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虹 整理：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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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雄壮威武的新四军军歌响起，那红色的记忆在穿越时空的歌声与军号声中把我带到七十年前的童年时代。
母亲夏溶1941年参加新四军，成为新四军机关报《东南晨报》后改名江海报的一名记者，后与军报总编辑兼经理徐铭延认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在新四军中生下了我。季方伯伯（解放后为农工民主党主席）的夫人钱讷仁是当时解放区中少有的军医，她接生了我。当时苏中解放区的形势有了改善，我没有像其他在军中生下的孩子被送到老乡家中抚养。父母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有幸在军中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参加革命时的我母亲夏溶
钱讷仁军医在宝应苏中军分区四分区接生了我
独轮车上的转战
我的父亲徐铭延生于1917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就参加了抗日活动， 1933年在通州师范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解放后八十年代当时的介绍人王颂旋向党组织写信纠正，当时介绍徐铭延加入的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是共产党，他是这个党支部的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四军东进后任苏中四分区党委机关报《东南晨报》总编辑兼经理。1942年1月该报改名为《江海报》后仍任原职。在洪泽、陈同生叔叔的领导下还任过《生活杂志》及《苏中教育》的主编。百万雄师过长江时任前线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虽然在军内的时候我还很小，但当时的情景却深烙在脑中，一幕幕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辆褐色的独轮车，一边放着父母简单的行李，另一边是用围巾绑在车上的我。在枪炮的隆隆声中，在滚滚的烟尘中，警卫员陈叔叔推着独轮车跟着部队在乡村的黄泥路中行进。
军中的孩子在战火的洗礼中一个个那么懂事，妈妈说我从来不哭不闹，安静地坐在独轮车上随着大部队行进。妈妈说，我爸爸常常为了考验我，经常一到驻地，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街上，然后走开，观察我是否哭闹，而我从来不哭，很沉着的样子。战火使孩子们早早地成熟，那个时候我只有2岁左右。若是现在的儿童，应该是在父母怀中撒娇的时候，战争和军队教育和锤炼了孩子。
艰苦的生活
那时新四军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一盘青菜豆腐就是上好的美味佳肴。记得有一次，部队驻扎在一个小镇上。为了不麻烦老乡，我们没有住在镇上的老乡家里，而是住到一河之隔的农田里一个看菜的茅草棚里，一条细细的独木桥将两岸连结，行走这条颠悠悠的小木桥上要十分小心。一天，父亲在河那边老乡家里炒了一盘青菜豆腐，警卫员陈叔叔端着菜盘过独木桥时滑了一跤，一盘青菜豆腐全部倒入河中，幸亏我父亲在后边及时地拉住了陈叔叔，使他免于跌下河。陈叔叔对这盘青菜豆腐心疼得不得了，我父亲说只要你没有跌下河就是万幸，一点没有责怪。那时官兵关系和谐亲密，这一幕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
军中的孩子很难有布做衣服。我妈妈不会做针线活，其他阿姨就教我妈妈将旧新四军军服改成小衣服给我穿。几年前我与当年的玩伴，曾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徐朋聊起那段岁月，就是她妈妈徐佩芳阿姨教我妈妈改衣服的。
我与新四军官兵在机关门前的合影。前排穿围裙的小女孩是我（身上穿的是新四军军服改制的小衣服）
那时候部队和机关中十分盛行唱新四军军歌、大刀歌等。我穿着灰军装改成的小衣服，听着嘹亮的军歌在军中快乐地成长。当时我们孩子的头是吴运宏。他父亲吴天石解放后为江苏省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厅厅长，他拿着二根竹杆，一根当马骑，一根当大刀。我们一群小萝卜头高举竹棍，整齐地跟在他后面，挥舞着竹棍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向前奔跑，小小的年纪就知道憎恨日本侵略者。
不久组织上又配给我家一个保姆，由于环境的艰苦，保姆将虱子传给了我，望着我满头的虱子，妈妈不知如何是好，将国统区捐给解放区的六六粉抹满我的头，虱子倒是死了，纷纷掉下来。事后妈妈却后怕得不得了，因为人家告诉她搞不好我也会因此中毒而丢掉小命的。
我在新四军机关门口的留影
我用弹壳当玩具
我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等到了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时刻，我挎着一篮子的子弹壳跨上了小木船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了长江。那一篮子子弹壳是我童年时期的玩具，是叔叔们从战场上捡回来送给我的。军中的孩子们没有玩具，但是会自娱自乐。记得在泰州驻扎在一个庙里时，神台上有许多小泥菩萨，我们几个孩子拿下来当布娃娃玩。当我在省委的前身之一苏南行政公署内玩这些子弹壳时，我伯父徐剑华从上海来看我们，他说：“小岩（我的小名），你爸妈没有给你买玩具吗？”直到几十年后，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时，我伯父徐剑华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我没有一点委屈，很懂事地告诉他，我爸妈是供给制，没有钱给我买玩具。伯父徐剑华说：“伯伯不是供给制，伯伯给你买玩具。”从此，我有了一个正式的玩具，一只会呱呱叫，会扇动着翅膀由我拉着满地跑的木鸭子。
渡江后我和大弟弟徐利有了第一套儿童服装
过江后，我的父母攒了好几个月的津贴费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套真正的儿童衣服，我们两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神气的照片。至今只要一听到那悲壮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战”歌声，以及每逢抗战胜利周年纪念的日子，总能让我激动感慨不已。连我们这些当年还是孩子的人记忆中都抹不掉那战火纷飞的烙印，更何况那些亲历战争的人们。
渡江后我们全家合影。父亲徐铭延、母亲夏溶、大弟弟徐利、小弟弟徐东和我
渡江后在苏南行政公署留影。母亲夏溶、大弟弟徐利、小弟弟徐东和我
军中童年的经历使我对军队有着不解的情结，一九六三年我从南师附中高中毕业，学校推荐我报考北京大学，但我毫不犹豫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中国解放军的军校学员，延续我童年在军中的历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优秀军医，为国防医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直至在军中退休。
1963年我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一生，直至在军内退休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岁月静好来之不易……
注：徐虹，新四军的独轮车上走来的军队眼科专家，至今仍在工作岗位为病人妙手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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