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晚7点35分，一位老人走了，全体医护人员向她的遗体鞠躬致敬，逝者的女儿、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李一亮也在其中，她说，要完成母亲最后的心愿——去世前母亲签下了遗体捐献书，她的身体足够完成14次高难度颅底手术。
李一亮医生说，四年前父亲和母亲就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内心是震惊的，还向母亲解释说明了遗体捐献后的用途。可是母亲却很坚定，她说：“我的命是医生救回来的，我应该也帮助一下医生。你是交大医学院培养教育的，我们就把遗体捐献给交大医学院吧。”
李一亮知道父亲和母亲都是很有主见的人，早已打定了主意，若不是捐献遗体需要有一位子女作为执行人，恐怕老两口已经办完了捐献的登记手续。于是她尊重二老的决定，同时，也对父亲、母亲发自内心地敬佩，有这样无私的精神和魄力。毕竟遗体捐献与器官捐献不同，是不由个人或子女进行支配的。
随后，在李一亮医生的陪同下，两位老人在上海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的相关登记手续。同年，父亲因肺癌病逝，后将遗体捐献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二医大）。李一亮的母亲是个乐观又豁达的人，之后还带着家里的亲戚一起去公墓给先生扫墓，并讲述了遗体捐献的整个过程及对医学事业的帮助，当时亲戚们也很受感染，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李医生说，也许父亲和母亲的身体力行，能够感染更多的同辈人加入遗体捐献的行列，这样的人多了，器官捐献这件事就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李一亮说，母亲曾经不赞成她学医，因为觉得她性格活泼好动，不适合做医生这样一份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但是当自己选择了医学之路后，母亲尊重了她的选择。
“我的父母都是要求很高的人，虽然我们之间少了那种热络的亲昵感，但是他们为我树立了很正能量的榜样，给了我人生正确的引导。”
李医生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北京著名学府的教授，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对女儿也是要求严格，从不溺爱。
记得刚刚进入医学院时李一亮晕血，母亲说，作为医生你是没有资格晕血的。于是在每次的测血液对比检查时，母亲都要带上李一亮，抽她的血液作为正常血液对比，并告诉她：“医生的责任很大，你要先体验病人的痛苦，再更好地为病人治疗。”这件事情让李一亮记忆犹新，也是从那时起她逐渐克服了晕血。
回忆起母亲的往事，李医生眼泛泪光，她很感谢母亲对她的严格要求与教导，也很欣慰自己有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母亲。
李一亮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30年前做过一次心脏瓣膜手术，常常来往医院，与医护人员之间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手术后的一亮母亲依然乐观开朗，她说：“我的命是医生救的，后面多活的日子都是我赚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份就医经历，让李一亮的母亲坚定地选择了遗体捐赠。李一亮回忆说，“母亲那时候还说，我年纪大了器官捐献是不行了，那就捐赠遗体吧，可以让医学生们看看装在心脏里的瓣膜几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今年10月6日，李一亮带着母亲和家人在扬州游玩，年迈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脑出血。第二天紧急送到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后，孙青芳主任医师便让一亮做好心理准备，“你母亲的脑外伤、脑出血很严重，情况不是很好。”晴天霹雳后，李一亮冷静下来，一边配合积极抢救治疗，一边联系医院社工部，万一抢救不成功就帮助母亲完成遗体捐献的遗愿。
交大医学院红十字会将为一亮母亲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遗体就将运往医学院，配合进行医学教学。
几乎所有医学生都离不开“大体老师”（遗体捐献者）的栽培。认识第一根神经、切开第一条动脉、熟悉第一个脏器，它们无声地在解剖课上教会医学生读懂生命的意义。
“现在所有遗体的来源都是患者自愿捐献，数量还比较少，但它的确是医学生快速成长的唯一方式。”
孙青芳介绍，以神经外科为例，这具遗体上可进行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不同角度位置的14台以上高难度颅底手术，帮助医学生快速了解颅底结构。“正常人颅内有脑组织以及非常复杂的血管组织，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残疾乃至死亡，医学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实践训练，课本知识不足以让他们走上手术台。有了解剖实践，能力将显著提升。”
除医学院校解剖教学之外，遗体捐献后的主要流向为临床病理诊断及解剖、塑化教学和科普教育展览等。因此孙青芳表示，“老人的选择很不容易，而一亮身为医生，对遗体的用途非常熟悉，她的理解与支持需要胸怀，也值得我们敬佩。”
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家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捐献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教学、医学科研、临床解剖和角膜移植。
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起始于1982年，全市共有6所医学院校建有遗体接受站，2所医院建有眼库接受站。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市共有41170名市民报名登记，8770位实现了捐献，目前，年捐献遗体650具，为上海的医学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来源：东方网、上海市红十字会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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