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我在街上碰见了几个先进城的红军，他们问我，专署里面还有没有人。我告诉他们，昨晚半夜人就走了。红军根据我说的情况去调查，果然专署里面没有人。
红军就把在梓桐阁待令的队伍开进专署。我又去看他们，并向他们叙说了我的身世，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穷人，死了丈夫，帮人拉磨舂碓维持生活，于是就向我打听，毕节城里哪些是地主？
我就告诉他们，毕节的大地主有沈春甫、瓦少康、宋绪武等人家。这样，红军就吸收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在部队走进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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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是穷人出身，脚没有裹过，是大脚，能走能跳，红军来毕节前，我帮魏云皋家时，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在毕节组建武装就住在魏家，喊我去阴底、杨家湾联系过席大明的部队，我和席大明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军到毕节，邓止戈就叫我参加红军活动。
因此，我就带他们先打林祖铬家和刘家的“当铺”。红军把物品抬出来，就喊穷人去分财物。大小扳、大烟、银子等贵重物品，由红军留下做军饷。
我边同红军打地主，边向红军同志说：“红军爷，我和你们干，我是穷人，你们走了我怎么办?”红军说：“不要怕，我们不会走的。”这样我又大起胆子的和他们一起打地主，土豪劣绅，把这些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我的女儿也分得了一些铜元回来，这样，我就直接参加了红军的工作。
不几天，贺龙、萧克、王震、夏曦、邓止戈就领导我们成立“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萧克、王震、夏曦在百花山福音堂给我们开会。我跟萧克、王震、夏曦、邓止戈最熟悉，特别是萧克、夏曦对我最好。现在我只要一听到萧克的名字就感到非常亲切。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夏主任、邓止戈就叫我参加革委会工作，分我在妇委会，我们妇委会的负责人是红军里面的贺兰英。
我去报到时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孙牵氏，她说，你的这个称呼不好，太古板了。于是她就给我改名字，叫李高吉，并且把我的头发转转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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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我一道参加红军的女同志有黎显珍、袁毛姐等人，我记得“革命委员会”下设有“宣传处”、“供给处”、“妇委会”。宣传处是一个姓刘的本县人负责(名字记不清)(笔者注：刘竹均)。供给处是一个姓赵的红军负责(名字记不清)。
妇委会是贺兰英和我负责。
这些机构建立后，我们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就积极配合红军政治部工作，主要负责四件事：
一是由宣传处配合红军政治部在毕节城镇和农村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反蒋抗日、打富济贫的方针政策；
二是由供给处帮助红军筹积粮饷，把打地主、土豪劣绅得到的谷子，背在清华路的水碾里去加工成大米，又运到松山路学校(女二小)里，由红军赵同志发粮饷，我们组织人把粮食背到红军的住地给战士吃；
三是由妇委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红军送传单，同时组织一些会搞缝纫的女同志在女二小里做服装；
四是寄养安置伤员。
总的来说，我们妇女，白天和红军一道打土豪，晚上为红军做衣服，同时还分一部分人到乡下去发动乡下的妇女参加红军。我们的领导人贺兰英同志叫我把妇女组织起来，我当负责人，她们就喊我组长、主任，有时喊队长。我说，我是帮人舂碓、拉磨的穷人，没有文化，当不了官，叫她们不要喊。
我们“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地址是设在大东门，一幢高大、宽敞的房子里。我们有时在里面开会，接受任务后，各人做各人的工作。我的任务比其他的同志要重得多，由于红军相信我，我便担负送传单的任务。
红军印的传单是在魏云皋家印的，印好后由红军的同志分发，由我分别送到百花山福音堂、安息会、文庙八个地方去给军团首长看。所以我对夏主任很熟，他叫我胆子放大一点，尽管抓工作。
后来我就带起妇委会的同志天天到处跑，为红军筹粮食，背谷子去加工，一天忙到晚，因为我热爱红军，所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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