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字(避名讳的字)是一项历史考据学家的专门学问，这里不作细述，只谈谈在书法墨迹中(包括书法本身、绘画款题，以及各种题跋等)见到的一些问题和例子。
历代帝王以及他们的父祖(也有外戚——皇后家的上代，那是极少数)的名字，不准任何人(官、民)在行文书写中触及它，必须要“避讳”，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还有书写者避自己的父祖名讳，即“家讳”。
避讳，秦代已有。传世墨迹中现在所见，大致从唐代开始。唐宋二代都比较严格，不但本字要避讳，连同音字(嫌名)也要避讳。元代皇帝是蒙古人，他们的名字是蒙语译音，所以不避讳(程文海因武宗名海山而改称钜夫，那是极个别的)。明代又恢复避讳，但不太严格。清世祖名福临，满人初无所谓汉字讳，从圣祖玄烨开始又严格地避讳了。但明、清二代都不避“嫌名”(同音字)讳。
避讳方法主要有：(1)缺笔。(2)改成同义字。如“纨扇“改“团扇”(宋讳，“嫌名讳”，“纨”与“桓”同音)；“匡”改“辅”(“本讳”字，亦宋讳)。(3)明清因不避嫌名讳，因此有改成同音字的。如“元”改“原”(画家赵元入明后改名为“原”)，“弘”改“宏”(清讳，画家弘仁在乾隆以后的书刊中都改为宏仁)，等等。依据避讳字鉴别，有时确能解决一些问题。例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一卷黄庭坚正书《千字文》，写得很有些“貌似”，但因其中一个“慎”字(南宋孝宗名)避了讳，因此可以肯定它是南宋人仿书，等等。
此外举两个特例：一、传宋高宗赵构临唐虞世南《千字文》，旧称唐虞世南书《千字文》，因是临唐人书，所以其中唐讳一仍其旧，宋讳倒反而不避。如果不从书法风格上来区别，只死扣避讳相合这一点，就要真以为是
唐人墨迹了。二、宋无名氏书《景福殿赋》卷，旧称为唐孙过庭书，但其中北宋讳“曙”字、“让”字，南宋讳“构”字都缺笔，而唐讳“渊”字未讳，只“民”字又改书同义字“人”字。大概是当时此文从唐代抄本上录下，没有把唐讳字改正过来的缘故。或曰行文不讳，此也有可能。
至于应避讳而不避，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大都是无心遗漏了的。碰到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认为是伪本。例如：北宋苏轼书《民师帖》，未避“玄”字宋讳；宋摹顾恺之《洛神赋》上书文，避“曙”而未避“玄”字；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卷，未避“敬”讳字。按：宋代为了避此“宣祖”嫌名讳，把镜子改称为“照子”，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了，但偏偏他家云扔在行文时把它遗忘了。宋绍兴二十三年御书院行书《千文》册，《石渠宝笈初编》误定为宋高宗书，其中应讳未讳的有“垣”、“垢”(恒、构的嫌名)及“朗”三字，此册本来讳嫌名特多，却又把这几个字遗漏了。以上各件书画，从本身及其他方面来证断，都应是真宋迹无疑，但在讳笔上都有失误。类似的情况，所见还有不少，不一一列举。
有些官方明定可以不讳的条例，如：双名不讳，已祧(五世以上的皇帝祖宗)不讳，等等。但一些书写者为了加倍讨好君主，还是照避。例如唐讳中的“世民”字，仍大都避去。已祧不讳，信守的更少。
在旧社会中，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作坏事会受“阴司”的谴责，降给祸殃；但有些人为了追求私利，又不肯不做坏事，于是在“避讳”字方面，有时也反映出这种可笑的矛盾心理来。作伪者故意在上面露一点破绽，如南宋人伪造五代徐铉《古篆千字卷》和北宋黄庭坚《千文卷》中，就避着南宋皇帝的讳，由此表示：我原是告诉你们这是伪本，不是我有意骗你，看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糊涂，与我无涉，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阴谴”。我们应该懂得旧社会中那种可笑的心理，才不至于莫名其妙。类此的例子所见尚多，可见不是偶然性的失误。
书法作品中的文字考订 下
2009-06-02 19:51:45 关键字：文字 作品 书法
核心提要： 错讹字大都是写者在临摹抄录前人原来文句时看错了笔画而误书，甚至有书不成字的；作者在写自己作的诗文中，也有偶然粗心大意以致误写的，这两者同是错字，但原因不一样，所以碰到了要区...
