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5月，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卧病在床，手边是她正在修订完成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她预感到自己已经无法踏上那片她深爱的土地——中国，于是她拿起纸笔，给她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遗愿记录下来。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特别请求将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
5月6日，史沫莱特带着对中国深深的眷念在伦敦去世。
二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贫穷的出身让史沫莱特倍偿生活的艰辛，她小小年纪便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推销员等工作，学业时断时续，这样的的经历让她一直对底层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也让她萌发了激进的思想。
长大后，史沫特莱成为了一名记者。她加入过印度工人党，为印度人民的的独立运动发声，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
1928年，史沫特莱37岁，她被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聘为远东特派记者，前往中国东北采访调查。从此跟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对中国这片大地产生了深刻的感情，并跟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曾与宋庆龄一起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国际驻中国负责人牛兰夫妇，并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左翼作家丁玲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绑架时，史沫特莱得知后立即向外文报刊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才未敢加害丁玲。
“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用张学良总部的电台，将真实情况用英语向世界广播，是当时唯的非官方新闻来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让史沫特莱成为了一个国际人物，被誉为“千万黄皮肤中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林语堂、鲁迅、宋庆龄与史沫特莱
三
来到中国后，史沫特莱最想去的地方，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她最向往的革命，那里还有一个她最敬佩的人物——朱德总司令。
早在1933年，史沫特莱就在上海秘密采访过红军将领周建屏、陈赓等人，她根据采访撰写了《中国红色风暴》一书，书中生动描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传奇的英雄人物，但她一直没能亲自见见这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英雄。
1937年1月，史沫特莱在丁玲的陪同中，终于来到了她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一到延安，史沫特莱就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亲自接见。
朱德一见到史沫特莱，便热情地伸出双手，说：“欢迎！欢迎！欢迎渴望已久的国际友人光临！”史沫特莱双臂抱住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两下。
一见面，史沫特莱发现朱德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在她的想象中，朱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其滔滔不绝的诊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但眼前的朱德“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孔。要不是因为他穿着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做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被忽略过去。”
在交流中，史沫特莱渐渐了解真实的朱德，“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像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史沫特莱来到了朱德的办公室，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剪报，爽朗而风趣地对朱总司令说：“朱总司令，我们来到了延安就发现了一个人间奇迹，你是我在中国见到地最有生气、最有活力、最可敬爱的'尸体’呀！请你看看，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几份宣告你已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
朱德接过来一看，上面还有“朱德身亡”的照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史沫特莱与朱德
四
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史沫特莱萌生了为朱德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她对朱德说：“我希望你把你这一生的全部经历告诉我。”
“为什么呢？”朱德惊讶地问。
“因为你出身于四川的一个佃农家庭，”史沫特莱说，“中国人中，10个有8个是农民，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介绍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平凡而伟大，如果你把你的经历全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了口。”
朱德谦逊地说：“我的经历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一部分，没什么值得你写的。你再到各地走走，和别人见见面，谈一谈，也许会得到更值得写的素材。”
史沫特莱听从朱德的建议，在延安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他们的经历都足以写出一部宏大的文学作品，但她内心对朱德产生了一种纯朴而真诚的敬仰之情，经过深思熟虑，她还是决定为朱德立传。
看到史沫特莱如此坚持，朱德没再反对。此后，朱德每星期抽两三个晚上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由陪同的吴光伟担任翻译。
在采访中，史沫特莱发现，朱德的人生经历是与中国大动荡的时代相连的，她不仅要写朱德个人的生平，还要写出中国时代的特点，这对于一个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但她没有退去，而是一头扎进中国社会的研究中。
毛泽东、朱德与史沫特莱
五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朱德要率领部队到前线去的抗战，他真诚地对史沫特莱说：“史沫特莱同志，我要带领部队到前线去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跟你们的部队一起到前线去！”史沫特莱不加思索地说。
但她随即想到，她还要整理朱德的生平事迹资料，是为朱德写传记，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抗战消息，这让她范了难。她觉得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使命，于是，她便去向毛主席请示。
毛泽东真诚地说：“史沫特莱同志，芦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我认为，你去前线报道抗战的消息，比你研究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
史沫特莱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朱德也同意她上前线去。就在她整装待发时，她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马蹄踩到了她的脊背，伤得很重，于是只能呆在延安。
