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令人唏嘘的政治人物，在笔者看来是长孙无忌：
他协助妹夫李世民30多年，凭借贡献被尊为凌烟阁第一功臣，甚至可以主导册立太子；
在辅佐亲外甥李治10年后，他却被这位由自己亲手扶上皇位的亲人流放，其后被迫自杀。
真实往往比艺术更戏剧，在亲情、功劳的衬托下，长孙无忌的极端化人生轨迹尤其发人深省。探究他的成败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历史，还能提升对人性的洞悉。
下面我们带着问题来解读长孙无忌。第一个疑问：他为啥能名列凌烟阁第一？
好友 外戚，捆绑的命运，催生了最忠心的助手
长孙家族是已汉化了100多年的鲜卑人，原本是大名鼎鼎的拓跋氏。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时，将这一支改姓长孙，也就是“宗室之长”的意思。
长孙氏对北朝功勋彪炳，几乎代代位居王、公。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是隋朝著名的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他一手策划、落实了对突厥“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政策，为拓展中原生存空间做出了卓越贡献。
同为关陇贵族世家，长孙氏与李渊家族关系密切。李世民年幼时，就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长孙晟的女儿订下了婚约（即后来的长孙皇后）；而长孙晟的小儿子长孙无忌，则在小时候就跟李世民关系要好，二人之间如同发小。
北朝勋贵世家历来重视教育，我们都知道长孙皇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千古贤后”，长孙无忌自然也毫不逊色，史书称他“贵戚好学，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颇有几分父亲的风范。
“一箭双雕”由神射手长孙晟创造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太原起兵，进军关中途中驻扎长春宫（今朝邑镇北寨子村）时，长孙无忌前来投奔，被李渊任命为“渭北行军典签”。典签，原本是监视、辅助藩王的岗位，但此时的渭北行军统帅正是李世民，因此李渊这样安排，实际上是刻意要让儿子获得高度的自主权。
从那时开始，长孙无忌就长期跟随妹夫。秦王府向来人才济济，但若问谁最希望李世民成功、谁最对其毫无保留，那一定是身为郎舅的长孙无忌。毕竟对长孙无忌而言，协助李世民，不仅仅是国事，更是自己的家事；他和李世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相比较在史书记录中大出风头的“房谋杜断”，长孙无忌前期的具体作为记载较少，但他所负责的，一定是那些最要害的脏活、累活。比如决定李世民生死存亡的玄武门事变，长孙无忌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策划者、推动者。
公元626年，唐皇室储位之争白热化，太子一党在各方面杀招迭出，李世民甚至被下毒。在“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的时候，长孙无忌带着房、杜前去劝说李世民诛杀建成、元吉。毕竟相对于其他可以坐观成败、仍有退路的幕僚，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一条路：不成功，则成仁。因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李世民敢想却不敢挑明的最激进方案。
随后，当李建成、李元吉计划借着出征突厥之机对李世民下手时，又是长孙无忌带着房、杜、尉迟敬德出谋划策，最终敲定了玄武门事变的方案；紧接着，以他为首的九人跟随李世民进入皇宫，协助其绝地反杀、一举改变了秦王府众人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起事的当夜，长孙皇后也亲自出面勉励将士。在李世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长孙兄妹一外一内，成了其最可靠、最贴心的助手。
患难见真情。玄武门之变后，长孙无忌论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在贞观年间长期担任宰辅。他对内主持修编《唐律疏议》，对外策划经营东突厥、高句丽，继续为大唐王朝贡献自己的才能。
史书称，由于长孙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功臣和外戚的双重身份，让他享受了无人能比的恩遇。李世民感激这位郎舅在公、私两方面对自己的鼎力帮助，亲自写了一遍《威凤赋》赐给他，并且仍像对待家人一样、毫不避讳地将其带入卧房内商讨事务。
然而，在封建政治逻辑中，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不断有人上书提醒长孙无忌“权宠过盛”，长孙兄妹自身也忐忑不安，甚至长孙皇后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提醒李世民不要过于重用自己的哥哥：“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
只可惜，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和需要，并不是这些言语就能轻易撼动的。
立储 顾命，长孙无忌一力承担了妹夫的身后事
