查封春艳院时还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名赤身裸体的妓女从卧室里跑出来，高喊“我哪儿也不去！我哪儿也不去！”行动组几名男干部，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背过身去，谁也不看这名裸体妓女。后来还是一名女干部出面才把难题给解决了。
妓院查封后这些妓女被安排到妇女生产教养院统一改造。教养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指挥部就在原八大胡同的春艳院。教养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公安站岗。妓女被收容以后，不再用艺名称呼她们，而称为学员或姐妹。
在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们起初并不配合，她们有的哭喊、吵闹、装疯卖傻、满地撒泼打滚，还有人脱光衣服对士兵示威。对此教管员对她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此外教养院还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批斗会上，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还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
查封妓院时，规定当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后来组织妓女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她们都很高兴。另外，妓女家里有老母亲、孩子没人管的，都接过来一起住。
除了硬性的思想改造和参加劳动，也有一些怀柔的做法，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妓女们拿自己的钱去买。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妓女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画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除此之外治病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在北京被收容的妓女当中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的占全体人数的96.6%。政府拨出重金购买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的青霉素来为妓女治疗性病，北京为此专门拨款1亿元(旧币)。根据记录，到1950年6月底，被改造的1200余名北京妓女中，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这些人都在厂子里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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