两个月后，史沫特莱实在呆不住了，她迫切地想要到前线去，毛泽东主席只好送她一把藤椅作担架，给她配了两位警卫员和一名小勤务员。朱德曾赠送了她一匹云南小驹，正好驮她的行李和打字发稿机。于是，史沫特莱便跟着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奔赴搞日前线。
1937年10月22日下午，史沫特莱一行来到了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
朱德当时正在理发，一看到史沫特莱，便微笑致意；“嘿嘿，未想到你们来得真早，不等我理完发就来了！请你不要见怪，我只能转着毛巾带着未理完的头发欢迎你啰。”
朱德理完发，大家便在院子里聊了起来。朱德每谈到八路军连战连捷时，他的脸上泛起微笑的红光，但当谈到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百姓时，他的身上展现出史沫特莱从没见过的严峻的神态。
来到前线的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她采访并报道了平型关大捷，以及八路军开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事迹。这些报道后来汇编成《中国在反击》一书，在书中，史沫特莱流露出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普通中国民众的挚爱与深情。
她写道：“今天吃饱了饭的我，认识到我不会充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含义和实质，而它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深深地铭刻着。我仍然是个旁观者，处在享受特殊照顾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挨饿，而我却总有东西吃，尽管他们冻得发抖，而我却有衣服穿，有暖和的床铺。他们将作战，许多人将战死在冰冻的战场上。我是旁观者，我注视着直到他们与漆黑的街巷融为一体，他们仍在唱着歌。我渴望理想的火花能使我窘迫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描绘出他们对为之献出比生命更多的伟大斗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看到这么多视死如归的战士，史沫特莱也想参战。
朱德笑着说：“我批准你上前线采访，你现在已经到前线来了，但我不能批准你直接参与作战。”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
“因为我是女性，你就不批准我参战吗？”史沫特莱有些生气地说，“我也不愿意做女人呀！我是我父母匆匆忙忙地结合造就的女婴，从我出世那天起，我就以实际行动否认了父母生我为女婴的天意！”
“嘿嘿，史沫特莱同志，你那支战斗的笔杆子，可比十万毛瑟枪的作用更大啊！”
来到八路军总部后，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要见朱德，两人发展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史沫克莱由敬生爱，渐生情愫，她向朱德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但被朱德婉拒了，两人至始至终都保持着纯洁而深挚的友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跟史沫特莱的关系也非常好。
朱德与史沫特莱在一起
六
随着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八路军的总部不得不经常转移。
朱德劝史沫特莱：“你可以到汉口去，在那里你能做更多事情。”
她执拗地说：“你们到哪，我也到哪。”
朱德很耐心地说：“你先走吧！以后再回来嘛！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
在八路军的这一年，是史沫特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在这里找到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安宁，如今要离开，她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终于，史沫特莱还是离开了这支她深爱的部队，从此，她再没有见过朱德。
到汉口后，史沫特莱积极宣传八路军抗战的英勇事迹，争取中外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同情与支持，她还努力募捐，为八路军征集药品、经费。史沫特莱善于交际周旋，甚至让财政部长宋子文捐出了一万法币，又让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向山西游击队捐出巨款。
由于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1940年9月，史沫特莱前往香港进行治疗。在香港，史沫克莱与萧红同住了二十来天，还为萧红联系玛丽皇后医院，让萧红去检查治疗。
1941年5月下旬，史沫莱特回到了美国洛杉矶。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一直关注着中国，她通过写文章声援中国共产党，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中国的战歌》一书，书中控诉了日本人的暴行，讴歌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英雄气概。
40年代中期，史沫莱特开始写作她最重要的书《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由于她亲近中国的言行，使她不断受到美国政府的刁难。
史沫特莱与萧红
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得知这个消息后，史沫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近一万字的长信。
我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将军：
……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新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时刻的大逮捕。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动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我的新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我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你和毛、周还是30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向您、毛、周、康克清和其他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您的诚挚的朋友艾·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一直想回到她深爱的中国，但由于美国反动势力对她进行近害，不仅断了她的经济来源，还一直不给她发出国护照，经过反复斗争，美国最终给她发了出国护照，同意她去英国。
1950年3月，史沫特莱来到英国伦敦，想寻找机会前往中国，可是她长期病魔缠身，到了4月份，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只能靠牛奶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不忘修订《伟大的道路》书稿。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牛津的艾朗疗养院进行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手术后引发肺炎、肺部麻痹去世。在她的遗嘱中，念念不忘对中国的感情：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足球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我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1951年2月，中国将史沫特莱的骨灰运回北京。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中国政府将她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安妮斯顿仪式。史沫特莱的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上面是朱德总司令亲自书写的全色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