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史德保，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市委政法委秘书长。
▲原上海市委政法委秘书长史德保与朱树英律师在上世纪90年代的珍贵合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律师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当时人称“两包律师”：办公室小，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只能拿个公文包阅卷、办案，此为“皮包律师”；中午自带干粮，或买个面包充饥，这叫“面包律师”。我于1983年到上海市司法局工作时，这一状况未见太大改变，工作条件依然相当简陋。当时市属两个法律顾问处办公室不但偏僻、拥挤，而且三天两头搬家。
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情况才得以逐步改善。我在1991年正式接手律师管理工作时，上海律师队伍发展到将近3000人。上海律师的业务范围也从一般的刑、民案件法律咨询发展到除刑、民案件外，企业法律顾问、经济法律事务、涉外法律事务、海商法律事务、房地产法律事务等。
律师体制也在逐步改革，1984年法律顾问处改为律师事务所，1988年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律师可以留职停薪，由志同道合的律师自己组成律师事务所。到1991年底，仅企业法律顾问就有一万多家。可是当时上海律师的现状并不理想，律师事务所基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专业特色；律师也基本是刑民、经济包揽一身的“万金油＂律师，缺乏专业分工。上海律师的服务领域、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想要上一个新层次、新水平，就必须扩大专职律师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娴熟处理重大经济法律事务的骨干，引导律师事务所发挥专业特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建设委员会政策法规室主任黄健之、兼职律师朱树英等三人找上门来，商量要办附属于市建委的上海市建委律师事务所。三个年轻人，振振有词，言谈举止给人印象良好。特别其中的朱树英律师，虽非科班出身，但兼职期间办案顶真，办案的卷宗，一看让你服帖，材料齐全，文字清晰，条目有当，辩护词写得逻辑性、说理性很强。这几位年轻人既懂业务，又懂法律，正是我们所企求的法律人才，而且建委又是个业务大户。
部门律师事务所不能办，这是原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但这些人才弃之又可惜，两难之间，怎么办？万事有变通，没有灵活性，原则性也就没有意义了。思考再三，我同意他们办建纬律师事务所，但两年之内，要放弃原编制，脱离市建委。两年过渡期内，他们须接受市司法局和市建委的双重领导和管理。双方达成协议，从此上海律师界诞生了建纬律师事务所这个“怪孩子”。
往后证明，当时这个决策没错。按期脱离建委后，朱树英律师一直担任建纬律师事务所的所主任。朱树英的主任当得好，建纬屡屡受到司法部、市司法局领导部门的表扬、嘉奖，他本人也成为上海律师中唯一最早的市政协常委，而且连任两届。转眼间已是三十年过去了，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朱树英律师也已不再年轻。今年初，建纬律师事务所按照计划有序地完成了新老交接，由邵万权律师接过了事务所主任的接力棒。但朱树英律师依然兢兢业业，一日不停地埋头业务。他被公认为全国建筑、房地产法律专家，他走遍全国大、中城市，给律师、司法部门、房地产业界、大学师生讲课。我看他连休息日，都是在讲坛上和往返飞机上度过的。我没有中断过与他的联系，我熟悉他们事务所的许多同事。我佩服朱树英的钻研精神，佩服他工作和生活的永恒节律。他每天记日记，晚上九点准时休息，早上七点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打乱他。
▲2021年3月5日，在建纬新址（外滩金融中心S1幢31楼），史德保先生受邀来访，与朱树英律师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三十年前，建纬律师事务所经上海市司法局的同意和批准，近乎标新立异般地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三十年来，我见证了建纬这个“怪孩子”逐步完成前期积累，逐渐在规模、业务、办公条件等方面比肩境外同类事务所，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相信在下一个三十年里，建纬能作为整个中国律师界的“怪孩子”，保持“怪孩子”的成长力和韧性，稳步走向更广阔的法律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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