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武德九年）6月4日清晨，秦王李世民带领秦府的一帮猛将，提前埋伏在玄武门附近的临湖殿，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上朝经过时，突然杀出，将两人杀死，之后带兵进入太极殿，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夺取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从“玄武门之变”时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双方实力上来看，应该是李建成略占上风。
秦王李世民由于长期作为唐军主帅，一直在外征战，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智谋之士，特别是通过开设文学馆，更是招纳了一批智谋超群的人才，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姚思廉、褚亮、李玄道、许敬宗等人。同时，也在征战中聚集了一批勇猛战将，如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
李建成在大唐王朝建立之后，被立为皇太子。作为一国的储君，没有太多的机会亲自带兵征战，经常是代替唐高祖李渊监理国政，将国事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颇具治国的才能，深得李渊赏识。
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已居太子之位的李建成，占尽了礼法的传统高地，拥有了绝对的政治资源、人脉关系和舆论支持。同时，身边了聚集了如魏征和薛万彻等文臣武将。同时，齐王李元吉也绝对支持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虽然勇而少谋，但毕竟是三个皇嫡子之一，随时能够在皇帝李渊身边，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言，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巨大政治资源。同时，好武的齐王身边，还聚集一批死士，关键时刻可以派上大用场。除此之外，皇帝李渊宠爱的两个妃子尹德妃和张婕妤，都与秦王李世民有矛盾，也都成了李建成的同盟力量。
那么在实力上占据上风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在双方实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谁先动手，谁就占有先机，掌握主动权，正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齐王李元吉也看到了这点，曾多次建议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替大哥杀了秦王，除去隐患。但是太子李建成始终下不了决心。站在李建成的角度，他是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他本来就是太子，未来的皇帝，父皇李渊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不需要等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坐上皇位。更何况，作为太子，他治国理政的才能有目共睹，也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皇帝李渊对他也很看重，在李建成眼里，他的太子之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虽然秦王李世民始终是个隐患，但在李建成看来，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如果因为了一个可控的隐患，为了一个本就属于自己的利益，去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发动军事政变，显然是风险和代价特大。
秦王李世民却不一样。按正常的形势发展，皇位一定是属于太子李建成的，他永远没有机会。但，大半个大唐的江山都是自己打下来的，他决不甘心只当一个秦王终老。所以，站在李世民的角度，唯有拼死一搏才有一线机会。正在这个时候，李建成借着突厥犯境的机会，向朝廷推荐齐王李元吉统兵出征。太子和齐王将李世民身边的谋臣武将，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得力干将，全部召至统兵元帅李元吉的帐下，对秦王府釜底抽薪。同时，太子府也传出消息，李建成还谋划借齐王出征的饯行仪式，埋伏死士将李世民除掉。对于秦王李世民来说，就只有提前动手一条活路了。
李世民选择在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发动兵变，完全出乎李建成等人的意料。在太子李建成看来，皇宫禁军卫士如林，戒备森严，单凭秦王府的一点人马，想攻打皇宫，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李建成认为，李世民虽与自己有矛盾，但还没到生死相拼的时候，李世民还不至于出如此下策、下如此狠手。
当然，李建成更没料到，玄武门的禁军守卫常何，已经被李世民收买，成为了秦王府的人。当李渊的宠妃张婕妤派人给李建成送信告诉他，秦王府的人有异动，让他当心时，他并没有在意。齐王李元吉也劝他不如称病，当天不去上朝，看看情况再说，李建成也没有采纳。所以，正是由于李世民的出其不意，太子李建成的麻痹大意，才成就了“玄武门之变”。
太子李建成虽然文有魏征、武有薛万彻等人，但有秦王府的人才济济相比，还是相差了很远。“玄武门兵变”的成功，正是依靠了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杜如晦等智谋之士的精心谋划，事发当日也正是尉迟敬德、程知节和侯君集等一帮猛将的英雄搏杀，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如果不是这些突出人才的作用，单凭秦王府的八百宿卫，与东宫的两千余人的长林兵和齐王府的几百死士相比，硬打硬拼，显现秦王府的人不是对手。而反观东宫，正是缺乏了秦王府中这样的智谋之臣，没有能够料敌于先，没有阻止太子深入险境，也没有制定最坏情况的应急预案，才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综上所述，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双方在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李世民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得益于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和人才突出三个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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