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 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格物致知,出现于《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自这一哲学认识论命题问世以来,历代思想家皆围绕其释义解析,阐述论说,观点各异,不一而足,如:
宋代理学家朱熹以为,接触事物(格物)是获得知识(致知)的方法,但同时又认为人心很容易被欲望所蒙蔽,所以,仅凭“接触事物”而得来的知识是不够完备的,还须去掉欲望的干扰,静坐冥想,穷理居敬,而后对于天地万物之理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所谓的“唯心论”)
清初思想家颜元则“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钱穆语),将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心性义理一壁推倒,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把“格物”解释为“犯手(动手)实做其事”,认为“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肯定行先于知,由行致知。(所谓的“唯物论”)
而就我看来,从某种角度而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应为“格物致知”较为确切的阐释。何则?因为这一脍炙人口的警句,诠释了“格物致知”里最为关键的两个字:物与知。
何为物?何为知?概言之,物者,名与利也;知者,知识也。淡泊名与利,方能够明志,而非志不能成学,非学不能广才。才者,亦为知者,集知识之大成者也,可为国之栋梁,民之希望。
所谓”格物“者,即看透了“物”即名利也,而名与利终究归结于一个”浮“字,正如苏轼的《行香子 · 述怀》所云:”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从大处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淡名利,能曲能伸,然后能宁静致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从小处看,”士生于世......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苏辙),人生在世,坦然自若,不为名利影响心境,伤害性情,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面临何处境,又怎能活得不快活呢?。
当然,诸葛亮《诫子书》、《诫外甥书》中的这些个论述“格物致知”的观点,皆取之于战国时期的道家著作《文子》,《文子》云:"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包容),非正平无以制断(决断)。"
《文子》与《礼记 · 大学》大致都出自于战国时期,其中的思想观点肯定会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故,从根源上找寻“格物致知”的本意,理解起来可能会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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