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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1.2.6
自魏晋以来,行书成为文人雅士之间交流的载体。正因为行书没有成为官方文字,所以发挥起来相当随意,书写相当自由,抒情达意,形式多样,使书法真正成为表现个性的工具。行书从此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相当崇高,凡是著名书家无一不擅行书。这有以下原因:第一,行书的崛起带动了对楷书、草书甚至隶书、篆书的学习。第二,行书在落款中地位独特,可以落一切字体的款,使用广泛。第三,行书最能表现书家的生命节奏,疾徐适中,表现中和之美。第四,行书具有实用性、艺术性与趣味性,可以满足欣赏者的各种需要。
所以,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后来居上,魏晋之后历代不衰,名家辈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亚于楷、草、篆、隶诸体。而一个优秀的书家必须学会行书。魏晋行书的出现,虽然有字体演变的客观规律,但也和玄学思想的抬头有相当关联。《宣和书谱》载行书第一人“王衍”:“善谈名理,得庄老旨趣。”其书法则“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
这种“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能得到众多士人的青睐,确实能更好地表达他们那雅远清旷的胸怀。不凝滞于物,不为物累,不拘于俗学而能风气自高,以做一个超然的“达士”为最终目的。这种从容不迫、节奏适中的书体,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出书家的超脱气质和人格魅力。如谢安的“风流蕴藉”,王徽之的“傲达凌物”等,都是人书合一,见书迹如见其心画也。
楷书过于严谨,可得法度但少意趣;草书多变化而规矩难寻。而行书最能弥补这两项不足,综合而成其美。甚至还可以杂糅多体,如郑燮的“六分半书”,杂糅了篆隶楷草甚至画法,熔于一炉,多见奇趣。张怀瑾对二王的行书作了比较,认为“杂糅”的王献之行书超过了“单一”的王羲之行书:“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道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张怀璀肯定了父亲的“天姿神纵”的行楷,但还是不如儿子“神会之间”的杂糅书体行草,其“宏逸道健”之变化和多姿,使王献之之“神峻”胜过王羲之之“灵和”。宋代是行书的天下,“宋代四大家”皆以行书著名,而他们也认为行书最能体现书家之风神。行书就是书家性情和人格的象征。如苏东坡评欧阳修书“如见其人”,评李建中书“行书最胜”,评杨凝式为“书之豪杰”等,都是针对行书而言。宋之《宣和书谱》认为:“信乎行书之在字学,非富规矩、有来历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枥下,则成亏何在?及其缓辔阔步,争驰蚁封间,于是驽骥遂分。书之有行,亦若是也。”此书认为,行书来自楷书的基础,也只有在行书笔法的变化中才见出书家的本领。陈奕禧在评价董其昌行书时认为:“董学米,亦得手,但其腕弱,姿态则过之,极多败笔,无一字能完备规矩者,无一字不做得如美人柔媚绰约可爱。”可见行书学习之难。这与书家自身的气质、思想、精神、性情等有密切的关系。
行书可以靠近任何一体,创造出新体,如“行篆”、“行楷”、“行草”、“行隶”等。我们称颜真卿、黄庭坚的行书为“行篆”,是因为他们以篆入行,浑厚圆劲,藏头护尾,带有篆书和行书的双重美感。如黄氏行书代表作《经伏波神祠诗卷》的结字,中宫紧密,八方出笔,瘦劲飞动,雄强而奇诡,显示一种奇崛不屈之气度和傲岸的人格形象,为后世所景仰。八大山人笔圆势逸,气度凝厚,化篆入行,怪伟自得,书有别趣,更透露其不偶于世的孤傲性格。
翰墨之道,也就是人伦之道。陈奕禧曾浩叹:“书学大矣哉!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画造端,极于蕃变,何所不有,何所不收,浅尝之未至也。”若学行书,亦当知道此书之难,技进于道难也,从学书到为人难也。书学之成功,亦是人格塑造的完成,欣赏者在字里行间可以意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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