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6年4月27日的早上，我料理完家务，正准备与堂哥周国治到小河边去躲避。这时，大伯领着岳父刘神宝和四个20来岁的红军到我家。红军见我衣服破烂，指着肩膀说：老乡，不要怕，也不要跑，帮我们摆渡，保证给你钱。大伯说：红军昨晚就住在我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我暗暗想：天下还有这样的军队？向他们说：放心，我不会跑，先做点饭吃，然后去捞沉船。
说到划船，从我祖父开始就是划船工。那时划的是小木筏。到父亲手里才有一只小木船。当时地主土豪劣绅造谣，伯父和父亲怀疑红军是不是像国民党兵那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把船沉到苏家沟水塘里，带着全家老小逃到山里去了。
红军问：“沉水的船还能驶吗？”堂哥答：“没有坏，还能驶，不过得费点功夫，要带几只木桶去。”岳父带着红军提着桶到苏家沟，我赶忙洗锅烧饭。红军把饭菜倒在口缸里就叫我领他们走。同去的一个士兵站岗，两个脱下衣服就钻进水里，我也下水捞船里的石头。不一会儿船慢慢浮上来了。我们得知红军要很快过江，忙着把船划到木谷村。
一看江对面站满了等着过江的红军，我对红军干部说，这里两面的滩都浅，没有回水塘，靠岸都要拉船，既费力又费时，最好到木斯扎木可湾渡。他完全支持我的要求。
船到了木可湾渡口的江对面，许多红军忙着上船，严严实实坐了一船，摇摇摆摆，差点划不过去。靠岸后我找红军首长说：“平时过江的人带的东西不多，可以坐七八十人。你们又带武器，还有牲口的驮子，每船坐50人才能保证安全。”首长同意。
中午有个战士送来一袋炒面和一块瘦肉。正在吃的时候，一位首长对管理干部说，给老乡做些饭送到船上来。下午又送来了大米饭和肉。
晚上，江两边烧起了篝火，火光照亮了江面，照亮了船头。经过三天两夜的摆渡，终于把这里的红军全部送过了江。虽然腰酸腿痛，眼睛熬红了，手掌磨起血泡，但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兴。
当最后一船靠岸时，有位红军走过来说：“老乡，对不起了，没有什么东西送，这三张火狐皮留着用吧！”我还来不及感谢，红军队伍就出发了。
后来，我把三张火狐皮做成一床褥子，一直陪伴着我。1986年3月，南京部队派人来到我家，把这床褥子当作文物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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