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在封建统治时期一直是农民向统治者表达不满愤懑，并渴望改变现状的途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农民起义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副产品，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有过农民起义。
而我在翻阅史料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宋朝300多年的统治期间，居然有400多次的农民起义！
这实在是不令人惊骇，如此高频发生的起义，背后究竟隐藏着多么严重的阶级矛盾，宋朝的农民最终有没有通过起义谋取到诉求？宋朝的统治者是否会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来安抚农民？
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为统治者敲响警钟，《管子·君臣下》中也曾道：“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基于此，宋朝开始了它的“新农村建设”。
古代民众生活
劝课农桑
农民起义将阶级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使得统治者将视线聚焦在如何安抚农民阶级上。他们首先要保证“无事者有其职”，只有这样“小民方可治”。那么两宋统治者都做过哪些措施来鼓励农业生产，“以职其无事”呢？
一是确立劝农制度。劝农制度在早期体现在祭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先祖神祗上，以及君主以身作则耕田种植的政治表演，这些都体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些形式都未能很好地得到继承。
及至宋朝，随着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不仅重拾起祭祀等传统先例，还在每次下诏书时“必以劝农为先”。宋真宗景德三年时（1006年），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劝农使”的概念，令地方官兼任，负责劝课农桑，“以助民务”。
古代民众生活
劝农制度正式规范化，并且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得到了延续。宋神宗天禧四年 (1020年) ，劝农制度进一步发展：朝廷先是下诏将“劝农使”的部分职责改为天下诸路提点刑狱使兼任，并将他们改名为“劝农使副使”。
这样地话，相当于“劝农使”的权利职责不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它越来越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君主们也希望“劝农使”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
随后的宋仁宗在此基础上也对劝农制度作出调整，比如县令也成为了“劝农使”，州县长官须以“劝农事”三字为重。不仅如此，按照朝廷的要求，他们每到春天耕种之时，作一篇《劝农文》，向乡民们宣告君王的决心和“德意”。
古代民众生活
二是发放农业贷款，鼓励开垦荒田。影响古代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耕种面积。对于古代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他们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
封建地主霸占土地，让农民租赁耕种，待到收获之时，佃农们上交绝大部分的农作物，留存在他们手中的粮食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最后只能答应地主们的不平等条件来获取食物。
长此以往，占人口总数极低的地主霸占了大部分土地资源，农民无地可种，被迫遭受地主阶级的压榨。试问这样的生存环境，如果不奋起反抗，哪里会有活的希望呢？
宋朝统治者们意识到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他们不敢也不肯从地主手中夺回属于农民的土地，因此，鼓励开垦荒田便成了一个短期看来非常有效的法子。
古代民众生活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宋朝政府不仅仅是口头上来鼓励垦荒，他们甚至发放农业贷款，农民从此不用去借高利贷来购买农具、种子和耕牛等。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中就有一项与此相关的改革——“青苗法”。“青苗法”规定以官仓的粮食为本，以现金的形式贷款给农民，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农业生产。
农民资金充足后，开垦荒田就有了启动资金。据不完全统计，宋太祖到宋真宗的60多年里，耕地面积从295万顷直线上升至524万顷。宋朝的开垦力度较之前朝有了很大地提升。
三是颁布种麦诏令。南宋时统治者极其推广种植小麦，甚至几次下诏号召乡民种植。仅仅是南宋时期，就发布了四次推广种植小麦的诏令。为了表示决心，朝廷甚至下诏地方官给借小麦种给农民，“趁时广行种麦”。
古代民众生活
兴修水利
水利工程建设一直是农田的基础工程，兴修水利能够缓解农民“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还有利于粮食的增产。
宋神宗就曾“灌溉之利, 农事大本”，这不仅是宋朝历任统治者对水利工程的普遍认识，也是南北两朝对这项“命系于天”的工程的关注和重视。更有甚者，宋朝官员绩效考核标准之一就是水利灌溉工程。
王安石变法中也没有忽视水利工程建设，他提出的“农田水利法”，要求全国各地兴修水利的同时，还支持各县齐心协力共同建造重点工程。
古代民众生活
因此，宋朝的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宋神宗熙宁三年 (1070年) 到熙宁九年 (1076年) , 全国就兴建了10793处水利工程, 短短六年就使36万多顷田地受益。
引水工程、挖渠和修筑改建陂堰等建设工程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如宋孝宗时期，江东共修治陂塘、沟堰22451处，浙东州县新修河浦斗门29处等，分别可灌溉良田4.4万顷和24.9亩，泽陂九州。
古代民众生活
推广技术
在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方面，宋朝更是贡献巨大。在生产工具方面，宋朝时期，“炒钢”、“灌钢”等冶炼法进一步成熟，能够锻造出更加精良耐用的铁制农具；宋朝官员武允成发明的一种木制踏犁, 以人力代替畜力,这样一来，耕牛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地解决。
在土地扩张方面，随着生产技术和认知水平的发展，宋朝出现了新型土地，包括梯田、沙田、淤田和架田四种，一方面为宋朝扩充了可耕种面积，还给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
古代民众生活
在专业书籍方面，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发展，许多有关于农业生产的专业书籍有机会印刷成册推广至更广范围。
其中就包括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末五代人韩谔的《四时纂要》等农书。结合这些农业书籍，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很多难题，使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在灌溉工程方面，宋朝皇帝多次视察水匮和水磨等新生技术的发展，还鼓励研发清理淤泥的器具如铁龙爪扬泥车、浚川杷。
古代民众生活
基层建设
“新农村建设”不仅要重视农业生产领域，乡村管理和基层建设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乡规民约的管理。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制衡是治理地方，管理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朝吸取了唐朝和五代时期地方权力过大，导致中央政权崩溃的经验，再加之本身存在着机构冗杂，官员队伍庞大等不足，所以乡规民约对宋朝进行地方治理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
乡规民约不等同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在乡村等偏离政治中心的地区，它比国家的法律法规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它涵盖着乡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婚丧嫁娶、礼俗礼仪和衣食住行等。
古代官宦
乡规民约对乡民们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方面，重视乡规民约的治理，就能够从道德层面对乡村地区进行管理。
其次是加强城镇与乡村的联系。宋朝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草市”就是在这样地背景下产生的。“草市”作为从乡村中发展出的新兴城镇，它能够很好地联系城镇和乡村。
先是集中收购乡村的农产品，然后统筹资源将农副产品销往城镇。一方面促进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两个地区的人才流动。
古代民众
最后是“乡贤治村”，宋朝时鼓励致仕官员还乡后或担任宗族长老，或带头制订乡约。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的乡约就是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的《吕氏乡约》。
“乡贤治村”使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从内部化解中央无暇顾及的矛盾，大大地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
农民作为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农业作为封建社会的根基，如何调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历任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王安石
宋朝的“新农村建设”是当时形势下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但是显而易见，“新农村建设”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威力”大打折扣。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表明从内部进行制度上的调整与变革，根本无法解决社会的而根本矛盾，宋朝的“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不可能彻底解决封建社会的痼疾。
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无法给不了农民满意的答案，因此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来寻求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