错讹字大都是写者在临摹抄录前人原来文句时看错了笔画而误书，甚至有书不成字的；作者在写自己作的诗文中，也有偶然粗心大意以致误写的，这两者同是错字，但原因不一样，所以碰到了要区别对待。前者如肺胃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其中“伐木”二字误书成“代水”，“夫子”书成“先子”。“伐木”之讹当然也很不通，而谢安诗中称孔夫子为他的先子(父亲)，那岂不是大大的笑话。想来柳公权连夫子、先子都辨不清是决不可能的，此卷之非柳书，在这一点上已能看出来了。后一情况如唐寅画《桐山图》卷，论画法和款印都是真迹，但自题诗中把“钓”字误写为“钩”字，这定是他一时疏忽所致。唐氏此种毛病曾不止一次见到，大约此人既急性又马虎，写完了也不再看一遍改正改正，就拿出去，所以会常出这样的错误。其他如明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中，有时也能见到误字，碰到了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尽以伪本视之。
书法墨迹(包括题跋)中，有些臆造乖谬的事迹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的，经过考核，看出破绽，就能断定此件必伪。如宋高宗赵构墨敕卷有关梁汝嘉事，全部荒诞失实。又如文徵明行书《醉翁亭记》册后文嘉一跋云：
“右《醉翁亭记》乃家君庚子岁(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书，时方七十一岁，故笔墨精妙如此。今已逾十八年矣，虽法老苍，然精神终不逮此也。嘉靖己未(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六月嘉记。”
以儿子身份批评他父亲的书法“精神终不逮此”，已觉不合，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从无发如此言论的。在“七十一岁”上加“方”字，更为可笑之至，岂是文嘉这样的文人会写出来的，其伪也就不问可知了(按：此册文徵明书亦伪)。
臆造款题的伪本中，有时在年号、干支和生卒年岁上也往往会出岔子。李公麟《九歌图》(按：实为南宋人笔)上，竟书有南宋理宗“宝庆”年号(见《东图玄览》卷四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周刊》中曾分期影印)，后于李氏去世之年达120多年。义—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文徵明书《两厢记曲辞》册的年款是“嘉靖己未六月什又二日”，离他去世的日期(那年二月二十日)已过于几个月了。不过要注意，有时作者自己出会把干支误写，以致使那件作品推前或推后，甚至成为那个书画家死后所作。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刘彦冲《仿黄鹤山樵山水》轴，从画法、款字上看来确是真迹无疑，而自题作于“庚戍(道光三十年)四月”，据其弟子顾子长所撰记文，那时刘氏已经死了三年，这个矛盾只能认为那是刘氏自己误书干支，而不是山于伪造。
书法墨迹(包括题跋)中，有些臆造乖谬的事迹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的，经过考核，看出破绽，就能断定此件必伪。如宋高宗赵构墨敕卷有关梁汝嘉事，全部荒诞失实。又如文徵明行书《醉翁亭记》册后文嘉一跋云：
“右《醉翁亭记》乃家君庚子岁(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书，时方七十一岁，故笔墨精妙如此。今已逾十八年矣，虽法老苍，然精神终不逮此也。嘉靖己未(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六月嘉记。”
以儿子身份批评他父亲的书法“精神终不逮此”，已觉不合，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从无发如此言论的。在“七十一岁”上加“方”字，更为可笑之至，岂是文嘉这样的文人会写出来的，其伪也就不问可知了(按：此册文徵明书亦伪)。
臆造款题的伪本中，有时在年号、干支和生卒年岁上也往往会出岔子。李公麟《九歌图》(按：实为南宋人笔)上，竟书有南宋理宗“宝庆”年号(见《东图玄览》卷四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周刊》中曾分期影印)，后于李氏去世之年达120多年。义—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文徵明书《两厢记曲辞》册的年款是“嘉靖己未六月什又二日”，离他去世的日期(那年二月二十日)已过于几个月了。不过要注意，有时作者自己出会把干支误写，以致使那件作品推前或推后，甚至成为那个书画家死后所作。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刘彦冲《仿黄鹤山樵山水》轴，从画法、款字上看来确是真迹无疑，而自题作于“庚戍(道光三十年)四月”，据其弟子顾子长所撰记文，那时刘氏已经死了三年，这个矛盾只能认为那是刘氏自己误书干支，而不是山于伪造。
