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

■海神

(一)

我哥比我大两岁，他在三角塘读初中，只有两年，在六中读高中也只有两年。

我哥在六中读书时，我妈把每天剩下的饭在太阳下晒干，再用锅把干饭炒成黄色，这时的饭又变成了米粒样，长长的，干燥嫩黄，很香很香。我和妹妹负责把这些“炒饭”磨成粉。磨粉是在新田冲一个老人家磨的，磨的时候，我和妹妹也忍不住拿些放到嘴里，但只尝尝，绝对不敢放肆，我们知道这是大哥晚上的“加餐”。把这种磨好的粉用开水冲泡，调成米粥，这是当时家长送给孩子最常见的“营养品”。第一次送去后，放假时，我哥还带回了一些，我妈问他是不是不好吃，我哥说，太好吃了，留点给妹妹。

我哥在六中是41班，班主任是戴立山老师，即后来宁乡最受人敬重的戴立山局长。有次召开家长会，班主任表扬了我哥，我妈说：“戴老师在表扬时还特别说明，虽然这个学生的成份不好，但学习认真，为人诚实，成绩好，应该表扬的。”戴老师很看重我哥，对我哥印象好。1980年我哥考取了湖南省煤炭工业学校。第一年在醴陵读的，第二年在湘潭读的。我爸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考出去了，有工作了，爸妈都很高兴。听我妈说，我哥上学是我爸去送的，我爸回家后很认真地哭了一回，大概是有如释重负的放松。

1981年我初中毕业，到六中读高中。我爸，我大伯都是六中毕业，我哥又在六中考起了大学，我到六中读高中是我家最平常的事。因为从小未出过远门，到六中读书的第一个星期显得那么漫长，晚上在被子里也抹过眼泪。

那个时候校门是那种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房屋大门式建筑，一面墙，双开木门，门内一边是小卖部，一边是传达室，校门位置还是现在这个地方。进校门是一栋很大的屋，做食堂，也是礼堂，还有两排教职工住房，三栋房子并排，现在综合楼那一块是一口水塘和猪场。再上一层是教学区，我哥的教室是左边那栋位置，我哥读书时是木板的楼房，我的教室是右边那拣的那个位置，是平房。左边教学楼后面是学生寝室，一个凹字形平房，中间地坪中是一个建教学楼时的临时工棚，也作为学生寝室，住了很多人。管纪律的朱奇勋主任也住在这里。最西边是一栋平房和一块水泥球场，这里经常有篮球比赛，是学校再热闹的地方。再往上到现在的后操场，是学校的第三梯级，那里沿着大樟树还有一栋平房，是学校的实验室和体育器材室，也有教师住。后操场仅是运动场，六中学生最记得的是大樟树。整个学校由下到上分三级，中间用长廊相连，下雨天不用带伞的。那个时候的食堂在最下一层，吃饭铃一响，学生们潮水般从上面冲下来，场面蔚为壮观。

我高一的班主任是谢全辉老师。谢老师是学校边上红熬村的，在六中高中毕业，就在六中教书，一辈子六中人。谢老师长相结实，说话，做手势都是有板有眼的，走路时脚步特别扎实，很稳很响的那种，上数学课画图一定用三角板和圆规，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特别好。戴立山老师教我们的物理，大概是他对我哥印象好，我非常荣幸地成为物理课代表。语文老师是刘南菊老师，老家是枫木桥的。我们喊他“南菊公”，那个时候老师备课都是写在教科书上，刘老师的书上写得密密麻麻，我的同学开玩笑说：“我们把南菊公的那本书藏起来，他就搞不成了”。南菊公身材单瘦高挑，有仙风道骨，对我们很和蔼。南菊公的婆婆会做包点，也对学生出售，同学们对南菊婆婆的包子印象特好。

到高一第二期就分了文理科，我就读文科。地理老师是刘成全老师，一个可爱的小老头样，那时他的儿子也是六中的老师了。那个时候学地理非常扎实，全世界的地图都需要“看图识图”。刘老师把一张纸剪出一个四方形洞，把地图的其它地方蒙住，告诉我们怎样识别地图，如何记忆和判断地图，刘老师特别叮嘱我：“这是老师特别给你的，你要用好。”说真的，我对地理的热爱和对地图的熟练，是搭帮刘老师的指导。高一的历史是黄国贤老师教的，他是专业体育，友情客串历史。高二的历史老师是一个老先生，杨雨章先生，当时六十多了，真正的老书先生，我们看到过老先生将自已房间里的书搬到太阳底下晒书的情景，老先生有很高深的学问。

