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6年4月27日的早上,我料理完家务,正准备与堂哥周国治到小河边去躲避。这时,大伯领着岳父刘神宝和四个20来岁的红军到我家。红军见我衣服破烂,指着肩膀说:老乡,不要怕,也不要跑,帮我们摆渡,保证给你钱。大伯说:红军昨晚就住在我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我暗暗想:天下还有这样的军队?向他们说:放心,我不会跑,先做点饭吃,然后去捞沉船。
说到划船,从我祖父开始就是划船工。那时划的是小木筏。到父亲手里才有一只小木船。当时地主土豪劣绅造谣,伯父和父亲怀疑红军是不是像国民党兵那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把船沉到苏家沟水塘里,带着全家老小逃到山里去了。
红军问:“沉水的船还能驶吗?”堂哥答:“没有坏,还能驶,不过得费点功夫,要带几只木桶去。”岳父带着红军提着桶到苏家沟,我赶忙洗锅烧饭。红军把饭菜倒在口缸里就叫我领他们走。同去的一个士兵站岗,两个脱下衣服就钻进水里,我也下水捞船里的石头。不一会儿船慢慢浮上来了。我们得知红军要很快过江,忙着把船划到木谷村。
一看江对面站满了等着过江的红军,我对红军干部说,这里两面的滩都浅,没有回水塘,靠岸都要拉船,既费力又费时,最好到木斯扎木可湾渡。他完全支持我的要求。
船到了木可湾渡口的江对面,许多红军忙着上船,严严实实坐了一船,摇摇摆摆,差点划不过去。靠岸后我找红军首长说:“平时过江的人带的东西不多,可以坐七八十人。你们又带武器,还有牲口的驮子,每船坐50人才能保证安全。”首长同意。
中午有个战士送来一袋炒面和一块瘦肉。正在吃的时候,一位首长对管理干部说,给老乡做些饭送到船上来。下午又送来了大米饭和肉。
晚上,江两边烧起了篝火,火光照亮了江面,照亮了船头。经过三天两夜的摆渡,终于把这里的红军全部送过了江。虽然腰酸腿痛,眼睛熬红了,手掌磨起血泡,但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兴。
当最后一船靠岸时,有位红军走过来说:“老乡,对不起了,没有什么东西送,这三张火狐皮留着用吧!”我还来不及感谢,红军队伍就出发了。
后来,我把三张火狐皮做成一床褥子,一直陪伴着我。1986年3月,南京部队派人来到我家,把这床褥子当作文物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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