公元643年，为了嘉奖先进、激励后人，李世民命人把24名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长孙无忌毫无争议地排名第一。但当朝野上下还在为此而振奋时，猝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争储事件激化，孤注一掷的太子李承乾试图政变事发，惨被废为庶人。
面对空缺的储君宝座，候选名单上只有长孙皇后的两个儿子：李泰、李治。前者年长、稳重，处事果断有魄力，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后者一向默默无闻，留下了“相对懦弱”的评价。从理性、感性两方面来说，李世民都更偏向于立李泰；但长孙无忌几乎以一己之力，生生把原本没什么机会的李治捧上了太子之位。
李泰、李治都是自己的亲外甥，长孙无忌为何厚此薄彼？明面上的理由是这样：李治性格仁孝，今后不会迫害自己的两位哥哥，而李泰就不一定了。这一点沉重击中了李世民的软肋：玄武门事变的人伦惨案在前，自己虽迫于无奈，但怎会不心有戚戚焉？
但参考史料，我们会发现更加真实的原因：私心。
首先，“伴君如伴虎”，所有的大臣，心底里都更希望面对一个看起来性格更加温和的皇帝，李泰的才能、魄力与英气外露，反而成了他的短板；李治的懦弱，却成了最强的竞争力；
其次，年纪最小的李治，在前期几乎毫无存在感，政治方面毫无建树，在朝野也没有自己的势力。而李泰就不一样，他依仗自己所受的宠信，“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他的亲信韦挺、杜楚客在朝廷里卖力地替其结交文武大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
而韦、杜都是“官二代”，他们跟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并不是一路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李泰继位，长孙无忌等人很可能就得回家养老了。
对权势的渴望，这就是长孙无忌一反常态、斩钉截铁固执己见，甚至声称“有异议者，臣请斩之”的真实动力。
以李世民的水平，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然而他更清楚，一众元老里，乐见李治接班的文武占大多数，自己百年之后的大唐若要延续贞观年间的兴盛气象，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一旦上年纪就趋向于求稳，与其冒险把江山交给英武、激进的李泰，为何不保守一点传给也许会无为而治的李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察觉出这样的端倪：长孙无忌已经展露出了权臣的苗头。当他表态要誓死捍卫小外甥的太子之位时，李世民曾经让李治表达谢意：“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你舅舅承诺力撑你了，赶紧拜谢。
截止这件事为止，长孙无忌一直以处理家事的态度来处理国事，丝毫没有体现出一丝避讳。但每次他都成功了，其中固然有李世民对其绝对信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努力与大唐、与妹夫的利益一致。
但情况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大势，很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
把国事当成家事、相权霸凌皇权，舅舅沦为仇敌
对于长孙无忌的忠诚和贡献，李世民临终前仍心怀感激。他召来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三人安排后事时，曾特别交代褚遂良：“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然而，李世民的担心最终仍成了现实。
李治即位后，严格遵照父亲的指示，将朝政几乎完全委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任命亲舅舅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军国大事几乎悉数集于一身。
如李世民所料，很快有人作死试探：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的应对很干脆：将举报者“立斩之”。在最初的几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尽忠职守、兢兢业业，李治也对他们毕恭毕敬、无所不听，甚至有时对方的态度、用辞不怎么礼貌，他也毫不介怀。
依靠这种和谐的组织架构，李世民的愿望初步成为了现实：“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这一阶段的长孙无忌，可谓人生赢家：
自己的职务、权限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是先帝再三嘱托的头号元老；
年轻的皇帝是自己的亲外甥，而且还是被自己一手扶上去的。
因此，在长孙无忌看来，自己如日中天的权势、威望，非常合情合理、理应心安理得。如果说在贞观年间他还保留着一丝警惕、不安的话，此时则开始暴露出权臣本色。
公元652年底，房遗爱与高阳公主涉嫌谋反事发，长孙无忌全权负责处理这一案件。最终的判案结果如下：三位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薛万彻、柴令武（李世民的外甥）被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这几位宗室被赐自尽。另外，江夏王李道宗也死于被流放岭南的途中。
