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文学永恒的母主题
——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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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者无法躲开对文学永恒主题的理解和贯彻,宛如导航仪规定方向和整体操作;无论是否意识到这点。当今有关文学永恒主题的说法、分类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爱情说,战争说,生命说,死亡说,人与自然说,还有复仇说,性爱说,命运说……通常为五类:爱情,战争,生命,死亡,人与自然;写爱情要涉及性爱,写战争要涉及和平,写生命、写死亡要涉及命运,写人与自然要涉及人与社会,如此等等;在同一作品中往往突出一类并兼顾其它,例如爱情与死亡,战争与爱情与死亡,在极少的情况下多类同时展现。
庞大芜杂的原始材料即事物表象进入作者视野并确定了选取方向才真正变成文学题材,而且无不融入作者的艺术理念——世界观、人生观在艺术上的表现。事实上,文学主题包含中心理念和主要题材两个不可或缺的构件。文学永恒主题并非孤立的理念,也非孤立的题材,作者关注它,因为可以通过题材寄托作者最强烈的以情感为发端的艺术理念,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才能,预期最佳的文学和社会效果。
但是有人力图把文学永恒主题的主张当作唯一命题,具有明显排它性,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个街心公园长满各种花草却没有为大多数居民认可的名字,这个叫牡丹园,那个叫芍药园,菊花园……偏爱什么叫什么。倒也热闹。
那末,(一)能不能在艺术理念和文学题材间找到个永恒的有巨大包容量的融合点呢?(二)进而能不能把各种说法、分类收拢起来,用周延的概念统率,推出一个母概念亦即永恒的母主题呢?说白了这个花园到底叫什么名字能反映所有花卉特征并为大家所接受、从中受益呢?如今许多文学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已经作出了肯定回答,这种回答多彩多姿,不乏范例。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顾名思义,写人是文学的使命,也可理解为文学永恒主题的称谓,或者表明了收拢文学永恒主题的成果。但不难发现,把其当作文学永恒主题尚欠准确;好像用竹竿探井寻物,这个井总算找对了,可是探不到底。于是产生一个新的说法:人性是文学永恒的母主题。认为这样可以直抵问题实质,可以从井底捞起爱情、战争、生命、死亡、人与自然以及相连的一大串叫做永恒主题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文学是人学莫如说是人性学,人性的文字艺术形象学。
人性是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属性。是肉体与灵魂于个体和群体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现实的具体的存在。人性大致有感性和理性两个精神层面,性美和性丑两个对立分类,嫩稚和成熟两个成长阶段,天生气质和外部生活环境两个形成条件,更有人类的共通性和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以及个体的差异性。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主流把人性分成善和恶两大类,以探讨人性本源,人之初是善的还是恶的。但善和恶的提法不如性美和性丑来得确切,因为善和恶不能概括人性的全部内容,而且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完全以善恶区分。
由于人生活在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必然需要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一个相互连结的久远、宽大而坚韧的纽带,约定俗成地加以规范,这就形成了道德。道德对人性起到抑制和加强两种相反作用。只有道德才把人性提高到全面全新的水平;道德是人性的集中表现,表现为性美以及由性丑向性美转化的大趋势,最终确立仁爱、善良、和谐美德在道德中亦即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仁爱、善良、和谐的对立面是仇恨、邪恶、对抗,对公德和人性的腐蚀,破坏。有了这样的观念解释经济、文化、法律、政治等一些社会现象就找到了一个准绳。
把握文学永恒母主题大有裨益。以人性统率选材、立意、结构、生发必将提升文学的水准。当今文学有诸多成绩也存在一些缺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承认:对文学永恒主题的理解有些狭窄。舍去人性文学便无从谈起,同样,舍去各类主题作载体人性也无以存在。“母与子”相辅相成。
2
人性是万宝囊。文学作者要在囊中摸索,发现和讴歌人性美,比如仁,善,和,义,信,智,勇,恕,礼,孝,悌,廉,躬,宽,敏,勤,俭等等传统美德,实行古今中外连结,吸取传统美德精华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全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注重借鉴西方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条件地融合。文学责无旁贷地要为这一千秋万代工程服务,不断开掘人性美的宝藏,同时在比较、鞭挞人性丑中抢占地盘,激励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人们。这应该是文学作者永远追求的目标,走出“小我”樊篱达到“大我”彼岸的途径。热衷人性丑的文学——如果也称之为文学——大有逼良为娼,助桀为虐之嫌。我们有理由向文学作者建议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这与文学的御用化,媚俗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毫不相干,却能抑制霉菌的滋生。
