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以血腥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皇帝生涯。
在政变之前李家兄弟就已出现暗下毒手的事，其中最严重的便是“李建成鸩毒李世民”。
此事和玄武门之变一样，千百年来也充满谜团。
李世民
很多人认为“鸩毒”事件是李世民自导自演的，甚至认为是他称帝后篡改史书有意抹黑李建成。
其实即便是现有的史书，对此事的记载也大有不同。
一、《旧唐书》、《新唐书》记载此事，但是时间模糊
李建成给李世民下毒的记录主要见于三部正史，分别是《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
其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和前两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下毒的时间。
新旧唐书都只是记载有下毒之事而无具体的时间。
《旧唐书》
后晋刘昫《旧唐书》的记载是这样的：
“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
这里没有提到事发于何年何月，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下文得出大概的时间：
《旧唐书》下文说：
“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期举事。”
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是武德九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鸩毒”事件发生在武德九年突厥进犯之前。
欧阳修的《新唐书》基本沿袭《旧唐书》的说法。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衉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俄而突厥寇边，太子荐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乱。”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李世民被下毒发生在武德九年突厥进犯之前。
《新唐书》
根据“九年，突厥犯边”和“俄而突厥寇边”这一记载，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在武德九年前，即武德八年。
根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八年六月突厥进犯，“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直到十月突厥才退兵。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武德九年，因为这一年三月突厥再次进犯。
“三月庚寅，幸昆明池，习水战。……丁巳，突厥寇凉州。”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下毒事件发生在九年三月之前。
按新旧唐书的推测，此次“鸩毒”事件至少离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还有数月的时间的。
二、《资治通鉴》记载的时间极为具体：六月初一
然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关于此事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记载，与刘昫、欧阳修的模糊记载大有不同。
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时间线索是它最重要的特征。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司马光将“鸩毒”事件的时间确定在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初一）。
而六月庚申（初四）就是玄武门之变的时间。
也就是说，“鸩毒”事件距离政变仅有三天。
这一个时间的确定就使得整个事件本身更添新谜团了。
为何这么说？
李建成既然下毒，而且是很毒的鸩毒，李世民竟然没有被毒死，仅仅是“吐血数升”，这已经让人怀疑下毒的真伪。
《资治通鉴》
李世民中毒后，李渊仅仅是批评李建成以后不准夜饮，这也让人怀疑此事的真假。
而现在司马光将此事定在六月初一，三天之后他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亲手射杀兄弟，就更让人怀疑他的中毒是假的了。
按司马光的说法，下毒离政变仅有三天，其实也就是两天时间。
而这段时间，李世民召集幕僚秘密谋划政变，确定方案，最终亲自带人埋伏玄武门，亲手杀死兄弟。
哪里能看到他中毒了？“吐血数升”，他甚至是休养治疗时间都不够。
所以司马光将“鸩毒”事件确定在六月初一，使得下毒事件的嫌疑人更像李世民自己。
三、司马光为何将时间定在玄武门之变前三日？
史书上的这个时间差别，对我们分析下毒事件本身和之后的玄武门之变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若是按新旧唐书记载，李世民中毒了，李世民虽没有是，但离政变还有一段时间，他好好调养的时候是够了。
而按《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不但没有被毒死，而且还休养都不需要就加紧政变，丝毫不影响三天后他亲自上阵射杀李建成李元吉。
这事的阴谋气息无疑更多一些。
李世民剧照
那司马光为何将此事确定在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玄武门之变之所以充满谜团，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失真，李世民对那一段历史进行了干预和修改。
那一段历史很难算是信史了。
司马光很可能还是因袭了之前的记载，而这一记载即便是李世民伪造抹黑李建成为自己政变找理由的，司马光也会留下来的。
对于李氏兄弟相残，司马光有一段评价，很有意思。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李建成是嫡长子，李世民却有大功，司马光认识到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于是他有个假设：假如李渊有周文王的明见，李建成有泰伯主动让贤的风度，而李世民也有子臧那样让位给他也不要的美德，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了。
司马光
司马光还有一个看法更有意思：“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
司马光认为手足相残难以避免，李世民也应该等李建成先发难，然后他去应难平难，这样一来事情不是李建成挑起的，李世民属于被迫应对的一方，就没有罪名了。
司马光明显是站在道德角度评论此事的，希望李世民以被动的状态迎接政变，最后获胜，这样于他的声誉无损了。
李世民杀死兄弟登上帝王，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上杰出的帝王，这个污点就更显得突出了。
在中国，人们总是以道德标准来审视历史人物。
尤其是对于那些杰出者、贤者，人们会以更加严苛的道德准则来打量他。
就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总结感叹的那样：
“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人们是希望贤者是完美无瑕的。
所以对李世民这样的杰出人物，人们总是叹息他兄弟自相残杀，血腥上位。
也许司马光把“鸩毒”事件确定在六月初一，就是出于“俟其先发，然后应之”的想法。
只是不知道，这事是李世民本人如此定的，还是司马光曲笔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