八三年六中分配来了一批大学生老师，有易勇，唐丙乾，刘赞，夏建强，袁清亮等年轻后生。印象最深的是这群老师统一穿着蓝色的西装，胸前飘着鲜艳的红色领带，那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批老师的到来，六中进入朝气蓬勃的时代。高三的历史老师是易勇，我的恩师。易老师是第二届大学生，湖南师大历史系毕业。易老师有很爽朗的笑声，进教室时两只手要搓几回，是标志性动作。易老师讲历史，能够把每个历史人物的大事都一一归纳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无比佩服。

高三的班主任是陶子夫老师，也是四联的，那个时候是从八中调过来的。记得有次长沙市的到六中搞活动，陶老师在我们班上了鲁迅的《祥林嫂》的那一课，老师用简单的几根线条，几句话把课文讲得清清楚楚，当时市里的领导赞叹不已，“你们乡里的学生遇到这样好的老师，你们真幸福。”

(二)

在高考前夕，我爸特意到学校来看我，给了我三块钱。那个时候我们没吃过营养品，也不知道买什么，有同学说买鸡蛋吃。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到六中后背的农户家把钱换成了鸡蛋，回到学校，没有开水也没有糖，我们就生吃。把鸡蛋打一下，迅速放到口边上，用手一挤，鸡蛋里的东西掉到口里，咕咚一下就下去了。吃生鸡蛋后，高考那几天精神特别好。有同学说，考不考得起要靠时气，提议高考前一天不洗澡，保住身上的“时气”，说归说，有几个忙得真没洗澡，结果真的时气很好。

八月份，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个大大的信封，拿到信封就回家，也没想是什么专业。那个时候谁也不关心学什么专业，只要考上了就可以了。我们那时考大学，先要经过地区的预考，刷掉一半，剩下的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高考体检是非常严格的，是用参军的标准，以“百里挑一”的要求为国选材。我考上大学，父母放心了。在乡里，有两个儿子，讨不讨到媳妇是父母最大的心病。妹妹有时也劝我：“哥，你不要担心，你还有个妹妹，到时候对个‘扁担亲’，我跟你换一个回来”。哈哈。我考起大学，家里放了场电影以示庆祝，一个家里两个儿子都靠读书出身了，还有一个么女，可以娇养了，我爸妈很有面子。

1984年9月，我到长沙的湖南师范学院上学，是我哥送我到学校的，学校发的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徽，学院在暑假已升格为重点大学。

也就是这一年，灿灿来到六中读书，我没有见过这个学妹，她也没听说过我这个学长。灿灿在六中读书时数学和外语成绩特好，数学是唐丙乾老师教的，外语是夏建强老师教的。唐老师现在是长郡中学的名师，夏建强老师后来留学德国，做国际贸易。灿灿1987年毕业。当时月老还没有安排我们的缘份。

四年后，我又回到了六中，站上了讲台。这个时候我妹妹初中毕业，我带她到六中读高中，读到第二年，我哥托人给我妹妹买了个招工的户口，妹妹离开六中，到桃江的灰山港当车工学徒。

六中是我一家的母校，数过来，一个家庭有六个人在这里求学，受到这里恩师的教诲，受到这里山水的滋养。湖南日报总编何立庠先生也是六中毕业的，他说过：“母校母亲都是母”。六中的学生对学校有种最为纯真的感情，很多人与我探讨过这种现象。六中的李明华老师是六中59班毕业的，我是61班，他是我的学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山水人情话六中》，把六中学子的母校情结写出来。写周里冰，胡永阳，戴立山这些大人物对六中的情结，很是感人的。他写到周里冰，六中五十周年校庆是他主持的，六十周年也是他主持的，在他的关心操持下，六中蒸蒸日上。在七十周年校庆时，已退休的周里冰说：“八十周年校庆我帮不了，七十周年校庆还是我来吧，让我为母校再尽一次孝”。这种情结，李明华把他定为“长子情结”。

我等草民之辈，非常清楚，没有六中的三年，哪会有日后的岀头。我们在六中读书，下课时是要老师驱赶出教室，才肯放下书本的，那个时候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那个时候背记多少知识，能做出多少题，考试时就能打多少分，真的是学什么考什么，学多少考多少分，很有成就感的。后来我写过篇文章《先生有约》，收在六中七十周年校庆文集中，文中写道：“当先生讲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先生的手一挥，眼光望着窗外，展翅欲飞的样子，我们认定，这就是先生与我们的约定”。这一情景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塑造，但这却是我们那一代学生的精神支柱，六中成就我们的梦想，我们永远记得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