我们要注意，其中的李恪、李道宗与此案没有丝毫关系，纯粹是被诬陷而死。
李恪与李世民高度相似，曾被列为太子人选，由于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才作罢（李恪生母是隋炀帝之女，原本机会就渺茫），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而这些年来，人品、能力均上佳的李恪名望颇高，让长孙无忌越发忌惮，于是以“与房遗爱勾结”的罪名将其诬杀。
而李道宗则是宗室名将，曾参与反击东突厥、远征高句丽等众多战事，为大唐立下了显赫战功，曾被李世民赞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但他跟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向来关系不怎么样，于是被无辜地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悲愤的李恪临死前，曾这样诅咒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长孙无忌的上述行为，虽然确实是“窃弄威权”，但一时还未与李治产生冲突。直到立后事件的发生，性质才起了变化。
公元654年，唐高宗李治有意废除王皇后、改立武昭仪（武则天）为后。担心元老们反对，他决定先获取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为此，他不惜与武昭仪亲自拜访长孙府邸、请对方喝酒，并以赠送十车财宝、拜舅舅三个小儿子为官为回报，请他支持自己改立皇后。
但长孙无忌一直顾左右而言他，酒席不欢而散。其后李治夫妇委托礼部尚书许敬宗、武昭仪之母先后登门劝说，但都碰了硬钉子。
这事就一直这么拖了下来。下一年9月，李治召见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元老入朝继续商议此事，他的理由很简单：王皇后不育，而武氏已经生了儿子；今后的太子若不是皇后之子，必定会滋生事端。
但长孙、褚二人再次旗帜鲜明地反对，理由有二：王皇后出自名家，祖上是关陇贵族王氏；而且她是先帝亲自挑选的儿媳妇。简而言之：你李治没有权力换这个皇后。性格耿直的褚遂良甚至当面揭短：“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你怎么可以立先帝的后宫为皇后？
长孙无忌、褚遂良确实忠心耿耿，只可惜他们体现出来的忠诚，对象只是李世民。单就废立皇后这件事来看，李治的举动看似不合情，但很合理：
其一，为了今后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位名正言顺；
其二，立后是国事，但更是家事，毕竟封建时代是“家天下”；从本质上说，整个大唐王朝都是李治的，换个皇后的权力他还是有的。
就像另一位辅政大臣李勣说的那样：“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许敬宗礼部尚书表达得更直白：“一个庄稼汉发财了都想换老婆，如今天子要改立皇后，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何必要说三道四！”
因此，长孙无忌等人越反对，越激起了李治的反感：国事唯你们马首是瞻就罢了，朕的家事你们也要指手画脚？别忘了，如今的皇帝是我，不是我父亲！
最终他执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立武氏为后。
在这之后，恩怨分明的武氏，开始对那些当初反对、鄙夷自己的元老们进行清算，心中不忿的李治对此也听之任之，毕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愿意自己的权威被先帝老臣挑衅、践踏。
长孙无忌等人的权势逐渐被削弱。四年后，在李治的默许下，长孙无忌被免去全部官职、发配黔州，随后又被逼迫自杀。他的儿子们也未能幸免，李恪当初的诅咒竟然成为了现实。
有大功于大唐、为李世民父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长孙无忌，为何会落得这样的下场？看似是宫廷斗争的结果，实质上是权臣的必然归宿。
在封建中央集权体系下，有一个无耻而现实的正理：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功臣，前提是他的所作所为吻合了帝王的意愿。即，你做什么不重要，让皇帝满意才最关键。
长孙无忌之所以成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是由于他的所有努力，都契合了李世民的诉求。他越是以关心家事的热忱去经营国事，越是让李世民满意，毕竟他俩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但李治跟他的父亲不同，他是守成之君，说白了就是捡现成的。他与长孙无忌之间的感情，一是亲情，二是立储之恩，这就是他初期愿意让舅舅大权独揽的原因。
但任何感情，都不会以牺牲皇权为代价；父子兄弟都会反目成仇，何况舅舅与外甥？长孙无忌以对待晚辈的姿态面对李治，难道忘了对方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封建君臣关系中，遵从皇帝的意志就是最大的时务。不识时务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自以为坚持真理的腐儒，二是那些敢于凌驾于帝王之上的权臣。只可惜，权臣成功篡位倒罢了，否则基本不会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