人性是复合体。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包含一切人性方面,但至少涉及一对至两对矛盾。(尤其主要人物)仁爱与仇恨,善良与邪恶,和谐与对抗,无私与贪婪,智慧与愚钝,诚信与忘义,勇敢与懦弱,压抑与张扬等等矛盾斗争着,此消彼长着,反复着,升华着,最后主要矛盾主要方取得对矛盾另一方和主要矛盾对其它矛盾的支配地位,作品因之起伏跌宕,向高潮推进,展现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厚度。人性的复合性决定了艺术人物的复杂性,从而可以避免单一化,概念化。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擅长突出描写人物性格某个特征,比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贾宝玉的情痴,武松的侠义勇武,林冲的安分守己,王熙凤的巧言令色。为了使这样的性格更强烈,多采取反复强化手法,使之在一个高水平线上运行。好像一些民歌总在高音区起伏,为了取悦远山阿妹、达到情感热辣的效果男人也尖起了嗓子。这样,人物性格的发展空间就要受到限制,对规定性格以外者着墨平淡以至舍弃;像林冲那样由安分守己到怒杀仇敌的飞跃并不多见。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所以久久难忘。(当然也为“高大全”找到了口实。)反观西方一些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别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的叛逆和负罪感描写得曲曲折折,不吝笔墨,终以死亡解决矛盾。描写拉斯柯尼科夫(《罪与罚》)的善良正义和冷漠无情更加曲折、细腻、丰满,沁人肺腑,几乎把人性矛盾描写推向极至,后人难以逾越。人性描写大体上的单纯化和大体上的复杂化实为两种方法,两种倾向,各有利弊,难判优劣,这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书中人物多寡有关。人物多了,几十上百了,每个人又有相对独立的故事,只能采取突出并舍弃的手法。可是,在小说主要人物不多的情况下,尤其只有一个主要人物的情况下,人性的单纯化描写——中国也好,西方也罢——就很不够了。
千人千面千性。从这个依据出发,文学作品都应追求独特性和唯一性。对死亡,各民族、各宗教、各人群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各个人也不一样。苏格拉底之死,耶酥之死,屈原之死,林黛玉之死,晴雯之死,朱丽叶之死、安娜·卡列尼娜之死,朱利安之死在艺术上各有精妙之处,并不雷同。他(她)们都可称作英雄。而一写到英雄就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舍此再无其它恐怕太孤陋寡闻,思想僵化。英雄也是人,有自己特有的人性。而人性即个性,个性的千差万别。当今我们的文学似乎并不在意死亡这一重大主题,不大在意在死亡面前人性的繁复,人性的光彩,死亡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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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空间广阔。因之文学空间广阔。假如仅仅定在爱情上,似乎除了爱情再没有别的题材可关照,大家都挤在一条胡同,比肩接踵,谁也难以大步向前,于是就有人出歪点子了,掀看女人石榴裙了,当性贩子了,当皮条客了……如果翻看某大佬小说网站光浏览变换花样的题目就令人目瞪口呆。那里,什么人性美,人性美的丰富多彩,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商业利益第一!诚然,造成这种局面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与忽视全民道德建设因而道德素养偏低有关,而文学的浅薄也不能不是个不大不小的原因。
为了进入文学的广阔空间不妨注意两个起动触点。一是万事万物首先在哪一点上触动了你,产生了强烈的人性感动,快乐、恨怒、爱恋、恐惧等等,具体而鲜活;二是艺术理念在哪一点上触动了你,变成了感悟,上升为理性思考。犹如百米起跑线上联动的两腿,起跑时重点受力腿经常在第一触点,跟进腿在第二触点;第二触点可能更具暴发力,趋动力。如此两腿交替运动,进入起跑阶段,途中跑阶段,最后拼力冲刺。被触动了,就意味着文学创作的灵感大模大样敲门了,从而发现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在狭小羊圈扎堆的寒羊你摞我我摞你,你踩我我踩你,咩咩地叫,好生火爆,可是哪个也成不了羊界的“帕瓦罗蒂”。
有本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专注写战争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却思想单一,一条肠子,形象单薄。主要人物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初学水墨画一般,大红一片,大绿一片,多以人物行为表现人物思想,舍弃了许多人性矛盾的涌动,较少作人物心理描写和剖析。由此想到伟大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和非正面战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而在艺术长廊里出现相应的光辉的艺术人物能有几个!那一二百位将军哪里去了,那整师整团的建制哪里去了……难道那场面那人物那惨烈那复杂那机变那权谋那犬牙交错那波澜壮阔那纵横捭阖那参加国之多比《三国演义》反映的战争史相差分毫?相信,自始自终贯穿人性这一永恒主题,消除偏见,捐弃前嫌,无论何种题材,何种文学样式,小自一首五言诗大到一部长篇巨制,只要坚持人性的直接间接描写定能开辟广阔天地。阶级性并非人性主流。阶级性代替不了民族性。民族性即民族的人性。遗憾,在战争文学的艺术长廊里有那么多空闲坐位,曹操和刘玄德面对青梅冷酒寂寞伤感,操叹曰:“如今闲位空荡,蜘蛛结网,后来者廖廖,天下英雄何止使君与操者流耳!”
当今文学很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居的环境一呼。文学中的鱼虫鸟兽,花草林木,鬼怪神妖,日月星辰看来题材单纯,其实都是人性的延伸,人性理想化的体现。我们期望文学作者把笔触探向浩瀚的宇宙,宇宙同样需要中国人、东方人以自己的人文精神与之对话。借机宣扬极端思想、宣扬暴力绝不可取。
中国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丰富的生活,那么广大的文学大军,大门渐渐打开,文学理应做出无愧于伟大民族的业绩,做得更好一些。一定。
我们在选取自己最擅长的文学主题的时候应随时想到永恒主题的收拢——人性这一母主题。假如世上没了人,尽可不必在冥冥中煞费苦心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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